的，因为没有这些，他就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转移劳动力，或弃置
地力耗尽的田块以便进一步向西谋取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议会和总督参事会拥有控制西部宝库的权力，因为他们
掌握着打开这个宝库的立法钥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秘密或隐私。在耗
竭地力的现行种植制下，加上烟草价格浮动和伦敦商人需求无度，即使是单
纯出于谨慎考虑，也会使烟草种植者变成土地投机商。乔治·华盛顿虽然精
明有抱负却不搞投机，但他也抓准机会扩大占有地。他看到，人口西移会提
高山麓沃土地带的价值，因而伺机及早获取好地至关重要。1767 年 6 月，
华盛顿奉劝其运气不佳、负债累累的朋友约翰·波西上尉说，“看看弗雷德
里克，瞧海特家族和首批占有那些土地的人是怎样发财的。啊不，还是看看
我们在这块殖民地上的特大地产是怎么得来的吧。难道不是通过占有和低价
购买当初算不了什么的边远沃土吗？而今它们成了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土
地！”在十八世纪中期，即华盛顿服役于布雷多克军之后和出任革命军总司
令之前，他同他的许多弗吉尼亚贵族老乡一样，用道格拉斯·弗里曼的恰如
其分的话来说，是一个“土地猎取者”。
在弗吉尼亚，要满足获取土地的渴望，只有强壮的体格还不够，还要有
敏锐的政治嗅觉。觅取地产富源的途径不仅要穿过茫茫荒野，而且要穿过威
廉斯堡政府大楼的走廊过道。这是弗吉尼亚头面人物走熟了的通向荒无人烟
的南部和西部浩瀚沃土的“捷径”。弗吉尼亚的每一个发财机会，几乎无一
不 是用这种方式谋取的。1728 年，威廉·伯德奉政府之命勘测弗吉尼亚和
北卡罗采纳之间的分界线时，发现肥沃的洼地这一笔财富，乃将其命名为“伊
甸乐园”。他抓住当时道德上暖昧的机会从北卡罗来纳专员们手里买下了两
万英亩，这些土地原是赐给他们的禄田。1742 年，他再次获得“良机”，
取得了另外十万零五千英亩土地的专利权。他曾想无偿获得这片土地，但实
际上也只付了区区五百二十五英镑。此人谢世时在这个殖民地拥有十六万九
千四百四十英亩最富饶的土地，这既是他经办实业的成果，也是他“履行公
务”的甜头。
华盛顿早年在弗吉尼亚议会供职时所热心的诸项“公事”中，最积极从
事的莫过于为他自己和他那些同在 1754 年退伍的伙伴们谋取土地。据称，
丁维迪总督 1754 年 2 月的紧急公告已用“俄亥俄河畔二十万英亩英王土地”
犒赏了这些退伍老兵，但十八年后实际拨出数以万计的田亩却全靠华盛顿的
活动，包括在民众代表院为此提出法案、致函总督和在总督参事会上发言。
华盛顿主动请赏，指定地点，按职衔高低给不同的要求者分拨土地。他自己
获赏两万四千一百英亩。其中一万八千五百英亩是他分给自己的份额，五千
六百英亩则是他靠其特殊地位廉价买下的别人的份额。他还具有直接了解被
分土地的确切情况的便利，从而能保证酬劳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那些土地配得
上他。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没有理由觉得他不正当地肥了自己。他写道，
“我可以并非自吹自擂他说，要不是鄙人坚持不懈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
那就一块土地也得不到。”用不着更多的自谦，华盛顿还可以把他和弗吉尼
亚其他头面人物通过大沼地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取得的成千上万英亩土他说
成是自己的功劳；无论如何，政府机构的帮忙是必不可少的。
弗吉尼亚黄金时期代议制政府的弱点在于它的现实主义、实用性以及经
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权力过分等同。这是实干家的错误，而不是空想家、改革
家或革命家的过失。尽管拥有巨大土地财富的弗吉尼亚人能够富上加富，社
会阶梯最底层的白人却不时发现要爬上一层竟比登天还难，而黑人也没有机
会摆脱奴隶地位。不过，他们的贵族制度所显示的施政才能同古往今来任何
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毫不逊色。一个人一朝步履青云，便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
他。
期望用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梭那样的英国或法国政治理论家的本本来解
释弗吉尼亚的政治热情是多么牛头不对马嘴啊！深知现实生活的美洲人不需
要梦想。弗吉尼亚人愿为维护代议制政体而斗争，他们愿将“生命、财产和
神圣的荣誉”奉献于英国宪法的祭坛，但他们却没有写过一本政治理论的重
要论著。既已了解代议制政体的实际，又何必苦苦思索它应当如何如何？伟
大的弗吉尼亚人同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息息相关。他们具有强烈的经济
和政治现实感，但没有特殊的天赋去搞空谈哲学的抽象思辨。以后事实证明，
这却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之一。
弗吉尼亚的议员们何必轻视平民百姓，或激情鼓吹“富豪名门”政体呢？
实际上，他们生活在一个人民默认富豪名门执政而富豪名门又不压倒人民的
天地里。这些弗吉尼亚人对人民的意愿表现出一种不加鉴别的信赖，这种信
赖建立在一种坚实而又狭隘的经验基础之上，那就是他们的农村邻人们笃信
能力非凡的贵族富有政治才干。经商这种或发财或破落的机会，使贵族具有
活力，并加强了它的变动性。一个人可以跻身于贵族阶层，但也会由于无能
而难免从贵族地位上掉下来，或至少进不了通向政治权力的渠道。
在十八世纪，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人对本文所述的治理方式有何不
满。既然人民予以默许，居统治地位的议员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贬低自己的生
活方式。尽管十八世纪后半期弗吉尼亚有过一些小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
它们完全是在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既定体制内进行的。在较有影响的（甚至
比较革命的）弗吉尼亚人眼里，美国革命本身就是维护那个时代中庸之道的
一种尝试。
由于弗吉尼亚的统治者们钦佩英国绅士的理想，他们最谨慎地遵循的绅
士准则就是中庸。和当时某些英国绅士不同，他们不轻视贸易或劳动，也不
赞许懒散的贵族作风。他们也不同于后来杰克逊时代的一些美国人或欧洲平
均派民主主义者，并不把满手老茧的劳动者特别加以理想化。弗吉尼亚人从
布拉思韦特所著《英国绅士》一书中可以得知中庸体现在三个方面，因而必
须在精神、肉体和财产上同样地身体力行。他们懂得了“中庸是一种很值得
绅士（他被想象为刚来到自己的土地上，因而很需要一名小心侍奉其主的随
从）学习的必不可少的美德，因为它是划分社会阶层的最好标准。”这种为
治理一个群体所必需的古老美德，在那些欧洲人为之互相折磨了几个世纪的
宗教问题上，也同样是需要的。
21．“信神而求实”：
没有主教的主教派教会
弗吉尼亚殖民地并非由躲避宗教迫害的难民所建立，早期弗吉尼亚的宗
教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净化”的。英国的现行宗教生活成了移居美洲
的英国绅士生活的一部分。在弗吉尼亚历史上和经由弗吉尼亚人形成美国性
格方面，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具有决定性意义。1724 年，对弗吉尼亚有
亲身体验的休·琼斯牧师说：
如果说新芙格兰是不信国教者的收容所和宗教问题上的阿姆斯特丹，宾夕法尼亚是贵格会教徒
的保育院，马里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隐居地，北卡罗来纳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冒
险家和海盗的乐园，那末，弗吉尼亚堪称真正不列颠人以及大多数真正教徒的逍遥胜地；不骄
不颓，不亢不卑，更令人敬佩和鼓舞。
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分裂派教徒确信，他们宗教的“纯洁性”
要求他们反抗母国的制度。然而，早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反抗性社团之前，弗
吉尼亚人就开始把英国的宗教生活移植到美洲沿海来了。虽然一些小规模的
分离主义运动从中世纪起就骚扰着英国的宗教生活，但在 1607 年弗吉尼亚
殖民地建立时，罗马天主教是国教以外英国唯一的大宗教集团。弗吉尼亚的
英国国教会是个宽容的教会，它实际上与弗吉尼亚社会共生共栖，而并非众
多教派中的一派，弗吉尼亚殖民地从建立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了许多变
化，但它的宗教不知怎的仍然保持着这种宽容色彩。他们的宗教感情不是一
种激发人们重建天国或建立兄弟友爱之邦的狂热，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
操，它使殖民地的制度充满温柔的神意。古老而耐久的宗教丝线把弗吉尼亚
的社会组织联结在一起。
1720 年 7 月 14 日，罗伯特·卡特从拉帕汉诺克写信给督导他儿子学业
的伦敦代理人说：“任凭别人用他们喜欢的方法教子成龙吧，我决心要把我
们神圣宗教的原则及时灌输给我的孩子；我是英国国教培养出来的，因此我
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不过，我不能苟同华而不实的玄理以及任何超过礼仪
和遵奉国教之需的繁文褥节。信神而求实，这才是本体，而那些东西只不过
是外壳。”在十八世纪中期的弗吉尼亚，这种中庸之道不仅表现为不受极端
派偏激之言的影响，也表现为既热情又冷静地奉行英国国教的风范。那里很
少有任何派别的异端教徒。
这种中庸之道是如何在弗吉尼亚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
历史。英国国教起源于一种妥协，而且如麦考利勋爵所说，仍保持着‘罗马
天主教和日内瓦加尔文教之间的中间立场”。这种中立精神使英国圣公会教
义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国教，并有助于说明其非凡生命力的缘由。在
那个时期，圣公会教义传统上着重于制度而非信条，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
弗吉尼亚教会的宽容性质只是更突出了这个重点。
在马萨诸塞海湾，请教变得比它在英国更注重实际，而不那样醉心于教
义。英国请教徒在教义上处于禁锢状态，但在新英格兰，请教徒却自由自在
地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受到反对派的挑战，因而对
磨硕其神学之剑不大感兴趣。治理新英格兰的责任也磨钝了教义的锋芒，因
而到十六世纪后期，他们已开始作出精明的妥协，由此产生了十八世纪的公
理会教派和十九世纪的一位论教派。
由于类似的原因，弗吉尼亚的英国圣公会也就必然比它在英国更讲求实
际和倾向折中。弗吉尼亚出的神学论著比新英格兰还少，弗吉尼亚人专注于
制定英国国教的组织制度以及有关教区、教区委员会、教区委员、协助政府、
厉行道德教化和赈济穷人等问题。那种请教新英格兰通过正统观念自相矛盾
地形成的求实性，在英国圣公会的弗吉尼亚则是通过其宽容性和传统主义而
达到的。
例如，这种宗教求实精神从藏有许多宗教书籍的种植园主的图书室里就
可显示出来。爱德蒙·贝克莱——一位相当典型的种植园主贵族，卒于 1718
年——的图书室里有一百十三种图书，数量最多的一类（三十二种）是关于
宗教的。威廉·菲茨伯格、拉尔夫·沃姆利第二、理查德·李第二、罗伯特·卡
特和威廉·伯德第二的图书室藏书情况也是如此。以上仅举少数几例而已。
在这些藏书中，有关神学理论论战方面的著作极其罕见；余教书主要是一些
圣公会稽南一类的东酋，如理查德·艾莱斯特里的《人的责任》或克莱门特·埃
利斯的《异教罪人》，或《英国的无畏绅士》等等。即使偶尔有一本宗教论
战书籍，恐怕也不是神学论著，而是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著，是论述教会的组
织和管理的。
尽管英国圣公会在成为弗吉尼亚圣公会的过程中神学理论丝毫未变，但
它在体制上经历了一场显著的变化。大西洋把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与宗主
国进行的神学论战完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荒原旷野使这一来自英国的教
派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圣公会俗称“主教派”教会，因为它是主教统治的
教会，但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却根本没有主教。与异端教派相反，英国
圣公会是臭名昭著的僧侣等级制教会，但弗吉尼亚的各教区教会却是众所周
知的独立和自治的组织。在说明弗吉尼亚人善于改造英国制度、变更其外部
形式而不破坏其内在精神方面，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这一改造通过两种
方式来完成，一是废除殖民地的英国主教的权力，二是将主教权力分散到各
地的教区委员会。弗吉尼亚圣公会不是名符其实的“主教派”教会——也就
是说，它没有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783 年，即脱离英国之后。
在殖民地时期，关于弗吉尼亚是否应当有主教的问题在大西洋两岸引起
了激烈争论。虽然法律根据含糊，但人们普遍认为殖民地教会的控制权操在
伦敦主教手里；不过，较为谨慎的主教们拒绝承担他们认为无法行使的控制
权。托马斯·舍洛克主教（1748—1761 年间的伦敦主教）写道：“一个主
教住在世界的一边，而他的教会却在另一边，这种情况会使这位主教处理公
务十分尴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无益。”由于法律上的含糊、政治上
的雄心以及莫名其妙的疑惧，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从未有过自己的主教。
1771 年，在主教派教会的弗吉尼亚，其民众代表院决定采取请教的马萨诸
塞早已采取的立场：拒设主教。整个殖民地时期，这个殖民地同宗主国教会
的唯一联系人是一个权限含糊不清、被称为代理主教的官员。
由于弗吉尼亚没有主教，每一个圣公会圣职候选人必须到英国去接受任
命。舍洛克主教在 1751 年抱怨说：“那里的人们对培养自己的子女当牧师
一事感到沮丧，因为要把他们送往英国接受任命就非得担惊受怕、耗费钱财
不可，他们在这里往往染上天花，那里的本地人把它看作是致命的疾病。”
极力主张殖民地设主教的英国神职人员掩饰了那些希望当牧师的弗吉尼亚青
年人所遭遇的不幸。“即使他们有幸安全抵达，在这里也是无亲无故，只能
可怜巴巴地去求见素不相识的人，口袋里除了某种证件而外没有任何推荐情
或介绍信。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鼓起最起码的勇气，谁还敢大胆地去闯？”
一位美洲作者说，在 1767 年，这么一趟旅行至少得花一百英镑，不久前去
英国接受任命的五十二名候选人中，只有四十二人安全返回。
旅途上的风险和开销促使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建立了一个美利坚教
会，它大不同于他们声称要仿效的英国教会。没有宣言书，没有为自己辩护
的论著或支持自己立场的新教义，没有嘹亮的神学进军号一—一切都披上可
敬的圣公会外衣——弗吉尼亚人形成了自己新颖的教会体制。美国革命以前
很久，弗吉尼亚就有了自己的公理会教义了。它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教
义，这部分是因为它没有轮廓分明的神学盾牌。英国圣公会古老的等级制大
厦好比一堵挡风的墙，弗吉尼亚人躲在这堵墙后面建造他们自己朴实的自治
平房。他们如此不事张扬，又如此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