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美和解和越南的入侵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更加高大。
虽然美国没有在政策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协调，但是华盛顿认为北
京的政治和外交干预大体上是对美国利益的支持。美国不体面地从
越南撤离，此事离现在太近了、太令人痛苦了，以致美国不可能重
新直接干预该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克制政策使中国承担起东盟国家、
特别是泰国安全的间接保护人的角色。仅仅在几年前，这种角色的
转换是不可想象的。邓和其他领导人许诺，一旦越南进攻泰国边境，
中国将给予泰国军事援助。
对中国来说，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这一地区的领导人相信，中
国的声明反映了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真诚愿望，而
不是以越南为代价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他
们对这一地区没有长远的野心，他们只是试图迫使越南吐出其侵略
果实，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柬埔寨。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承诺仍表示怀疑，但北京在这方面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在1981年7月联合国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议
上，中国坚决支持东盟国家，使这一进展达到了顶点。中国联合泰
国和新加坡，组成一个外交“统一战线”，阻止了除社会主义集团
外对由越南扶植的政府的广泛承认。中国在东南亚也成功地孤立了
越南。与此同时，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外交透明度
大大地增强了。因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对越南的惩罚性战
争有助于为北京创造更大的长远政治机会。
然而，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的对越战争留下了令人忧虑的遗
产。邓宣称中国对越战争已取得了圆满胜利，但这似乎不符合事实。
战争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从而损害了中国
军队的声誉。越南在毗连中国的北方省份重新部署大量前线战斗部
队，而对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起到明显的牵制作用。同
样，中国的军事压力并没有迫使河内重新估价它对西方国家的政策。
而且，战争的最大后果是，越南在安全方面更加依赖苏联了。
事实上，中国（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调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
年底无节制地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中国的税收负担已很重。中越
战争中更新所损耗的设备的费用更使中国的预算来源几近枯竭。不
断增加的预算赤字以及过分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
形势下中国潜在的负担和危险。当初与美国和日本关系取得突破性
进展所带来的喜悦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静地估价与两国
关系的潜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潜力。早在1979年2月，中国官员
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预算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及时履行建造工
业工厂的合同。由于对越战争的代价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缩
减基本建设和购买技术的资金。这一问题马上成了决策议程的中心
内容，从而导致6月份宣布实施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政策。①
中苏关系的迂回曲折
虽然华国锋因在 1978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而
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主要的批评，但此间邓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损害。
1979年4月初，卡特总统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
这一法案所包括的条款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安全）大大超过
了卡特政府原来所期望的以及中国原来所预料的范围和程度。①早在
3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就在私下和公开的声明中警告说，该法案“违
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
“很有害的”。②4月份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重复了这些
警告，并提醒他们，该法案实际上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失去效用。
③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强硬外交都没有
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更广泛的亲北京倾向。甚至在默许中国今
后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方面，华盛顿的官员们仍持谨慎态度。因为
他们担心这种默许只能进一步激化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此
外，卡特政府竭力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邓和其他领导
人强烈反对这一条约）表明，卡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制定美国自身
的政策，而不是巩固与北京的关系。
因此，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是喜忧参半，它很可能损害邓
的政治声誉，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地位的话。邓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热
衷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包括与西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在取消或延期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后，这些机会似乎是靠不住
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和西欧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它们在中国较早地获得了立足点）。而且，
邓对南部邻国的好战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实
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年4月
3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年签订的为期
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
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①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
判，这与1969至1978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
边界的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
在中苏关系的原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
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
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
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
1975年12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员（1974年初，
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对他们
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
样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
行，没有来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
莫斯科改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
地说，这与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自从6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
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
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
领导层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
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
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①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
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主席陈云（他是经
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
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
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②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
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
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
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
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
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
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
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
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
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然而，由
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
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
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
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
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
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③ 邓认识到
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
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
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
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
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
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
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
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
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
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
—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
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
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
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
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
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
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
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
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
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京建议，建立一种他
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①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
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美
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
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
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
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
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
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
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
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
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
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
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
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
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
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略者采取针
锋相对的行动”。①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
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
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
观察员将苏联的行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
缩。②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
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
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
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
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
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
这个‘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①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
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
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
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
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
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
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
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
家”应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
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
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
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
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
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
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
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
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 1971年 8月
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
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
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
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
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
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
展，而这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①纵观整个70
年代，印度对北京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年
之后，1976年双方又重新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
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