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也是群众代表、党的干部和军人组成的作为在刚刚被红军“解放”
的地区的临时政府的三结合机构。但在1967年使用这个名称也强调
了关键的一点：像它们在延安时代的前任一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现
在只被视为在某种更为持久的组织建立之前的临时政府。似乎毛这
样做是想用某些方式降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很高的群众动员的程
度。
1967年初的第三个紧迫问题是成立这些革命委员会的程序。随
着全体选举思想被放弃，党的机构一片混乱，能在全国基础上组织
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中的唯一成份便是人民解放军了。因此，
北京批准的程序是：推翻地方党委之后，地方卫戍部队（负责城市）
或军区（负责省）领导将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
维持生产，并开始挑选群众代表、干部、军官进入革命委员会。军
队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组，它不仅负责决定哪些干部能
在文革中生存，而且还决定哪些群众组织有资格代表革命委员会。①
1967年初推翻党委的行动被中国人自己称之为“一月革命”，
国外则说这等于是武装夺权。但不论是比作一场群众革命还是说成
一场军事政变，都不能正确理解这段时期。一月革命的确卷入了公
众的不同政见、群众组织和1949年以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对政治的不
满。但是，官方的言论还是说，一月夺权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推翻
权威，还不如说是恢复秩序。也应该承认，由于国家落入军队统治
之下，夺权的主要受益者是人民解放军。但1967年初军队干预中国
政治是执行了北京的文职权力机关的训谕而不是为了对抗他们。如
果说中国1967年1月发生的事件可以算是一场革命的话，换句话讲，
那也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如果这些事件导致了军事统治，其结
果也是一个文官集团决定利用军队去推翻另一个集团的反映，而不
是一场反对文职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三结合”的主要参加者
作为创建革命委员会的框架建立的三结合机构限定了此后十个
月里的主要问题。在多少行政单位和在什么级别的政府中夺权？在
各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如何在三结合中的三方之间均衡权力？
三结合原则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政治中造
成的主要分歧。在省、市一级，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都竞相代表
革命委员会。在北京，三结合的每一方都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有自
己的靠山：周恩来和其他资深文职干部代表干部的利益；江青、陈
伯达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代表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利益；林彪及其
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伙代表军队的利益。
但如果说这三个独立的系统内部是团结的话，也是不正确的。
正像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的群众之间存在着冲突一样，在
军队内部，同情和反对林彪的部队之间也有分歧，在愿意跟着文化
大革命走和要抵制它的两派干部之间亦有分裂。重要的是，这三个
组织系统，抑或它们在北京的大靠山，没有一个能获得或保持住毛
泽东的绝对支持。
通过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三个独立系统各自的利益和行为的分
析，首先是从残余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入手，便于人们去理解在
1967年剩下的时间里和1968年上半年发生的事件。到1967年1月
底，显然中国的每一个党政官员都面临着激进组织的批判、免职，
甚至人身攻击。一些干部已经下台，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目
标，如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以及1966年底红卫兵运动的激进化
和1967年1月第一次夺权浪潮的受害者，如陶铸和曹荻秋。其他人
如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副总理们受到了严肃批评，
但实际上没有被免职。其他地方，大批干部还命运未卜。各级干部
都在观望，看他们是否能被任命到军队扶持下正在组建的革命委员
会中，而他们的下属则保留了职位，其权力虽被削弱了，但没有被
彻底剥夺。
如周恩来所代表的那样，干部们所关心的，首要的是减缓文化
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冲击。周在这场运动中自始至终的目的是，
尽最大可能：（1）使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免遭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
性的活动的冲击；（2）阻止群众组织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夺权；
（3）限制任何群众组织活动的地域范围；（4）确保正常的生产和
行政工作的进行。①此外，周力图保护一大批高级干部免受红卫兵的
攻击。据说在1月份，他邀请了二三十名内阁部长来中南海，轮流
住在戒备森严的领导人的寓所里，并把许多地区、省和大城市的第
一书记转移到北京，以使他们免遭当地红卫兵的骚扰和批斗。②
尽管干部们在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
中国不同的官僚集团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干部，尤其是低
层干部，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次能青云直上的机会，或借机对那些
心存芥蒂的同事进行报复。因而，在一些省、市和自治区，出现了
低层干部与激进的群众组织串通一气，从他们的上级手中夺权的形
式。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代理书记纪登奎，当然还有上
海的张春桥，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所有这些人都直接因为文化大
革命而在他们的省里爬上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为以后的纷争埋
下了伏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干部，在
70年代后半期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发生了对抗。
第二个重要的独立系统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由它发动、保护并在
某种程度上由它指导的激进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
似乎一直是搞臭尽可能多的干部，给群众组织以最大限度的活动范
围和自主权，并尽可能多地让群众代表充实进革命委员会。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早在1966年8月，文革小组就开始拟出一份包括中央
委员会、省级党政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委员在内的，他们认为是革命年代里的“投降主义分子”
和1949年以后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1967年底和1968年，
这份名单的范围进一步被扩大。例如，据说到1968年8月，康生炮
制了一份包括一百多位中央委员和37位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在内的
长名单，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①此外，中央文革小组顺顺当当地利
用红卫兵组织去组织群众游行，批斗党和国家的官员，从其家宅中
强取可用以进行诽谤的材料，甚至对被他们怀疑为“修正主义分子”
的人搞逼供信。有时甚至还连及他们的家人、保姆或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②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活动导致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他两个
独立系统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把政治斗争的范围扩
大到实际上包括各级官僚机构的所有官员。而干部们则显然力争把
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限制在少数人身上。中央文革小组希望给予
激进的群众组织更大的自主权，以从党委和政府机构中夺取权力，
而像周恩来那样的文职官员，则试图把夺权置于上级权力机关的控
制之下，并把群众组织的功能严格限于监督，而不是行政管理方面。
此外，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
与人民解放军的冲突也开始加剧。1967年1月，当夺权刚开始之际，
陈伯达就把文化大革命与40年代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作了比较。而
后，他说，八路军夺取政权，实行军管，并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取权力的”是“群众”，而不是军队。③因
而，毛给予人民解放军在瓦解党的机构、组织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
比中央文革小组愿意提供的要大得多。更糟糕的是，地方驻军并不
总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把群众代表如数安插到革命委员会，
或者不是从它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中安排进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因而，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某些心怀不满的红卫兵组织
去攻击地方军队的司令部，并因此使人民解放军和北京的中央文革
小组之间关系紧张。
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本身
的激烈冲突。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队的地位在整个1966年和1967
年初稳步地提高了。现在，文化大革命一旦进入夺权阶段，军队在
中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其职责不仅是为向党组织夺权助
一臂之力，就像1月23日它奉命行动的那样，而且也保证维持以后
的秩序。对第二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在重要仓库、银行、电台
和工厂派驻军队；对春耕实行军事监督；对民航实行军事管理；以
及在那些已经夺权的重要行政管理区域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①在文
化大革命中，共计有200万人民解放军参与了民事。②
从总体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似乎只关心一件事：维持
秩序和稳定；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垮台；进而避免在中国出
现易遭外来侵略的境况。此外，最大限度扩大军官们在新成立的革
命委员会中的影响、增加军队代表的人数、保护军队免遭红卫兵的
攻击与某些军官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利益之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内部的分歧
看来与不同阶层干部内的分歧或这个国家的群众组织内的分歧完全
一样大。③有些分歧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分歧渗入
到地方和主力部队之中。主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
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
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军区（实际上每个军区都与省相对应）和
大军区（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负责广泛的地方性事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林彪的中央指示，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林彪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
会，而且也因为他们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
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
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例如，
于尔根多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9个省军区司
令员中，只有5人支持这场运动，8个司令员只是在将地方群众组织
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后才在名义上表示了支持，反对的有16个。①
军队中的第二类分裂是围绕着个人小圈子而形成的。在共产党
革命的后半期，红军被分成五大“野战军”（原文如此——译者），
每一路野战军负责解放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个人关系构成了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内官员派系的基础。人们普遍
认为，在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林彪力求巩固他对人民解放
军的控制，对他曾指挥过的野战军（四野）的军官恩惠有加，而对
其他野战军军官则进行压制。②林彪事件之后，他被指控曾收集对其
他野战军高级军官的诽谤材料，特别是对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和
叶剑英的诽谤材料，这些人挫败了他建立个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
企图。③
作为评估三结合主要参加者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在毛与
三个独立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之间时不时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是非常重要的。毛与党和国家干部的主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他所怀疑的修正主义正是他们，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也就是
他们。另一方面，毛似乎注意到，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干部有经
受锻炼的必要，他声称希望这些干部能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
倒你们。”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么说），①毛也保护
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周恩来，使其免遭红卫兵的批判。
但毛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分歧。虽然毛在1959年选择了
林当国防部长，并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挑选他做他的接班
人，但这位主席显然对林在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许多观点表示
怀疑。1966年7月初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
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
的个人崇拜。毛对他的妻子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
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还是
第一次”。②
毛对林的很多批评同时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
因为在1966年中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和对毛的吹捧问题上，中国
的新闻界与人民解放军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1月份毛关于上海公社
的一些讲话表明，毛很关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
及他们要打倒所有的国家干部的企图。③没有证据表明毛像江青及其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党有时准备干的那样，愿意批准由群众组织动
用军队。
如果三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方显示出不服从或抗拒的迹象，毛
就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策略来对付它们。干部最易于控制，因为
当时他们的权力基础最为薄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毛可以允
许中央文革小组加强对党和政府官员的批评，自信这很快就会在激
进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反映出来。更为特别是的，毛能够确定哪些干
部从革命委员会中排除出去，哪些干部要受惩罚，哪些干部要给予
保护。
相反，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权力比政府官员大得多，因为军官们
控制着有组织的军队，这对当时中国政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
军队之所以能受到控制——部分原因是给予激进群众组织批判军队
干部的余地在增加，部分原因则是可以通过军队指挥系统惩治犯错
误的军官。因而在1967年春，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冷淡的五个大军区
和六个省军区司令员被免职或调离，在此后的年月里又有不下八个
省军区司令员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极端情况
下，毛和林可以把军队调到省军区司令员特别顽固的省份。
毛也有种种方法去控制群众组织。他可以对激进群众组织的活
动加以限制，在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分裂，以及暴乱眼看就要
失控时，他就缩小他们批判文武官员的活动余地。此外，毛和他的
代表还可根据某些组织是否执行中央指示而将它们定为“革命的”
或“反革命”的组织，还可授权地方驻军去镇压或解散那些被认为
是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平衡的演变
由于每个独立系统内出现分裂，三个组织体系之间产生分裂，
每个独立系统和毛泽东之间也出现了分裂。因此，在1967－1968年
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任务。仅有黑龙江、上海、贵州
和山东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委员会在1967年的头两个月顺利成立。这
些省的关键是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可取代它们的领导，这通常是文化
大革命前的省、市党的机构。党的机构能迅速填补一月发生的权威
崩溃所造成的空白。在其他省，现有的军队和文职领导分裂了，群
众组织里裂痕既深又大，革命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