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
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江
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参加派性
斗争的群众组织的政治导向，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
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
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
止对它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
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指责
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同时试图怂恿她废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月中旬，成立
了一个以“百万雄师”著称的保守组织。该组织的计划是保卫军区
和大多数老干部。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
中党员占85％，而且至少获得了大多数地方武装的暗中支持。陈宣
称，军区司令部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
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陈及其部属的真正
偏向大抵是很明确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
市存在的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
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
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
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
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
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
论公正与否，这两人拿出来的毛和周的指示是：否定军区司令部，
批评“百万雄师”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
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
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
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
队夺取了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
离开武汉，飞往北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
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受到控制。
激进派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
忠行为而受到严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
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
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
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感到惊诧，在文革领导小组
的手中，林彪对一个完全遭到排斥、甚至不驯顺的军区司令员竟然
会友好相待。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
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
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
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
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①她那个级别的领导支
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
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高涨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
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公使馆（原文如此。应为英
国驻华代办处——译者）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
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
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意欲指向周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②为
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
出的“另一个刘少奇”，③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
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
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
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
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
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
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
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广州军区司
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谭
震林”。②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
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都反对文革小组的这种煽动，他们有共同的理由：
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
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
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运离他似乎在追求的、令人
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在8月底，文革小组重新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
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
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
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
把“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判李先念、李
富春和陈毅，因而受到控告，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
本人。8月，责令激进派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负责。③
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
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
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
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
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
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①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
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
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
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
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井”。她继续为自己提
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
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
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被迫发表了一份
表示自我批评的声明。②
8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
影响。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
重心从旧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月，毛泽东
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未来的“文化大革命”
所作的“伟大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要求结束混乱，在22
个尚未组织的省级单位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
到1967年底，在组织“革命委员会”取得进展的同时，夏天的
事件也重新调整了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形势
对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
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年8月的高水准。在群众运动和人民
解放军之间，即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之间被迫进行选
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军
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
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
牲品关系最为密切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
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
的副主编。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
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
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便转而寻找新
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林彪。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政治
联姻。陈伯达能给林彪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
林自己在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林彪可以给陈伯达提供
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
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陈伯达开始与
林彪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
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
年春天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
内仍有神秘的混乱，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年
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
①
清洗杨成武看来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个典型事例：
各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
的冲突，以及人民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
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成武的突然失宠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1967年底以前，杨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就像他7月
份那样，陪毛去武汉完成类似的任务。不论在山西还是河北，杨都
支持保守派反对他们较为激进的对手。在山西，杨拒绝支持激进的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反对该省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挑战。在河北，杨
支持保守的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联盟反对一个一直得到谢富治撑
腰的与激进派类似的联盟。
更有甚者，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来一边，
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交锋。显然，杨和傅对与周关系
密切的一大批军队干部提供了军事保护。解除戚本禹的职务后，杨
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
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不管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对包括江青和谢富治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剩余成员来说，认为杨
正在为控告他们寻找材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杨成武也卷入了军队内部两败俱伤的斗争。尽管杨与林
彪有某些历史联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军委直属的野
战军而不是在第四野战军工作。杨与包括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内的杨
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而林显然怀疑杨的忠诚。同
时，林也把清洗杨成武当成是打击他自己的对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
一种手段，聂和徐曾是杨成武所在野战军的上司。
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
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尤其是保
护高级干部免受激进派的冲击。他被解职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
第一，它能使林彪加强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
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现在林彪能够把他的五个亲信塞进这个
要害部门，这五个人是：吴法宪；黄永胜，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现在代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
会作；林的妻子叶群。①
激进的群众组织提出抗议，他们宣称新的革命委员会不足法定
人数。这种运动开始回潮，并合法化。这就是杨成武事件的第二个
结果。在山西、河北、山东和广东，暴乱尤为广泛。在北京，清华
大学对立的双方以校内建筑物为工事保护自己，他们在大楼前面设
置水泥路障和铁丝网，而且用弩机各自向仇敌发射砖块。
在广西这样的省份里，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发生。
对立的组织都从开往越南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上偷取武器。他们用
机关枪、火箭筒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战斗。人们在香港附近的水域
发现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常被捆绑起来的尸体。它们是武斗的牺牲
品。
正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引起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镇压和解散红卫
兵。7月底，毛命令部分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精锐保安部队——8341
部队，与北京一个针织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一起进驻清华。几天后，7
月28日夜，毛接见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听到蒯大富抱怨：有
一只“黑手”把工人派到学校来镇压红卫兵，毛宣布：“黑手仍没
抓住，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毛对红卫兵搞武斗，而不是进行合
理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
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
人不高兴，你能用这种方式把全国团结起来吗？②
除非红卫兵能把事情办好，否则，毛警告，“我们将诉诸军管
（对学校），并且要林彪实施指挥。”
此后不久，正如毛所威胁的，军官监督下的“工农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开始进驻中国的主要大学。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访问团
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转送给清华的宣传队，代表个人对他们的行动
表示支持。毛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工人阶级”
手中，而不是在学生手里。以此作为压制红卫兵的理由。8月中旬，
毛发布指示，宣布“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
作中的领导作用”几周后，他命令，与“解放军战士”配合的“工
人群众”应领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①
姚文元曾写过论海瑞的文章，发起了文化大革命。8月底，他又
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实质上突然中止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
姚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严厉批评过激的群众
运动。文章的作者以此为基础登上权力宝座。文章说，红卫兵运动
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由于参与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姚
表示：“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
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
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②由于实行这样的
领导，遗留的群众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的报纸和期刊都停止发行。
到年底，在遣散红卫兵组织的同时，开始了数百万年轻人的上
山下乡运动。12月，毛又发出了一个指示，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到1970年底，
约有540万青年人被转送到农村。大部分人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