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③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④
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37
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
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
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
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
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⑤这样，后来的“四
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
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
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
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
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
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
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
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
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由于受到左派
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
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
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只
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②这种平均主
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荒年里，
对农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
位。生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农村中最具凝
聚力、最和谐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
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
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年开始，激进派号召向大队核算转变，
但这种做法在周恩来反击以前，已于1970年被制止了。①农村激进主义的另一个
标志是要收回农民的自留地，这个方面，他们似乎也早在林彪覆灭以前的1970
年就往后退了。②统计表明，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统计表明，粮食产
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也没有普遍发展。③
然而，1972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一
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文章没
有能够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反击，
但毕竟最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④在1972年5月20日至6月底于北京召
开的有300多位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周深化了对林彪的
批判，并且赢得了毛的坚决支持。⑤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摧毁左派，因为说到
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
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①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
议筹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十大的三
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②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
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
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
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③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党章
中被划掉了，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
件，相反，他们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
“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④无法了解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
的话，但在周的报告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⑤
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
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①
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
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
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
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86岁）和董必
武（87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
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
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
要求态度暖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
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
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
过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兵，
准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
“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月，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②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最初允许进行这种看来稀奇古怪的联系的，是1973年8
月毛对清华大学一个学习小组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指出可以将批林批孔结
合起来进行。①但是，清华大学的学习小组肯定已经从毛在1973年3月召开的、
旨在批判林彪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启示，毛在讲话中认为既需要批判
林彪，也需要批判孔子。在5月和8月的两首诗中，毛泽东强化了他发出的信息。
毛写这两首诗意在批评中国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郭沫若，因为郭沫若称赞儒家，谩
骂儒家的主要反对者，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②中国人常不适当地把毛比作
类似秦始皇的开国皇帝，③而秦始皇是遭到中国历代历史学家辱骂的专制统治者。
到8月，毛的讲话肯定已经在政治鉴赏家中广泛地传开，激进派控制的《人
民日报》发表了一位广东教授撰写的文章，提出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些主
要观点，其中包括与当代中国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观点。他引用了孔子的《论
语》中的一段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虽然转弯抹角，却明白无误地
批判了周恩来重新起用一些高级干部的措施。使人产生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周
的姓氏的缘故，他所批判的一位公元前12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正好与周
恩来同姓。④（原文如此——译者）。
当这篇文章在中国上下讨论的时候，江青跑到清华，组建了一个班子，为全
国性的官方批判运动提供理论武器。⑤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
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
表6 1969年4月—1973年8月领导班子的变化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同时负责首都另一所重点院校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他的助手是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原文如此，实际上，
谢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中——译者），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命
委员会副主任。①
1973年秋天，迟群和谢静宜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2位（后来增加
到32位）学者，专门进行研究，撰写文章，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为了现实
政治的迫切需要，去进行历史类比。这个理论批判队伍被称为北大—清华两校大
批判组，简称“梁效”（两校）。梁效成员搬进专门的办公地点，配给特供伙食，
从事收集材料的工作，而这又常常是根据江青授意进行的。②他们成为“四人帮”
在全国上下建立的帮派体系的核心。③1974年1月18日发布的文件，是“梁效”
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这标志着官方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批林批孔”）的正式开始，
它由江青和王洪文一手策划，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
孔”运动作舆论准备，预示着它的到来。④这看起来像是不断深入的清除林彪在
党内和军内的支持者的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这场清除余党的运动后来被称
为“读书班”，由王洪文负责，企图乘机控制军队。但由康生起草的这个社论，
真实目的在于搞垮周恩来，这从上年8月第一个借口出台时，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⑤
1月24日，据说未经毛泽东批准，但可能得到毛的首肯，江青等人召开了
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又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
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在会上作了讲话。
①随后，他和她的大批判组四处活动，甚至插手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发表讲话，
或如后来人们描述的那样到处“点火”。②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控制了全国城
乡各单位的政治行动，批判文章充斥了新闻媒介。③
批判保守势力的复辟是这场运动的一个主题，强调在要求前进的人和企图倒
转历史车轮的人之间，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④另一个主题是在儒家和为秦始皇
服务的法家之间进行比较，⑤正是法家向秦统治者证明了实行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这种类比，进一步深化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在大量的讲话和文
章中，周公的罪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⑥
不管这场喻古讽今的大批判对活着的周的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身患癌症，总
理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不得不中断工作，同意手术。⑦ 1974年 6月1日，他
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住进首都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⑧从那
时起，他主要是为了重大政治目的进行出击，⑨才偶尔离开医院。但如果激进派
认为他们长期以来穷于对付的对手将要消失，并为此洋洋得意，他们的满足只是
十分短暂的。周身患绝症，促使毛着手解决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式令他的激进的追随者沮丧透顶。
邓小平的复出
毛必须找到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主席认为大乱达
到大治，可能也为全国性的动乱激动不已，但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一种稳
定力量，以避免全面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在更早些时候如大跃进时
期，周恩来一直发挥这样的作用。虽然他为应付局面（或是为应景）仍可从病床
上挺身而起——最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月13日他离开医院，在四届人大第
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已不可能为处理国家每件重大事务而
长时间地辛勤工作了。
对毛来说，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时，毛以为他在
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些政治技巧。①但王并不具备这些技巧。更重要的是：
尽管王洪文地位很高，实践证明他不过是江青和张春桥手中的玩物，②这就破坏
了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生力量的可信度。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历史学家另
有所图，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证据，即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
和江、张靠得这么紧，以致于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不是接替周恩来的合适人选。
到毛开始警告王不要与江青拉帮结派时，已为时太晚了。③
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中国
2000多年延续下来的男人当权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这种文化的偏见，使她
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充满了障碍。毛意识到，作为一个妇女，江青是一个政治包袱。
因为妇女统治违背了儒家的父系继承制度，因为她们所谓的错误行为，女性统治
者的历史都受到男人历史学家们的谴责。从1974年起，江青一直试图改变西汉
吕后和唐代武则天女皇的反面历史形象。吕后、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
向来是历史学家主要的攻击对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帮仍然在推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
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段时期里，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示不信任，
显出一种分离的倾向。婚姻冲突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特里尔的记载，1975
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住在里面），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特里尔的材
料说，这是她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发生了分歧，而不只是感情纠纷。①毛也要人
产生这种印象。1974年3月20日他对江青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
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
1974年7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在他们的同事面前第一次公开批评其
夫人的政治行为，把她和她的盟友称为“四人帮”。他告诉大家，江青“只代表
她自己”，她“有野心”，“想当党的主席”。②但在中国政治圈子里广泛流传
的一个故事是，江青之所以搬家，是因为她对毛泽东个人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满，
江青对此曾大发雷霆。然而，还有另一种说法，不管江青对毛泽东这些生活中的
事情怎么看，她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搬出了毛的住处。似乎确切的是，在
政治上毛和江青仍然互相需要，不管他怎样责难她，他坚持强调她的错误是可以
改正的。③一位中国观察家提供的一项证据表明，毛对“四人帮”的攻击是为了
解除他们敌手的武装所放的烟幕的一部分，暗示他与他们已分道扬镳。果真如此，
那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