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的干部战士此刻究竟怎么样呢？是的，他们很气愤，你看，只要有人领呼口号，几千个拳头一齐举起来；他们的脸绷得铁紧，没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没有一个人为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辩护一句，没有一处在交头接耳。操场的空气好像固化了，人们都被压在这固化了的空气底下。也许正是因为对胡连生的仇恨才使空气固化的，正是需要在他的身上发泄义愤才能使空气重新复原？
怒吼声此起彼伏，仇恨的火焰从四面八方喷向胡连生。在这仇恨的火海当中，人的性情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心慈的，狠毒起来；温存的，狂暴起来；胆小的，勇猛起来；含蓄的，外露起来。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
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千万个病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不管他是不是愿意承认，他内心的病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那些掀起这种仇恨浪潮的人。
赵大明不就是那掀起浪潮的参加者吗？他是头头之一，当然也是策划人之一。当范子愚提出要在今天的公审大会上搞突然袭击时，赵大明有过犹豫，但毕竟没有站出来阻挠——谁也不会阻挠。而当形成决议以后，他也就发现自己心中有病了。是什么病呢？是一种常见的侧隐之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一想起那个老红军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他的心就在微微发颤。他总是注意着那个席地坐在队伍当中的胡连生，一些零乱的思绪忽闪忽现：
……这个可怜的倔老头，几十年戎马生涯，多少回在潮湿的荒野里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真是生就的苦命人，直到如今还得跟年轻人一起坐在地下，不久还将把他一脚踩住……
……过去钻进他身上的那几颗敌人的子弹全都长了眼睛，有意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他欠下了魔鬼的债，必须在老来受一段比死还痛苦百倍的熬煎，然后才准他归天去……
……他是那样的可恨，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自以为是，与新的革命风暴抗争。谁能使他清醒而免遭厄运？他愚蠢地坚持着自己的耿直、光明……
……可怜他是一个粗人，没有文化，不理解当前的伟大革命。凭心自问，很难相信他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他的心还是好的，为国家节省开支，为人民减轻负担；也许他想得正对，红海洋真会永远保持下去吗？难得有人像他这样敢说真话，而不顾自己的死活……
……他呀，他也是一个人，假如即将到来的厄运是落在自己身上呢？不堪设想，可怕的，令人战栗的……
……但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填平他罪孽的深壑……
这些零乱的思绪一直持续到把胡连生揪上台去的时候，也是病患者们接受治疗的时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治疗——通过蹂躏那同情的对象来麻醉自己的心。这也是一种改造，把那同情敌人的、属于普遍人性的错误的感情压下去。通过自己点燃的这仇恨和愤怒的火，把斗争对象烧弯，像烤炙虾子一样；把自己烧得挺直，像焙熟一条肉虫一样。这是痛快的，麻木的，轰隆轰隆如在冶炼炉中一样的。
为了掩盖心中那不愿意承认的侧隐之心，他把口号喊得最响，把样子做得最可怕，藉以表示在斗争中改造自己那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决心。为了能在敌我分明的斗争台上，光荣地站在革命一边，专政者一边，而不是敌人一边或旁观者一边，他感受到一种受宠者的骄傲。
——也就在这时，赵大明发现了自己那颗年轻的心，原来也有那样复杂的、不光明的一面！
顽固不化的胡连生任你呼口号也好，揪起头发来亮相也好，在背上重重地踩也好，拎起耳朵来命令他老实听着也好，他始终是一语不发，像一个死了的人，死了而未曾僵硬的人。斗争会陷入了僵局，造反者们把要讲的话几乎讲尽了，下面不知该怎样推上新的高潮。这时，江醉章部长从侧幕里从容地走出来，做了他宣传部长该做的说服工作。
“同志们，停一停，停一停，同志们，听我讲两句。”他走近话筒，“今天，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对胡连生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抱着极大的阶级义愤，采取了这个行动，是对的。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你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都应该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虽然没有打他，但是这样架起来，踏上一只脚，不利于他老老实实交代他的罪行。我建议现在放开他，让他站在这里讲。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让他讲话嘛！讲的不对，我们就批判嘛！这样好不好呢？”他转向造反者们，“范子愚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放开他。”范子愚命令部下说。
江部长从容地走下台去。
罪犯胡连生被放开了，他趴在地下，半天没有动弹。怒吼声又起，仍旧不动，等吼声平息下来以后，他才慢慢地撑着地躬身站起来。他紧闭着嘴唇向全场缓慢地扫了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东席台，把目光停留在他的两个老战友——司令员彭其和政治委员陈镜泉身上，眼里冒出愤怒的火，久久地盯住，把牙咬得紧紧的，突然抬起手指着他们两个，大骂着扑了过去：
“你们这两个没有心肝的家伙，坐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娘卖X的！要死一起去！”
主席台上的首长们惊愕地一齐站了起来。胡连生扑过去，隔着条桌伸手要抓陈镜泉，被旁边的参谋长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他这时力大如牛，猛地一甩，参谋长的手被甩在桌面上，痛得触电一样缩回来。幸而文工团的造反勇士们冲上来了，架的架手臂，抱的抱腰，拖的拖脚，才把他制服住。
他在四个大力士的绑架下破口大骂：“我反，我反，我什么都反！老子生成一副反骨，十六岁就反了土豪！反来反去，我成了反革命！娘卖X的！我是反革命，你们革命，我就是要反你们这个革命！你们革得好啊！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革得坏人当道，好人挨整！革得个军营变成了马桶铺！你们革！革嘛！革我的命！赶快把我枪毙了！彭其，你这个混账东西！你不把我枪毙我要毙了你！你赶快下令，把我枪毙！把我枪毙！”
彭司令员全身发抖，抡起拳头往条桌上一捶，喝道：“胡连生！不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我还没有说完！”胡连生跺着脚说，“我就是要说，我不像你，不像你陈镜泉，怕死！怕丢官！怕当反革命！心里有话也不敢说！你们丢了红军的脸！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几千个烈士都在哭！你们害得他们哭！那个扭着颈根死的彭四保在哭！你们也把我砍了吧！我也要扭转颈根看着你们砍！你们砍了我的脑壳吧！四十年前团防局没有砍成，如今你们砍吧！砍吧！”
彭司令员命令法院院长说：“先把他关起来。”院长把手一招，上来几个年轻干事，从文工团员手里把胡连生接过来，蚂蚁抬螳螂似地把他抬走了。
狂叫声还在远处传来：“砍了我呀！砍了我呀！你们快点砍了我呀！砍了我呀！……”
台下的干部、战士有的流出了眼泪，但巧妙地利用挥拳呼口号的机会，用衣袖擦去了。就连文工团那些造反勇士们也呆若木鸡池站着，许久不知道动弹。邹燕则完全忍不住了，偷跑到露天舞台后面去，紧急擦了擦眼眶，还不行，进而走进厕所去。胡连生的喊叫声听不见了，口号也没有人喊了，数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政治部主任这时才想起来应该散会了，便重新来请陈政委讲话。走近一看，陈政委脸色苍白，用他那惟一的右手捂住响口，喘不过气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上来好几个，扶着陈政委上了车，开往医院去。
政委不行了，只得请司令员讲话。司令员恼怒地把政治部主任瞪了一眼，不置可否。假如不是在这个主席台上，他也许会大发雷霆，把桌子掀翻，把茶杯砸了，把政治部主任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太烦躁，太伤心！是什么魔鬼闯进了这个庄严肃静的军营，而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兵团司令员丧失了掌握一个会场的权力？他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底下，不能够动弹，眼睁睁看着那惨剧发生。他早就料到了！不识时务、不知死活的胡连生总有一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却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当文工团的人把他架上台来打翻在地的时候，彭其的脑子炸开了，但他还有理智，知道是不能硬碰硬的。胡连生遭受的全部折磨都痛在他的心上，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死去了的人。真是寒心啊！那时候热血沸腾，一声喊，就都拿起了武器，奇迹般地在偌大一个中国建立起了今天的政权；绝大多数最初革命的人，把尸骨铺平了通向今天的道路。假如他们真有灵魂并且真能显灵的话，今天这个大操场要不黑了天才怪哩！但愿真能来那么一下，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崩地裂，让一切都跟着见鬼去！他想不通胡连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就算他思想反动，是的，非常反动，可以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降他的级，罚他做检讨，也用不着从精神和肉体上将他这样折磨吧？哪怕是犯了死罪，也不该遭受这般待遇呀！把他枪毙就是了，何必这么残忍地作践他！
政治部主任见司令员情绪不好，只得自己走到台前，简单说了两句，宣布散会。散会以前，照例要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还必须喊一阵口号。歌声一停，最先呼响口号的是警卫连，领呼人刚喊完一句，全场骚动起来。
“什么事？”刚走到台口处的彭司令员问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主任答道：“喊了一句反动口号。”
“什么反动口号？”
“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他把亲字喊成了拼。”
司令员气得脑门暴起了青筋，指着警卫连的队伍说：“把他带来！”
政治部主任叫人到警卫连队伍里传达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连连长把正在遭到群起而攻之的那个战士带到台口来。战士早已吓得半死了，一来到司令员跟前，便畦的一声哭了，跪在台阶上。司令员走下去，骂一声：“混账！”扬起手照着那年轻战上的脸狠狠地打下去，将要接触到脸上时又忽然控制住，只轻轻地落了下去。打完，他走向自己的轿车，回头对警卫连长说：“把他送到我那里来，我要亲自处理。”
黑色的轿车开走了……
第九章 做人难
彭司令员回到家里，走进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倒在藤睡椅上出了一口粗气，不动了。
他的办公室很安静，除了电话机有时要响以外，其他如办公桌、沙发、椅子、保险柜，这些东西都是不吭声的，同他一样，一动也不动。但司令员总觉得耳边有声响，有吼叫声，辱骂声，还有哭声。这三种声响有时绞在一起，成了一种嗡隆嗡隆的如螺旋桨飞机在低空飞行的声音。他想吃一片安眠药睡上一阵，但懒得起身，手和脚都像棉花一样松软无力，又像是被人驾着“飞机”，想动也动弹不了。他假定那安眠药已经吃了，便闭上眼睛。眼一闭又出了怪事，办公室所有的家具都活动起来，有腿的都在走动，没有腿的便在空中浮动。那些家具不断地向他撞来，撞得他头脑一阵阵疼痛，每撞一下，嗡隆嗡隆的声音就强烈地响一下。他只得又把眼睛睁开，望望办公桌，望望沙发，望望保险柜，全都在原来的地方。他想抽一支烟，一摸衣袋，烟盒己经空了。房里有烟吗？茶几上没有，办公桌上没有，保险柜里更没有。找许淑宜要烟去？可还是懒得动弹，忍受着吧，静卧一阵再说。这时，耳里听到的声音变了，原来是钢琴的声音。是湘湘又在弹琴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敲得人烦死了，老在那个低音区滚上来，滚下去，滚上来，滚下去。讨厌！安静一下不行？他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从睡椅上站起来，怒气冲冲拉开门，朝女儿的房间走去。捶了两下，女儿开门了，惊愕地望着爸爸。
“你又在弹琴？”
“我什么时候弹琴了？”女儿奇怪地反问。
“是谁在弹？”
“谁也没有弹，钢琴还锁着呢！”
彭司令员朝钢琴望了一眼，琴盖扣得严严的，连琴凳都不放在跟前，他自语一句：“出鬼了？”
离开女儿的房间，又想到抽烟的事，便去捶另一张门。许淑宜开门望着他的脸正要说话，他劈头就训了她一顿。
“你怎么那样好的精神？把我的烟东藏西藏，又藏到哪里去了？”
“谁藏你的烟了！不是在办公桌上吗？”
“哪里有？”
许淑宜费力地挪动步子，领先走进办公室去。在桌上明摆着一个中华牌的罐装烟筒，她揭开盖子亮给彭其看。
“这不是？”
“真是奇怪，连眼都瞎了。”他接过烟筒，又躺到睡椅上去。
“你怎么啦？脸色那样难看。”许淑宜走过来问他。
“出去！出去！”
他也不回答，连连向门口挥手。脾气很好的许淑宣只得走了。
他点了一支烟，使劲抽了几口，放在烟缸边上，重新闭目养神。钢琴的响声小多了，房里的家具也不动了，只是头脑还在胀痛。他做着深呼吸，企图使自己平静一点，也许就不会痛了。
在这个环境优美的院子里，有一株大凤凰树正好长在司令员办公室的窗外。这种古怪的树，一到冬天就长出一种鲜红的叶子，远看像是盛开着鲜花。树上常有小鸟来嬉戏，彭司令员已经习惯于和它们相处了。今日不知怎么忽然飞来一对喜鹊，看来是正在谈恋爱，因而很快活。一只停在较高的枝上，另一只停在较低的枝上，对叫几声又把位置颠倒过去，卿卿我我，嬉笑不停。窗户猛然间往两边一扇，吓得喜鹊腾地飞起，逃到远处去。彭司令员烦躁地站在窗户跟前，嘟哝一句：“吵死人！”
见喜鹊已经飞走，他走到办公桌前坐坐，又到沙发上坐坐，再回到藤睡椅上躺下。不久又起身去抓电话机，抓起来又放下。那对喜鹊偏偏爱上了这棵树，在别处转了一圈又飞回来，老远就互相喊喊叫叫，十分高兴地在原来玩过的枝条上站住。喳喳喳！喳喳喳！有唱不完的歌，说不完的话。彭司令员恼火已极，恨它们恨得咬牙切齿，忽然从身上掏出那支自卫的五九式小手枪，指着树上骂一声：“我叫你见鬼去！”砰！枪响了，那对情人当中的一个，乱扑了几下翅膀，斜飘到哨兵的跟前坠地，另一只逃得无影无踪了。
哨兵听见枪响，敏捷地提起半自动步枪准备应付意外，见有一只喜鹊落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司令员放枪以后，又产生了惋惜心情，便走到窗户跟前去看，在看到死于地下的喜鹊的同时，也看见警卫连长把那个喊了反动口号的战士带来了。他只当没有看见，走到沙发跟前坐下。邬秘书推门进来。
“司令员，警卫连连长来了，他问……”
“告诉警卫班，给他一间小屋，让他一个人蹲到里头。”
“要不要他写个什么……”
“写。”
邬秘书转身。
“等等，你叫他们连长来一下。”
邬秘书走后不久，门外有人喊报告。
“进来！”
警卫连长进门行了礼，等着指示。
“他平常表现怎么样？”司令员问。
“全连最老实又最勤快的一个兵，只是不爱讲话，不大暴露思想。”连长简短地汇报。
“好了，你去吧！今天晚上他不回去了。”
“是！”
连长又立正行了个军礼，向后转走出了司令员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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