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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都叫他们回去？”徐秘书问。
“已经来了……”陈政委沉吟片刻，“还是开吧，开个半天也行，别的事做不了，就给彭其做点端正态度的工作吧！明天上午开，你通知一下。下午再派飞机把彭其送去。”
“那我到文工团做工作去。”江醉章站起来要走。“你跟他们讲硬的，”政委说，“不通也要通，马上把彭其送回来。”
“好，反正是不能影响明天上午的党委会。”江醉章说完走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十分，彭其又坐上了他那部黑色轿车开进了司令部大院，在范子愚等造反者和邬中的陪同下，登上司令部大楼的最高一层，朝党委办公室走去。来自各部队的兵团党委委员们已在相继走进会议室，这些人都是认识彭其的，有不少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师级干部。他们走出会议室来到宽大的走廊上迎接这位目前还没有撤职的司令员，但这次迎接跟往常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往常，人们一个个庄严地立正站着，向他行礼，他挨个同他们握手相见，然后，他便走进会议室，坐在主席座位上，开会前照例要扯一扯天南地北近来发生的大事件，随便问问部队的情况，然后才正式宣布开会。今天则是一次尴尬的相见，凡乎没有人向他行礼，只有极少的凡个人小声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一声“司令员”。各自的心理活动也不相同，有的是想尽早看看他的脸色和身体情况，是不是在文工团吃苦受罪了；有的是想通过自己的眼神向他传递一点心里话，或表示关心，或提醒他不要紧张，或暗示他在交代问题时要实事求是，所有这些眼神，彭其所能理解的只有“友好”二字；有的怀着好奇心，想知道一个威武的司令在倒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也有的过去曾与他发生过强烈的冲突，受过他的冤枉训斥，挨过他的处分，这些人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情。彭其的情绪当然不会有过去那样好，兴致也不如以前高涨。也许是感到羞愧？也许是胆战心惊？也许是愤愤之情未已？也许是对所有的人怀着敌意？反正他不与任何一个人握手，也不微笑，甚至很少注意站在他左右的是什么人。但他不低头，不驼背，也不减慢走路的速度，不放轻脚步，姿态仍旧如前，板着面孔，好像大家都已深深地得罪了他。只有遇见那个别与他打招呼的人他才用很小的动作点一点头。走近会议室门口时，听见江醉章在里面哈哈大笑，与人高谈阔论某种重大的理论问题，彭其好像猛然遇上有人在里面揭开粪坑舀粪，不由得恶心地皱了一下眉头。
正在这时，独臂的陈政委跟着他后面追来，抢到他前面说道：“先到那间办公室里坐坐。”
他们走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面对面坐下，旁无第二者。陈政委仔细望着彭其的脸，明显地感觉到，仅仅五天时间，他瘦多了，也显出苍老的颜色来了。部队工作中的问题，作战指挥中的问题，任何一种困难的处境都没有使他产生过这么大的变化。多年来，这对战友也时常相别一个月，两个月，每次重新见面时都感觉不出年龄有变化，而这短短的五天，怎么会使人变化这么大呢？他还看到，他的额前有一个肿块，心中禁不住一酸，立刻联想起斗争胡连生的那个场面。这肿块像是一根尖利的刺，直戳在政委心中，又如一块吸铁石，把他的目光久久吸在那里。他希望老战友能把眼睛转过来，两人相视，交换一下心里的情报，但彭其始终不认真看他一眼，总是望着旁边的某个地方发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躲着战友的视线呢？一般来说，这是表示不友好或者是正在专心于自己的冥思。你是属于哪一种？是前者，那你误会了；是后者，应该交流交流。不过也许哪一种也不是。五天不见（当然，还要加上彭其下部队检查工作的三天），在这开会前的仓促相遇的短暂时间里，应该说些什么？本来陈政委是预先想好了一套的，现在看来，那些话都不合适，而且也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个印象，好像是要把开会的目的告诉他，但就连那目的也一时说不清楚了。尤其是头一句话不知讲什么好，讲句表示关心的话？不合适；讲一些官场辞令？也不合适。讲什么呢？怪不得有一种普遍规律叫作万事开头难哩！确实是这样。凝滞了很久，陈政委不知怎么突然未经选择地冒出一句话来。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彭其还没有回答，走进来江醉章。
“政委，”江醉章当着彭其的面说，“文工团范子愚他们想请示一下，按照您的指示，人已经送来了，斗争会的材料过两天就可以交来，他们问是不是可以回去，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要他们……”
“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规矩了？”陈政委打断他的话，心里有点窝火。
“他们说，”江醉章很平静，“自从被抓去坐牢受了教育以后，再不敢犯以前的错误了，凡事服从兵团党委的领导。”
“叫他们快走！快走！我怕他们。”
这样，江醉章才无话可说，倒退了出去。
自江醉章进来以后，彭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半侧脸死死盯住那张办公桌，桌面上有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机场夜景的彩色印刷照片，是从《解放军画报》上剪下来的。彭其没有注意照片，却奇怪地盯着桌子的一个角。好像那是一把曾经在他身上剐过肉的刀子；那是一颗使人痛恨又不能碰它一碰的魔鬼的獠牙；那是一个造成全部痛苦的无名罪孽的根蒂。他紧咬着牙，紧闭着嘴，随时准备暴跳起来猛扑上去似地瞪着那个地方，全不以为面前还坐着一个人。陈政委看出了他的表情在突然地恶化。这使他更加为难，头一句话更不知如何说好了。产生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与江醉章那几句话不无关系，从他的话里听来，好像这绑架事件是在兵团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也就是陈镜泉指挥的。但是陈政委不知道彭其到底受了些什么折磨，因而也不能理解他目前这样的态度。这一对战友现在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行一次长谈，才能把真相揭穿，而委员们正在等着开会，哪有时间来扯呢！况且，就从现在起，这一对战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罪人，也可以说是阶级敌人或路线敌人；另一个则是执行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带领群众来与他进行斗争的指挥者。这两者之间怎么好像以前一样回顾旧日的战友之情呢？怎样达成互相谅解以消除种种误会和隔阂呢？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两人不存在什么需要消除隔阂的问题了，因为是敌对的两条路线上的两个敌对的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企图消除误解和隔阂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彭其来说，如果他想重新与陈镜泉搞好关系，那就是态度不老实的表现，就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干部，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就陈镜泉来讲，如果他要与彭其消除隔阂，那就等于是在战场上拆除工事，把敌人请到自己的防线以内来喝接风酒，是属于投降叛变的性质。看起来，由于这两人目前各自所处的地位，客观上已使他们不能互相交心了。即使其中有一个敢于冒犯禁忌，试图交一交心，也不知对方的态度如何，万一只是一厢情愿，你就非常难堪了；如果交心谈话被一个第三者听见，两个人都要倒霉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变成一次交心活动，只能是公事公办，打一阵官腔，没有任何感情的成分能在其中起作用。
尽管如此，陈政委还是坚持从额头上的包开始谈起。“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
他正在等着彭其的回答，江醉章又进来了。
“政委，大家推我来请示，党委会还开不开呀？”
“怎么不开呢！”
“可是时间已经八点多了。”
“就开始，就开始，你不要来打扰我。”陈政委很少有这样不耐烦的时候。
江醉章碰了一鼻子灰，却不觉得难为情，坦然自在地退了出去。
彭其仍旧盯着办公桌那只角，一语不发。
陈镜泉无奈，只得谈起正事来，他不带感情地说：“北京来电话，要你今天到北京报到。本来要开几天党委全会，现在开不成了，只能用一上午时间让你向大家表个态，大家也对你提点希望，希望你这次上京要把态度搞端正一些。这个工作我们不能不做，是个责任问题。等一下你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自己表示一下态度，会就这样开，你有什么意见吗？”
彭其像木头似的没有反应。
“中午你回家看看，准备几套换洗衣服，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下午两点上飞机，你看怎么样？”
还是不做声，连点头摇头都没有。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政委为了打破僵局，又问起老话。
江醉章第三次从门外伸进头来报告：
“政委，有些同志要到服务社买东西去。”
“不要去了，开会！”
心烦意乱的陈政委呼地站起来。
海面上乌云翻滚，突来一阵强风吹进办公室，是哪个粗心人没有把窗钩挂好，哐的一声，碎了一块玻璃，叮铃铃落在地上。陈政委转过脸去，看见满地碎玻璃，惋惜地叹了一声。有几块碎片落在彭司令员的脚边，他挪动穿着黑色皮鞋的脚，踩在一块玻璃片上站起身，脚下嘁嘁嚓嚓发出碎裂的响声。
第二十二章 海鸥与海
茫茫大雾笼罩着南隅，使这座海滨城市变得神秘莫测。汽车亮着车灯在雾里缓慢穿行，像旧时的乡间元宵节夜晚，花灯人海，鼓乐喧嚣，十分热闹。每一座建筑物都升高了，望不到顶端；颜色也都变得深沉了，带来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最初，太阳不知藏在哪里，后来，渐渐地从混沌的天隅现出一大片柔和的乳白色光亮，雾气变成袅烟缕缕，徐徐上升，太阳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终于把炽热的光又送回大地来了。这时，人们忙着脱衣衫，戴草帽，汽车熄了车灯快快地跑。
大雾消散，阳光穿透玻璃窗，照到范子愚的床上，他似醒非醒，大动作地翻身，将一床提花毛巾毯夹在两腿之间。昨夜他是九点钟上床的，一躺下就着了，睡得同死了一样。他真辛苦啊！大概至少有七个夜晚不是通宵就是熬到三四点钟才能睡觉，多年来积累的剩余精力，在这一段时间里全部用完了。再坚持－天，一定会晕倒在地，爬不起来。这种苦干精神是自发产生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器重，从来没有担负过这样大的责任，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样高级的党内机密。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让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尽管经常受到江部长的训斥；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江醉章和邬中的身上学到了许多新鲜知识，使他感到自己的头颅比以前饱满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得到一种满足，很多人在他的指挥下团团转动，指东到东，指西到西，这是权力欲的满足。短短的几天，做的都是二十八年来从未做过的事，虽然很辛苦，但辛苦得十分幸福。彭其已经送走了，扫尾的工作也做完了，一场激战暂告段落，敌人又不是手里拿枪的军队，不怕他重新集结，反攻上来，只管大胆地睡觉，痛痛快快地睡一个饱觉。
邹燕把稀饭、馒头、酱菜放在写字台上，自己躲到老远的地方去了。那馒头最先是冒着热气的，后来不冒热气了，再后来便结了一层硬皮，而范子愚还是没有起床，也没有看见桌上的食物。
太阳光照着他的脸，他做了一个烤火的梦，像是在炉前炼铁，又像是用开水洗脸，他耐不住了，终于半醒过来，隐约知道是阳光的照射，打了一个大翻身，滚进床角落去，又睡着了。但这回睡得不深，外面小孩子的嬉闹，隔壁哼歌的声音，偶尔有汽车从门前开过去，种种声响都听见了。只是手脚不能动，像被贴紧在床上，挪动一丝一毫都不可能。身上的筋肉好像都放在香水里或醇酒里泡过一回，有一种极轻微的痒搔搔的感觉，舒服死了。鼻子嗅到的气味像檀香，像饭香，像茶香，也舒服死了。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清醒，脑子开始活动，想起一些甜蜜的问题：“胜利了，干了一件大事，造反上了正道。……这回很高明，人家再不能说我们造反派只会冲冲打打了，整个斗争组织得很严密，有戏剧的节奏，有突起，有铺垫，有高潮，有尾声。很高明，确实很高明。……那些机关干部算得了什么？部长、处长们算得了什么？你们有机会接触这样的大事吗？你们有能力把这样的大事办好吗？……陈政委也不过如此，老老实实的老头子，被我们捉弄了一番。……彭其，自称老奸巨猾的彭其，滑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他很狼狈，原形毕露，也不过如此，摘掉领章帽徽就是普普通通的老头子。……不过，他有点可怜，唉！人到了那个时候为什么连舌头都硬了？大概只有年纪大的人才会那样。把他送走啦！我的任务完成啦！他倒定了，倒定了，现在这年头，倒一个人算得了什么？……他倒下去了，我们应该分点胜利果实，我能得到什么？江醉章可没有讲过，只说是培养接班人，接谁的班？当然不会接彭其的班……他不会是骗人的吧？他妈的！这个人很滑头，到时候会把你忘了。得要提醒他，靠自己努力，不能放松。……我在这里睡觉，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妈的！别把功绩独吞了。我提出要到北京去送材料，他怎么迟迟不答复？一定有鬼。还有那个轻易不放屁的邬中，是个厉害角色。……文化大革命完了，还要我演低级特工人员？他们唱主角，我永远是反面的、低级的，他妈的！不行！不能睡了，找江醉章去。”他忽然坐起，揉揉眼睛，像紧急集合时一样快速地穿衣服，用湿毛巾擦一下脸，懒得漱口，看见馒头稀饭，咕嘟咕嘟连喝数口，三口一个馒头，另外拿一个在手里，急急忙忙走出去，目标高干招待所。
他来到一○九号房门口，敲了一阵门，里面没有反应，又打了个电话到宣传部去，宣传部的值班员说：“今天是星期天”。范子愚早就忘记日子了，几个月来从未有过星期天，经值班员一提醒，才想起来今天大家都是不上班的。
他出了高干招待所，七弯八拐来到校官宿舍区（因这里在未取销军衔以前住的都是校级军官，故名校官宿舍区，现在早就没有军衔了，校官宿舍区的名称还保留着）。经打听，找到了江部长的家，但他家里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回家。
转念一想，大概邬中和刘絮云知道他的下落，便到门诊部宿舍去找邬中，不料邬中两口子一大早就锁上房门走了。刘絮云是不是在门诊部值班呢？邻居证实说，这个星期天没有她的值班任务。
这时，范子愚已经敏感到有一出新的阴谋戏剧正在背着他排演之中。为什么在这个星期天，那三个重要人物同时失踪了呢？当然也许是偶然的，各有各的事去了，但范子愚情愿不这样想。自从参与了巧妙地绑架彭其以来，他看人看事的眼光变了，对于阴暗面和阴暗角落不再是瞎子了，而且特别注意着那些地方。
他心里想着事，走路没有抬头，差点踩上前面一个人的脚后跟。抬头一看，“糟了！真是冤家路窄，他怎么回来了？”胡连生走路一摇一摆，像刚从马背上下来一样。他当了一回反革命，又当了一回疯子，重新在军营里出现，自然要引起人们注意，认识他的与他打个招呼，不认识的目送着他过去。有的问他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