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能喝那么多。”
“你……还有些什么规定？”
“当然会要有些规定的，他又不是住疗养院，他是反党分子加叛徒。”
“你带我到他那里去。”
“您自己去就是了，胡处长不是知道地方吗？他带您去嘛！”
“我要你带我去。”陈政委坚持说。
“我……我……”邬中支吾着。
“你怎么？你不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不过，我劝您最好还是不去，看了那些事情没有什么好处，只能给您增加烦恼，说不定又要惹发心脏病。”
“你不要管我，带我去，当着战士的面把你的规定重新宣布一次。然后，你就不要再管彭其的事了，我亲自来管。”
“那可好了，政委您亲自管，我就省事了。本来，我是党委办公室主任，这个事是该我管的，既然您对我不放心，那您就自己管吧！”
“上车，带我去。”
陈政委说完转身走回自己的轿车，邬中也拉开了吉普车的车门，正要抬脚上车，忽而转身追上陈政委说：“政委，我还是想劝劝您，对彭其这样的人不要太仁慈过度了，对我们也不要苛求过火了，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您是政委，您不会不懂。要是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您这种感情倾向……”
陈政委突然停步，好像再也无力迈出去一寸了。
路边有一棵不幸的苦谏树，未长成时被人削顶了，只得将旁边的枝桠代替主干委屈求生。不料又影响了路上的车辆，于是又削一次，再委屈改一个方向往上长。谁知顶上有高压电线，还得遭一次斩削。“可怜的苦株树，你大胆长上去吧！高压线是抗不住你的生长力量的。”苦楝树要是有灵，它只能苦笑一声回答：“刀斧操在他人之手，不怕你树干再硬。”
第三十九章 杀呀！杀呀……
一年一度秋风萧瑟，此时在中原，当是万物凋零，寒霜早降了。而南隅这块地方，依旧维持着表面的繁茂，这里没有肃杀吗？不是，这里的肃杀不现形。你去问清道工，他一天要扫多少残叶？他的工作量不比北方的清道工轻。不要看树上还有绿叶，只不过今年该落的可以留到明年落就是了。
南方和北方的秋风，颜色不同，声音是一样，都是那么杀呀！杀呀！杀呀地响。风声夹带着江醉章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路线斗争就是表现在党内的阶级斗争。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一次再次的反扑。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在培养和扶植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打进群众组织内部，冒称革命，大搞反革命。……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敌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高枕无优。……动员起来！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这些话是从文工团楼顶上那个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乘风碰到对面宿舍的墙上，反弹回来又碰到旁边一座仓库的墙上，再反射出去，不断地碰回，不断地反射：杀呀！杀呀……！
机关干部们低着头从楼前加快步子匆匆走过。杀呀杀呀的声音在他们头顶飞过来飞过去，人人把帽檐扯得低低的，深怕被忽然削走了。他们都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闹剧，一会儿是恶作剧，当前又在演悲剧。在头几幕里扮演英雄的人现在变成囚徒了，监禁他的囚房就在楼下，窗口正对着来往的行人。头几天有人扭头看看，现在不看了，他并不是讨人喜爱的人，很难得到别人同情。因为他过去的壮举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全是一些不可一世的派头，蛮不讲理的态度，武断冲撞的语言，头上长角的形象，见人就顶的脾气，造孽多端的历史……不少人觉得这样也好，军营里可以恢复平静；而同时又不停地听到“杀呀！进攻！杀呀！进攻！”不知会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所以最好是低头走路，把帽子戴稳一点，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一脸颓丧默默无声地坐在写字台前，透过纱窗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又走过去一个……他感到所有这些人都是行尸，全无情性和感觉。但他羡慕他们还能自由地行走，比较起来，自己连行尸都不如，是一具坐尸。他忌恨自由来往的人们，眼睛翻白地盯着他们，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人们在他视线圈里模模糊糊地晃过去。后来他疲倦了，躺到床上去，十指交叉将两只手压在后脑勺下面，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望着天花板。这座大楼年岁已久了，天花板变了颜色；又不是均匀变过来的，有些地方变了，有些地方不变，于是成了一片花斑。他从花斑点点的天花板上发现了艺术，是最奇妙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形象不准确，具有可变性，还有许多不易理解的线条、斑点和色块。这艺术启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范子愚偶然从一个角上发现了类似斗争大会的场面；接着，整块天花板便成了斗争大会集锦，到处是拳头，高挽着袖子的手臂。到处是挨斗的对象，躬着身子，挂着黑牌，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踏上好几只脚。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见了自己，原来是挥舞着拳头，后来是被别人用脚踩住。自从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以来，他已多次经历山崩地裂的斗争会了，每次都是架着飞机去，架着飞机送回来。这时候肩关节还在痛，头皮也好像脱离头盖骨了——是被揪的。他体会到架飞机的滋味很不好受，非但肉体要承受痛苦，而且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任何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被这么一架一揪，就会立刻变得十分狼狈、丑陋、面无人色。每次被架上斗争台时，在恐惧、痛苦、委屈、悲哀的复杂心情的间隙里，还隐约夹带着一种这样的奇怪心理：“邹燕在不在会场上？她看到我这个丑样子会不会与我离婚？幸好结婚了，有孩子了，要不然，再也别想找到女朋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教育其人之法。范子愚受了这一段教育，心地变得非常善良了，他由自己联想到别人，将心比心才知道别人的痛苦。于是，在怜悯自己之余，也怜悯着被他斗过的那些人，包括彭其、胡连生、陈政委乃至最可痛恨的保皇狗。他们那些人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他们被斗时想了些什么？也想到了老婆离婚的问题吗？他们有没有使肩关节不痛的诀窍？他们所受的痛苦更沉重啊！因为那时正是武斗吃香的时候，现在已经收敛多了。每一个乐极生悲的人都要后悔，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也后悔了。最先后悔的就是关于武斗，架飞机，踏上一只脚。其实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他首创的，但他同样受到一种创造了罪孽的良心责备的痛苦，后悔着不该搬起石头最后砸在自己脚上。
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功过抵消还有结余，应该得到某种酬谢。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因而他并不怎么怕，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没有什么可写。”于是，又架了一次飞机，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架飞机是不好受的，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攻。他开始写了，而且写得很多，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不加分析，不戴帽子，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为了这，又架了两次飞机。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因为飞机架惯了，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搞来搞去，不过如此而已，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
与此同时，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铺盖卷起来了，被子都拆开看了，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至于书籍、废纸和笔记本，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用木箱装上，贴好封条，送到保卫部待查。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而是刘絮云。为了那些东西，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
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又要架飞机了。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就由于他，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如雷劈顶。人们跳起来了，冲上来了，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
“范子愚，这是你写的字吗？”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
“这……”范子愚一看，哑了。
“说！”
“我……我……”
“说！”
“字……字……是我写的。”
“好啦！铁证如山，供认不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
“不！不！不……”范子愚说不清话了，只好大哭起来。
“坚决镇压反革命！”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谁也听不清他在哭。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短促地惊醒了一下。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幸而有人拖住。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写的呢？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那里画画，鬼知道画了些什么！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是魔鬼缠身，是天要降灾于你。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想解释，想求饶，都是没有用的。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这回可不敢再硬了，再硬就要带手铐了，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争取宽大处理了。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邹燕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搪塞。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在“现在这年头，谁也管不了谁”的条件下，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其实，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恶毒诬蔑江青同志……原夫……电影……某某某……怎么怎么……”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
罪该万死的范子愚真正害怕了，开始认真考虑老婆将跟谁去，孩子的出身成分填什么的问题了。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关头，而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他不敢再抱侥幸心理，决心想一切办法来解除危难。他日不食，夜不眠，面容憔悴，身体瘦得不成样了。
有一天，他提出要回家刮刮胡子，经两个看守人开恩，陪同他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幼儿园，他要邹燕马上去抱回来。他颤颤抖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抄家了。找了半天才把刮胡刀找到，在脸上横一下，竖一下，没有条理地胡乱刮了老半天才把胡子刮净。
邹燕把四岁的孩子抱回来了，范子愚扔掉手里的东西，扑向门口，接过孩子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亲，一边把眼泪揩在孩子的脸蛋上。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害怕起来，哭着要妈妈抱，妈妈也在流泪，并已泣不成声。两个看守人心肠软下来，没有硬催范子愚快走。范子愚打开柜子这里寻那里找，找出了小半瓶桔子汁。他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用小汤匙一勺一勺喂给他吃。一边喂，一边掉泪，拿汤匙的手激烈抖动着，不能控制。由于手在抖，桔子汁滴了一些在孩子的身上，他又用湿毛巾仔仔细细擦干净。小半瓶桔子汁全部喂完了，放下瓶子又亲孩子的脸，还叫孩子不停地叫爸爸，叫了几十声还要叫。孩子的衣服有一粒纽扣开了，他给他扣好；孩子的小腿被蚊子咬了一个小疙瘩，他用手指蘸着自己的口水给他擦了又擦，摸了又摸……
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你就偎着妻儿不走了，你还得到你的囚房去。看守人在催了，不能再磨时间了，他又把孩子亲了一轮，紧紧搂着，抱去送给邹燕。邹燕接过孩子，望着丈夫，丈夫也望着妻子，泪如雨下，心如刀纹，谁也没有做声。望着望着，互相都望不见了，只剩一个泪影，转脸离开。出门时，范子愚回头喊了一声：“再见了！”
当晚，邹燕写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大门正中处。标题是：“警惕反革命分子范子愚玩弄自杀阴谋”；下面的内容便是他回家刮胡子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那位以“大老粗”为荣的最革命的排长最先看到这张大字报，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说：“自杀？知识分子就爱犯这些毛病。自杀了活该，自绝于人民。”
过了几天，自杀事件并没有发生，人们也就不特别注意了。就在这时，范子愚采取了行动。上次回家刮胡子的时候，他趁人不防将一块刀片装进衣兜里了，拿回囚房以后，又转移藏到《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面夹层里。这天天将亮的时候，他趁两个看守人坐在走廊上聊天，门又正好关着的好时机，偷偷从床上爬起来，将被子伪装成仍像有人睡着的样子；拿出刀片来，将纱窗一格的左、下、右三方划开，从窗格里钻了出去。
他决定，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了。首先去找江醉章，想用叛徒一案威胁讨好双管齐下，看能不能有点效果，使他出面周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不成便再不回来了，投河、卧轨、悬梁，自杀的方法有的是。连绝命书都已写好装在身上准备着。他跑到高干招待所，正好有人开门，因不认识范子愚，只听他说有急事要找江主任，便放他进去了。
江主任听见有人这么早来敲他的门，满不高兴，磨了半天才穿好衣服，趿拉趿拉走出来。把门一拉，他大吃一惊，心里咒骂道：“这具死尸怎么跑来了？”
范子愚还像过去一样，行了礼，不等允许便挤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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