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是怎么摔下去的呢？”
许淑宜打断了彭其的思绪。
“倒霉呀！”彭其长叹一声，要说下文，却想起了门背后站着一个战士，回头望一眼。
许淑宜和湘湘都望着那个战士，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谁也不说话了，静得只听见呼吸声，一秒一秒地安静下去，半分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
那个腰上别短枪的战士一直背对他们站着，把头埋在墙角里，刚才他曾经在轻轻抽泣，现在像是羞于见人，又像是在思虑着什么，也许都不是，而是在洗耳监听着他们的对话？忽然，那战士车转身来，仍旧低着头，轻轻叫了一声：“司令员！”
彭其很诧异，扭过头去仔细望着那个战士，但看不清他的脸。
“司令员，”战士抬起头来，眼里噙着泪花，“你不认识我了？”
“哦！”彭其猛然回忆起来，“认识，我打过你一巴掌。”
“不！”战士说，“你保护了我，叫我没有吃眼前亏，你亲自送面条给我吃，你不要我写检查，要我好好睡觉。”
“你的名字？……记不起来了。”
“我叫杨春喜。”
“对对对！”彭其敲着头说，“你是浏阳人，我的同乡，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杨春喜，对，是这个名字。”
“司令员，”杨春喜惭愧地说，“我……组织上要我执行看守你的任务，是江主任亲自跟我们谈的，我不能不来。我……”
“这我晓得，”彭其说，“你是战士，叫你来你不能不来，我不会怪你的。”
“还要我们监视你，”杨春喜走过来小声地说，“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要汇报的。”
“好，我晓得了。”彭其话中有话地转向许淑宜说，“我们没有话讲了，在一起安安静静坐一坐吧！”
“不，”杨春喜又说，“你们只管讲，要讲什么讲什么，我这只贴在你背后的耳朵是聋的，司令员，真正是聋的，什么也听不见。你老人家相信我吗？我不想提干，不打算在部队久留，服役期满我就要回家去。你们只管讲，我是聋子，眼睛也看不见，是瞎子，就当这屋里没有我这个人。但我不能够出去，我要站在这里，像庙里的判官小鬼一样。”
“小杨！……”彭其感激地伸出手来，要与这纯朴的战上握手。
“不，”战士摆手说，“司令员，我们不能够握手，你们讲吧！快讲吧！时间不多啊！”说完，他重新站成原来的姿势，果真像泥塑木雕的菩萨，纹丝不动。
他的举动使彭其一家人哑然，互相望着，半晌无言，心中的感慨不知从何谈起。许久，彭其才打破沉默，问起了家庭生活小事。
“是不是从那个地方搬出来了？”
“搬出来了。”许淑宜回答。
“搬到哪里？”
“修地下工事住过警卫排的房子里。”
“还好吗？”
“好什么呀！”湘湘气愤地抢着说。
“不，”许淑宜扯一扯女儿的衣服给了暗示说，“当然不能跟原来相比，但也还可以，不比别人差。”
“旁边有邻居吗？”
“有，是个好人，我们出来，有人给我们看家。”
“唔。”彭其深深点一点头，“要跟邻居搞好关系，不要摆架子，我们没有什么架子摆。湘湘，你尤其要注意，泼辣一些，要跟邻居的孩子打成一片，邻居是什么人？”
“军人服务社修鞋的朱师傅。”湘湘说，“朱大娘是没有工作的，天天呆在家里，对我们挺不错。”
“是啊！这些人对我们都不错啊！是啊！是啊！”彭其深有感慨地说，“我在北京也碰到一个好人，是个修机器的工人。你们想不到他是谁吧？”
母女对望一眼，意思是说，这怎么能猜得到呢？
“就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的那个小赵的父亲。”
“是他？！”
妈妈说：“我们倒是听小炮说了，是一个工人救了你，可没有想到是他。”
“我也没有想到那样凑巧，”彭其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看起来，我们这两家人注定要成为亲戚。那一家子人真不错啊！赵开发老头，是个好人哪！不管时世怎么复杂，好人总归是好人。小赵也去看我了，当着我的面哭了！那个孩子，实在，有感情，跟他父亲一样，不错啊！都不错啊！湘湘你要原谅爸爸，那时候，我当着那个司令员，心难顾家，身不由己，做了一些刺伤你们的事，爸爸知道是对不起你。”
湘湘忍不住又失声痛哭起来。
“孩子，不要哭，我们大家都冷静一点，想想过去的事，很值得一想啊！”彭其叫女儿不要哭，他自己也忍不住眼泪汪汪，“一个人，身上担子重，手上权力大，很容易忽略体贴人哪！弹指一挥，信口一句话，说不定就要造成多少悲欢离合呢！我自己当了这个囚徒，晓得要爱惜人了！当官的时候，身边的人总难如意；倒了霉，身边的人都可爱呀！我现在变成一个糍粑心了。孩子，爸爸不反对你们好，你们就好下去吧！钢琴再不要锁起来了，想弹就弹弹，想唱就唱唱。爸爸愿你们幸福。”
湘湘哭得更厉害了。爸爸哪里知道这一对青年人之间的伤心事！半年多以来，湘湘恨着他呀！下决心再也不见他了，永远永远不见他了！但她每天都要想起他，偷偷地躲在自己房里寻找最刻毒的词句，写信去骂他。她至少写了三十封信，全都烧了！她担心会让人看出写信人的笔迹，给他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又恨他，又怕他倒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今天，爸爸又提起他，夸奖他，爸爸是多么了解又多么不了解女儿的心啊！她想倾诉，想告诉父母，可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哟！谁知那颠簸的小船，是顺风，是倾覆，还是永远飘流在无边无际的海上？
外面在敲门，杨春喜将门打开。保卫干事伸进头来说：“要吃饭了，还有什么谈的快抓紧时间。”
他把头退缩回去，杨春喜重新关上了门。
“你们没有别的事吧？”彭其问妻子和女儿。
那母女俩好像面临生离死别一般，拉着他无言地抽泣。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彭其站立起来，比他没有倒台时更显得威严稳重，“要把这看成好事，我们有多年不跟普通老百姓接触了，有了官气、骄气，还有那个娇嫩的娇气，不光是我，也有你们。我现在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的好处了，要不是这个革命，我不会认识赵开发，你们也不会跟朱师傅成邻舍。他们身上有值得学的，跟他们在一起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想不通的，他们觉得好笑；我们讲不清的道理，他们随便讲一句老实话，你就明白了。从现在起，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官，我是烧炭出身的，现在九九还原了。你们也要跟着我变，你是炭黑子的老婆，你是炭黑子的女儿，我们从头来过，再从第一步走起。烧炭的要经常碰到困难，有时要饿肚子，有时要碰上老虎，有时大风大雨会把你的炭棚子掀掉。没有见过一个炭黑子被这些困难吓得不想活，一个个都养成了一副有劲的瘦骨头。你们放心，我不会死的，我是烧炭的，不会为这些事去寻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是一座青山，还不到六十岁，头发虽然掉光了，汗毛还在，汗毛要比头发多。只要不怕冷，少穿点衣服，汗毛还会越长越粗的……”
“爸爸……！”湘湘想说话。
“孩子，”父亲抢了先，“你的钢琴弹得怎么样了？还要练，练好一些，那也是一门本事，跟烧炭一样。我过完这一段，要回来听你弹琴的，你弹一首有劲的给我听。哐！哐！叮叮叮叮哐！”他模仿着弹琴的动作，突然收住，“你们回去吧！”
第三十六章 翻云覆雨
赵大明早就料到有翻云覆雨的一天到来，这一天果然来到了。
这一天晚上，文工团来了一些陌生人，深入到集体宿舍找大家聊天。有工人，有战士，也有年轻的基层干部，还有保卫部的部长。只有这位部长是大家熟悉的。这些人大都说不好普通话，言语不利索，带着各种各样的乡音。有些人显然是头一回见世面，发现文工团员都那么能说会道，吓得不敢吭声了，问一句，答一句，问到不能回答的时候就闭口不答。但他们都练好了一套台词，诸如“兵团党委对文工团的运动很关心”哪，“要我们来和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战斗”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哪，这些话都说得很生硬。本质的问题，内在的联系，那就说不清了。也有个别人是自认为很清楚的，他声称自己是“大老粗”，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就是不直性”，一进门就表现出他是来领导你们的，他虽然没有文化，却可靠地掌握着真理，他“没有你们那样复杂”，他也“不会风吹两边倒”，一眼就能看出阶级敌人，说来说去，在他的眼里知识分子就是阶级敌人，你是接受改造的，他是来改造你的，你是贱民，他是贵族。这样的人不多，典型的只有一个，是个排长。此外还有半个。文工团的知识分子也确实臭得可以了，偏偏对这个最革命的“大老粗”排长不感兴趣，说着说着，人都走光了。
在另外一些无人访问的宿舍里，惊慌失措的造反者们三人一堆，五人一伙，窃窃议论不止。有的说这些人主要是来促进大联合，有的说是来帮助搞斗、批、改，有的猜想肯定要抓坏人，有的什么话也不说，光听别人议论。正在精神紧张的时候，有人传出消息说，楼下走廊里出了一个通知。于是，楼梯上，走廊里，脚步声劈劈啪啪地啊，有的跑去看通知，有的看完通知回来，肩碰肩，臂撞臂，到处骚动起来。围看通知的人也有念出声来的，他念道：“为了促进革命大联合，帮助文工团搞好斗、批、改，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兵团党委决定组成工人、战士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现定于明天上午七时半在小礼堂召开全团大会，请同志们按时参加。”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七点半钟就全团集合齐了，大多数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想尽早了解宣传队的真实来意，看看与自己何关。也有少数人是预先交过底的，他们都表现得很平静。七点三十分，保卫部长领着江主任来了。江主任动作潇洒，笑容可掬，他不让喊“起立”的口令，也谢绝给他泡茶，讲台后面有藤椅他也不坐，在台前走来走去，边走边讲。
“同志们，”他正一正眼镜说，“兵团党委的决定大家已经知道了。党委下了决心，要把文工团的问题解决好，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年多，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文工团的运动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兵团党委决定派联合宣传队到文工团来，是为了帮助大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促进革命大联合，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政治部的保卫部张部长，大家认识吗？好，他就是联合宣传队的负责人，是兵团党委直接委派的，他代表党委来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具体做法，请张部长跟大家谈，我还要赶去参加一个会议，不多讲了。好吧！再见！”
江主任匆匆来到，匆匆演讲，匆匆离开。那么轻松，那么友好，那么随随便便。这使得原来有些精神紧张的人松了一口气，会场气氛趋向正常了。接着是张部长讲话，有些人根本没有认真听，以为反正是老一套的道理，谁都能说得出来。不料张部长说着说着，口气强硬起来，嗓门大起来，所说的内容也越来越耸人听闻了，全场屏住了呼吸。
“……我是保卫部长。”他瞪起眼睛说，“党委为什么叫我来，你们知道吗？保卫部就是对敌斗争部，没有敌情是不会叫我来的……”
赵大明在想：“早就知道来者不善，果然是这样。那么敌情在哪里呢？会不会轮到我的头上？要仔细从他的话里听出话来。”
“部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部队的‘四大’单位阶级斗争很激烈。”张部长腔调越来越高，“谁敢保证我们这里没有特务？谁敢说我们文工团没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不能麻痹大意，高枕无忧，敌人很可能就睡在你身边，你还在称他做同志。”
“显然，”赵大明想，“这回挨整的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叛徒，而是‘同志’，要在同志当中找出人来整，要当心点儿。”
“……你们还记得冲击政治部大院的事吗？地方上那些人是怎么来的？那里面有些什么人？我们保卫部不是吃闲饭的。”
赵大明暗自庆幸：“还好，我一直是反对地方来支援的，这件事轮不到我的头上。”不过，他担心着范子愚，调头望了一眼，见范子愚脸色像猪肝。
“……把彭其抢到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单位去。你们知道吗？那个单位尽是牛鬼蛇神，已经把我们军内斗争的情况送到台湾去了。难道我们这里没有内线吗？为什么偏要把彭其关到那里去？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赵大明吃了一惊，心想：怎么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呢？那次绑架事件不是江醉章直接指使的吗？邬中是主要策划人之一，他要不要受到审查呢？可他们都是最新提拔的领导干部，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党委办公室主任，谁也惹不了他们。是不是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陈政委因为受到林彪的接见而产生了勇气，要把江醉章、邬中这些人整一整？不大可能，陈政委没有这样的胆量，他明知江醉章背景很深，是惹不得的。看起来，还是要整文工团。江醉章虽然暗中指使了绑架事件，但他并没有说要把人关到植物研究所去。与研究所的造反派发生联系的人是范子愚，又是范子愚！
“……有人背着领导，瞒着群众，私自跑到北京去，在那里搞了什么鬼，你们知道吗？口里说的是革命，实际干的是反革命，与反革命勾勾搭搭。”
赵大明感到全身一麻，想道：“来了，轮到我头上了。在北京与反革命勾勾搭搭的是谁？这可不是范子愚了。是我，我跟彭其勾搭，我父亲与他勾搭。糟糕！糟糕！大难临头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奇怪，自从范子愚劫持彭其没有成功，连夜从赵家出走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的事他全都不知道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旁人知道，怎么会暴露赵大明与彭其勾勾搭搭的内幕呢？难道自己的父亲告密了？绝无可能。至于父亲反对范子愚把彭其劫走，及时将他送进医院治疗，这对江醉章他们并没有坏处。相反，如果让彭其又落到文工团造反派之手，江醉章是不会放心的，他早就对范子愚怀有戒心，这是事实。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一个谜。
“……敌人用两面派的手法把自己伪装起来，”保卫部长继续在说，“骗取群众的信任，混进群众组织担任重要角色。”
“这又是说我。”赵大明想道。他偷偷往左右溜了一眼，发现有一些人在注意他的表情，怀疑的眼光从各个角落向他投过来。这时赵大明已很难控制，身上在微微发抖，思维已经混乱起来。再也无心注意范子愚了，准备全力对付即将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要是保卫部长突然点你的名怎么办？要是他当众问你一个问题怎么办？要是群众中间有人站起来揭发你怎么办？要是又来一个立即逮捕怎么办？许多的怎么办绞在一起，使他一筹莫展，感到很可能只有坐以待毙了。
正当赵大明紧张、恐惧达到极点的时候，感到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这一拍非同小可，他立刻以为是拿手铐的来了，心想：“完了！”回头一看，见是那位自称大老粗的排长。
“干什么？”他问。
“你出来一下。”排长说。
赵大明跟随那个排长出了会场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