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土地、农具、牲畜。②
在“新解放区”（如南部省份），土改在1949年之后才开始，
它遵循1950年6月颁布的更为温和的土地改革法，强调保持“富农
经济”的必要。然而到了1950年10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开
始执行的是一个强硬得多的土改路线。大约有80万地主最终作为“反
革命”被处决。③
土改通常在村一级开始，随着一个由十多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工
作队”进驻而展开。这十多个干部里约半数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农民，
半数是城里人，通常是知识分子，被下派到农村，以证明他们对党
的事业的忠诚以及在土地革命的烈火中培养革命精神。一个地区土
改的基调，通常是根据工作组在精心选定的几个村作“试点”取得
的最初经验而定。
工作队在最初几个星期里生活在村里，帮助农耕，熟悉本地情
况。在附近城里的上级官员的密切监督下，工作队对村民家庭的阶
级状况作一个大致的估计。阶级成分的划分依据是村民们当时（或
土改三年前）拥有的土地数量以及他们的收入中来自于出租土地及
雇工等剥削收入所占的比重。贫雇农被邀请参加贫农团（贫农团由
工作队密切指导，工作队本身由一个党组织机构严密指导）以帮助
决定村民们各应属于什么社会阶级。最初划分的成分可能根据农民
的意见或上级指示而多次修改。
将村民划分阶级是土改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一个人的名字在
工作队张贴于村中心开会处的官方公告中所列的位置将不仅决定他
在土地再分配中的得失，而且决定随后数十年官方对其政治可靠性
的评判。在有些场合下，这一划分甚至可以决定其生死。农民认识
到划分谁应该属于什么阶级的过程肯定是极不精确的，这肯定已引
起许多农民的极大不安。
在土改初期，决定谁是地主、富农……的官方标准是模糊不清
的。即使后来一个详细规定如何划分阶级的细则取代了原来那个草
略的大纲，大量模糊不清之处依然存在。一个家庭究竟拥有多少数
量的土地？即使丈量可以得到这一精确数字（由于缺少官方记录，
通常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仍须考虑这些土地中究竟有多少是
价值高的肥沃土地，有多少是只能勉强耕作的土地，从而决定这些
土地的真正价值。由于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通常是以小块形式散布
村中，作出这一估价将极为困难。一个人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来源于
“剥削”？由于缺少系统的文字记录，这一数字也很难得到。但是，
这些数字很可能决定他被划为富农还是中农。一个家庭的农具究竟
值多少？其犁具是否已破烂不堪到不能使用，或者是还有价值的农
具？其水牛或骡子是役龄将满还是尚可长期役使？这些问题的不同
答案就有可能使他被划为中农或者贫农。一个看起来富裕的人有多
少收入来源于其合法拥有的商业企业，如一个小药店，又有多少来
自于他在村中出租的小块土地？这可能是区分他是一个地主或者只
是一个小土地出租者的依据——在土改的某些时期，这一区分甚至
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①
在政治高压气氛下，没有经验的工作队干部们，他们自己也会
处于来自上级相互冲突的政治压力之下，可能会试图向目不识丁的
农民解释这些复杂的差别。而农民与同村村民的关系有亲有疏，为
忠于某一派而不明事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作出的结论会
客观准确而不带感情色彩，事实正是如此。土改工作队难以避免的
错误带来的遗产之一是一系列持久不断的怨恨。这些幽怨成了随后
数十年形形色色的个人及政治冲突的根源。举例来说，如果许多村
民认为老王实际上应划为富农而不是中农，如果老王具有全村里许
多村民讨厌的个人性格，村民们就会对老王发泄私恨，而这种发泄
就可能引发或大或小的冲突。或者假如小李被划为富农，而许多熟
悉他的人认为他只应划为中农，那么他的朋友们就会对负责把他划
为富农的人永远耿耿于怀。
准确划分农村人口阶级成分的压力使得在农村基层指导这一任
务的工作队干部们付出了代价。许多干部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真
心实意地试图完满地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不仅要对付当地农
民的隐瞒行为和各种伎俩（传统上这些农民不相信外人），例如地
主将财产“赠送”给亲友或将财产隐匿起来，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像
穷人；再如，贫农们说，他们有些日子过得稍好一些的邻居实际上
比表面上更富有，等等；工作队的干部们而且还要对付政府政策上
的变化，诸如这个月说“地主”的界限要放宽些，而下个月则要求
更严格些。有时候，他们还要在自己的良心和政府政策之间取得平
衡，不管他们实际调查结果如何，政府至少含蓄地下个指标，要求
在村里一定要划定若干比例的地主名额。作为经历如此遭遇的后果，
有些干部政治上被毁了，或是心理上垮了，而不是在革命斗争中锻
炼得更坚强。①
阶级成分划定后，土改中的“斗争阶段”也就开始了。最坏的
地主——其中那些曾犯有残酷剥削和虐待佃户罪行的人被称为“恶
霸”，另一些人则称为“土豪”和“反革命”——被带到村民大会
上。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村民们开始控诉，有时候是殴打（有时甚
至打死）这些从前的地方精英。通常刚开始时，村民们不太愿意以
这种方式批斗地主，或许他们与地主有着血缘或个人情感上的联系，
或许仅仅是出于对这些从前村里的头面人物的尊重，有时则是担心
有朝一日地主会重新掌权。有时基层工作队不愿积极消除农民的敌
意，必须由上级向他们施加压力，以推动农民们参加阶级斗争。一
旦阶级斗争的冰盖被打破，当地积极分子（通常是一些活跃而有政
治抱负的年轻人）便开始出面带头斗争地主，大量的批斗常常随之
而来。在酝酿对这些前地方精英发起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试
图摧毁农村中这些地方精英传统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看来在很大程
度上共产党取得了成功。①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摧毁中国农村中传统权力结构这一政
治性的任务才是土改的主要目标，然而，在农民看来，土改的主要
目标则是经济性质的。绝大多数贫农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
望。在对地主（激进政策时期还包括富农）进行剥夺后，其绝大部
分土地，连同由传统组织如家庭、寺庙所拥有的全部土地，被重新
分配给穷人。这一分配通常是经过谁是真正的穷人以及谁需要多少
土地的激烈辩论之后进行的。如此重新分配的结果常常是村里每户
人家都拥有一小份土地：中农们保有其曾经拥有的土地，地主（那
些幸免于被打死和被处决者）留下与中农相当的财产，富农（至少
是在“维持富农经济”政策时期）被允许留下其大部分土地和牲口，
贫农获得与他们从前曾经租耕的面积相当的土地（实际上常常就是
其过去耕作的同一地块），雇农获得与贫农一样多的土地。②不过，
土地重新分配是以村为单位，而不是几个村子在一起分，因此，一
个富裕村里的贫农最终可能获得比另一个贫穷村里的中农更多的土
地和粮食。
互 助
20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里流行的官方口号是“发家致富”——
鼓励个人享受土改的成果。但是，绝大部分贫农几乎没有致富的现
实希望，至少在近期内如此。的确，他们不必再为其耕作的土地缴
纳地租，但他们仍然要为其产品纳税。在50年代早期，虽然税收政
策也同其他政策一样有很大波动，各地干部收税方法也不尽相同，
但是农村总的税收负担要比在旧政权下为重，尽管税收负担比过去
要均匀得多。①虽然贫农在纳税后的盈余比在旧制度下交租后的盈余
要多些，但他们仍穷；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贫穷的一部分原因是要
为其耕作的小块土地交租；同时，也因为贫农在经济、社会及个人
方面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他们缺少农具及牲口，以便
能够有效地耕作其土地，同样更为经常的是他们缺少信誉，借不到
钱来改善其农业生产或者帮助家庭渡过难关。被困于不幸境地而难
以脱身的穷人们还常常因为他们不能适应在村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亲
情关系网，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的，而使他们逐渐疏离传统上将村
邻们联结在一起的良好情感这一纽带。有些人的贫困则是因为家中
缺少强壮的劳力，或者是因为缺乏从事有效劳动所需的技能、积极
性、纪律。②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只靠简单地重新分配村中的土地就能解决
的，而有些问题甚至因为土改而变得更糟了，例如缺少农具和牲畜
这些有效耕作所需的最重要因素，土改后农村中为购买农具和牲畜
提供信贷的来源几乎完全枯竭了。过去，主要的信贷来源是本地地
主和富农的高利贷（提供信贷实际上是他们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虽然利率可能会因为借贷人之间有着良好的私人感情或者借款人处
境非常艰难而有所降低。土改后，只要利率适中，私人借贷在法律
上仍然是许可的，但是即使那些富裕农民有钱可以出借，他们也不
愿意这样做，因为借钱极其明了地显示了一个人的财富。而在新社
会，这是一桩危险的事，因为新政府没有明确保证这些借款将来必
须偿还。①在这种情况下，穷人的农业生产和可支配收入都停滞不前，
贫农和富裕农民的不平等状况依然如故。有时，这种差距甚至扩大
了，以至贫农由于没能靠新获得的土地生活而开始成为富农的雇工。
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不可能向村民们额外提供更多的土地，
以及至少在目前，也不可能增加资本数量，所以政府主张采取建立
互助组这一解决办法，据认为这一办法可以较好地利用有限的生产
资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温和的革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民
们被建议以传统的合作形式为基础建立互助组。在此之前，邻近的
家庭已经习惯于根据亲情关系组成小组，在收种等农忙季节里合作
安排农事。起初这些新的互助组约由三五个过去农忙时曾经互相帮
助的农户组成，它们基本上是旧式互助的翻版，主要的区别在于新
式互助组的劳动交换较之过去的互助形式有更为正式的记帐程序，
并且全年可进行换工。②
扩大劳动交换的一大传统障碍是如何才能确保平等互利。例如，
如果一个家庭比另一个家庭有更强的劳力和更好的农具，那么为什
么这个家庭的成员要在邻居的田里花上一天，而换取的只是其邻居
带上其较粗陋的农具用较弱的劳力所作的较低质量的一天劳动呢？
过去村民们解决或避免此类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将合作互助范围限
制在一个相互间有着紧密的亲朋关系、家庭条件大致相当的小组里，
以促进相互信任；办法之二是将劳动互换范围限制在某些易于监督
管理的特定农活上。但是，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对每家
每户就某一共同事业所作贡献进行客观估价，如果有个制度能保证
每个家庭都承担起应作贡献的份额，那么参加合作的户数将增加，
劳动交换的数量和质量也将提高。这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助于改
善那些进行互助合作的农民的生活。
因此，尽管在共产党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早期互助组与传统的劳
动交换小组很相似，它还是有两点重要的革新：一是有一个官方指
定的领导人负责管理互助组，二是以“工分”制来记录每一个组员
的贡献大小，并根据“工分”计算报酬。一旦有了这两项革新，地
方官员就可以推动互助组扩大范围，互助组规模变得更大，而且由
只在收种季节合作发展到全年合作。
不过，扩大互助组规模和功能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农村传统的生
活架构，从而引起紧张和冲突。互助组成员的范围愈是超出邻居和
亲情的小圈子，据以维系组中成员相互信任与理解的纽带也愈是脆
弱，对于合理的领导、劳动分工、生产计划等的意见也愈难达成一
致。简迈尔达尔曾采访过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这样描述了那些困
扰着他的羽毛未丰的互助组的冲突：
互助组中有八户，我们拟定了一个时间表，今天为这家、明天为那家干活……。但是，
制定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易事，为此有着许多争吵。李仲银（音）争吵得最厉害。他总想占
先，因为谁先耕种常常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同意轮着来，可他从未满意过。①
互助组越大，组员们拥有资源的种类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潜
在利益也越大。但是同样，互助组越大，那些拥有较好农具和耕作
技术以及具有较高工作热情的组员们就越有理由担心他们是在贴补
那些生产能力差或者懒惰的组员。政府官员们不得不一再向村民们
施加压力（这在有些地方更为成功些），以抵制所谓“将找将、兵
跟兵”的倾向，即家庭境况较好的农民之间组成互助组，他们排斥
家境较差的农民（不过，富农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政府将互助组
作为孤立他们的一种手段）。互助组规模和多样性的扩展为组内长
期不断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互助组内工作种类的增加也可能引发持久的冲突。组员间的劳
动类别越是不同，越是难以确定每一种劳动的相对价值，对于每个
人的劳动究竟应得多少报酬的潜在争议也越大。迈尔达尔曾采访过
的那位农民说道：
当劳动互助组的头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天总有人说“你不公平”，例如有
时候某人会嚷着“该轮到我了，你没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吗？草可不会轮
流长。如果今天你们不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来，我们选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对
付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正如我所说，这不容易……，怨怒和争吵有的是。①
要是互助组规模扩展慢些，要是组员能看到他们能从政府所曾
寄望的生产的扩展中明显得益，这种紧张便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
而，在对互助组进行了数年相当谨慎的试验之后，到1953年末，政
府开始加快建立和扩展互助组的步伐，而这种扩展只给农民带来了
一定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建立互助组并非单纯是为了更好地控制
他们以便从农村获取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业。②
获取这种农业剩余的办法是1953年秋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
这一制度取消了农村中独立的粮食市场。粮价由国家规定，每个地
方都有交售公粮的指标。向每个农户下达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像互助组这种规模的团体则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个农户
都加入互助组也就势在必行。在农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
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
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许多地区报告缺粮。①
当农民不仅发现他们要在一个新的组织里与那些他们曾不愿与
之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劳动，而且发现他们辛劳所得的收入也
在减少时，他们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时他们不满的焦点常
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