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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过，酷吏们是依附皇权的寄生虫，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主子撅起屁股，就知道主子会拉什么屎。这个刘启派去的酷吏对主子的意思当然也心领神会，他来到周亚夫面前，左手拿着竹简，右手拿着毛笔，言辞恳切地问道：“我说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那酷吏认真地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简直明知故问，周亚夫当即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破，质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战阵，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这酷吏的逻辑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你说是明器嘛，质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们总不存在这种问题罢，你要拿来造反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类似这样的绝妙杀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叫勾践的人就这么用过。
越王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得找不着北，差点亡国，还是靠着行使美人计才逃过一劫。又靠了范蠡、文种等几位大臣的辅佐，十年生聚，十年发愤才灭了吴国，报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马上就想杀了范蠡、文种等一干功臣。好在范蠡识相，早早弃官逃亡经商，躲到宋国的定陶当了寓公。临走之前曾给文种留了一封信，信中说勾践这家伙长得像一只大鸟，长颈尖喙，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弃官一起逃亡。文种不听，还傻乎乎地留在国内，想继续当忠臣。可是勾践已经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阴谋兵法，还有九种征服其他国家的良策，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搞得吴国亡国，其他六种你藏在心里，在这世上却发挥不了作用，实在可惜啊，我有个提议，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种惊喜地问：“什么提议，大王快说，臣就算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勾践干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虽然在这世上灭亡了吴国，可是吴国那些死去的先王们在地府的势力仍然很大，我很头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为我的先王带兵去攻打吴国的先王罢。”
文种当即傻了眼，刚才已经说了肝脑涂地都可以，现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会牵连家人，只好长叹一声，伏剑自杀。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当真是说尽了当奴才的悲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侍候这些残忍的帝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维护这种无耻的政治制度呢？也许因为智慧有限，他们无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制度；还因为人性中有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总有一帮人甘愿当奴才，为帝王们充当走狗和帮凶。当司马迁和董仲舒们在油灯下阅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大概非常羡慕三代春秋时候的那些士大夫们罢，那些人不必生活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皇权之下，他们能有自己广阔的自由。而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专制帝王们砸烂这种自由的所谓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畜生，最后无一不死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帝国权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后继地践行他们理论的酷吏们也大多不得好死。在这时候，我宁愿相信这世间还有因果报应这一学说。
我们回到周亚夫这个场景中来。
话说周亚夫听到酷吏这么驳斥，当即崩溃。躺在监狱的干草上，他开始深深后悔，后悔当官吏们来捕捉他的时候，他没有坚决自杀。因为他的妻子很傻很天真，觉得自己老公为汉朝立下了那样多的汗马功劳，皇帝不可能会杀他，皇帝是明君，不会自毁长城啊。她制止了老公，孰料却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亚夫在监狱里呆着，也没有人来杀他，只是接连五天没有人给他送来一粒粮食，好像他是一只玄鬓的夏蝉，靠吸风饮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独裁者有时为什么喜欢采取将人饿死这种方式，难道是他们终究怀有良知？不肯直截了当地杀戮；或者是他们在掩耳盗铃，觉得饿死别人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忘记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宁；又抑或是饿死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总之很难揣测。
周亚夫肯定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时候，他最终义愤填膺，大叫一声，吐出大团大团的血旺，死在狱中。
有一个传说，周亚夫当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个老妪许负曾经给他看相，说：“君三年后可以封侯，封侯八年后，可以当将军，升丞相，掌管朝政，在人臣中贵重无比。再过九年将会饿死。”
周亚夫不相信，笑道：“臣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就算死了，也有他的长子继承爵位，臣怎么能封侯呢？就算您说对了，臣能封侯，将来又怎么可能饿死呢？您给臣再具体说说罢。”
许负指着他的嘴巴，说：“你这里有一条纵纹一直延入口中，相书上说，这是饿死的特征。”
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娶了公主为妻，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六年后又犯了杀人的罪行，被判处死刑。按照汉代的规矩，列侯判死罪，爵位就从此断绝，不能由其他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周勃功劳太大，文帝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又选择周亚夫封为侯爵，封地在渤海郡的条县，称为条侯。我们翻开伟大的军事家周亚夫同志的档案，查看一下他的履历：
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任河东太守。
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封条侯。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为将军，驻军细柳，继而拜为中尉。
文帝后元七年（前159），为车骑将军。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拜为太尉，击吴楚等七国。
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为丞相。
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免相。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下狱呕血死。
一生经历基本上被许负猜中，简直神奇。
除掉了周亚夫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刘启总算出了一口气，很快就封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以告慰窦太后了。
小章：第四集
客观地说，刘启除了心眼比他老爸小，对待大臣更残酷之外，对老百姓却干了一些好事。下面我们可以叙述一下他可以和文帝刘恒媲美的德政，也希望一些无脑的愤青们不要嚷嚷：你看，景帝其实比他老爸好嘛！对为非作歹的功臣们残酷，不就是对老百姓的爱护吗？文帝有什么好，他的郎中令张武贪赃枉法，他不但不追究，反而再次赐给他金钱，想让他羞愧，这不是骗人吗？而景帝多好，任用酷吏，狂杀那些为非作歹的太子党们，使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治安大好，这才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啊！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却都是高烧后的呓语。首先我们要明白，景帝任用的酷吏，不仅仅对贪官残酷，对百姓也毫不留情。就像他任用的酷吏宁成，在家乡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瞬间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财富。武帝即位，还想再次任用他，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道：“臣在山东当百姓的时候，宁成当济南都尉，对待老百姓像狼见了羊一样，这样的人不可以让他当地方行政官。”武帝只好拜宁成为关都尉，专门掌管关津过往事宜，但是不久就流传一句谚语：“宁见乳虎，不要碰到宁成发怒。”可见他的酷暴。在这种酷吏治理下的城邑，可能确实会治安大好，但却是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所达到的，在这种表面的太平光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冤死者的灵魂在地下哭泣，实际上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种太平，不要也罢。
第二，景帝既然任用酷吏，就能使酷吏们有无上权威，可见皇权的可怕。他可以轻易地碾碎那些功臣列侯，则捏死一个老百姓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只要他愿意。在这样一种威权下生活，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它带来的恐惧，和长安那些太子党们为非作歹带来的痛苦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第三，长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国的诸侯王、各级官吏们，他们之所以有为非作歹的能力，他们的权力来源在何处？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赐给他们的，只是这个最高统治者希望自己有随心所欲地掌握这种权力的能力，只要这些列侯官吏们嚣张得不是太过分，他是无所谓的，他尽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赏自己赐给这些高级奴才们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过分，以至百姓怨声载道，这一则会影响自己的统治，二则表明这些高级奴才们在蔑视自己的权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们去好好教训一下他们，杀鸡骇猴。
第四，文帝就算对功臣们优容一点，会不会使得列侯官吏们更加嚣张，从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会。因为文帝是个明君，一个明君只要任用的官吏赏罚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达到目的。一个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维持统治的地步，只能说明这家伙心虚；或者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达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杀害周亚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张释之那样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么无赖的手段，写不出那样无耻的狱辞。我在这里并不是为明君圣相这种恶心的传统辩护，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还是当稳了奴才比当奴才而不得要快乐一点点。就像有的学者所归纳的那样，人民之所以拥护墨索里尼，是因为他们害怕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既然一个自由民主的乐土不可能得到，那只有忍辱偷生了。毕竟，上帝赋予人的生命，就同时赋予了他们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对那些能力比较弱小的人来说，他们估计更希望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专制统治之下，毕竟这种强大的专制对那些满脸横肉的流氓比对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约束力。
有时一种虚幻的自豪心也会让人喜欢专制，法国在旧的贵族统治时期，人民有一段时间就曾因此感到快慰，而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专横并不感到难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国王的统治之下。”而这种自豪不过是短暂的抽风。
小章：第五集
至于景帝的具体爱民措施，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他分两次改革了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
中元二年，景帝下诏，改“磔”这种刑罚为“弃市”，原先很多死刑都判处“磔”刑，过于残酷，死了之后还要张开尸体示众，现在一概废除。
中元四年，景帝下诏，说：“狱事是人生的大事，一旦被判死罪，就不可能复生。有的官吏收受贿赂，营私舞弊，陷害良善，让无罪者死亡，有罪者反而逃脱，这是我很怜悯的。从今往后，凡是那些有疑点的案件，或者那些证据虽然确凿，但被告人自己觉得不服气的案件，都要上报长安，让廷尉商议判决。”这实际上是建立了犯人的上诉制度，体现了刘启对百姓生命的关心。
后元元年，又下诏道：“狱事，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人有聪明愚蠢，官有上下等级。凡是那些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有关部门判决。有关部门判决不了，就上报廷尉。那些有疑问上报的案件，后来廷尉发现判决不合理，或者证据确凿根本不需要上报，上报者都没有过错。凡是判案尽量以宽容为上。”这种疑案奏报制度其实也由来已久，1983－1984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张家山汉简，就有一篇专门的《奏讞书》，记载了当时汉初官吏对一些疑案上报廷尉的内容，景帝在这里又特意下诏规定上讞制度，可能是以前的做法不够完善。
后元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诏：“雕文刻镂，是伤害农事的行为；锦绣纂组，是妨害女红的行为。希望天下人都能够尽力耕织，以备荒年。我自己也以身作则，不接受天下一切的进贡，并减省太官御厨的食物供养，减省天下百姓的徭役。”这和文帝的节俭政策一脉相承。
同年五月，景帝又下诏：“人不怕他智商不高，就怕他耍阴谋诡计；不怕他不够勇敢，就怕他欺男霸女；不怕他不够富裕，就怕他贪得无厌。只有品德高的人，他们欲望才很少。现在朝廷选用官吏的规矩，要家产十万钱才能上线，这是以财取人，是不对的。我认为，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很多钱，照样应该让他们当官。以前国家也有许许多多的限制，说什么商人家庭不许做官啊，没钱又不能当官啊，这怎么行，太苛刻了，我为此感到很难过。从今往后，家里够四万钱家产的就可以当官，不要让品德好的人没有进身之途，而那些贪婪的家伙却一直得利。”
让富人当官，是西方也曾经实行的规矩，贵族做官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利益；而穷鬼当官，首先就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养肥。所以让有钱人当官，貌似不合理，其实是古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智慧的结晶。托克维尔曾说，薪水制使贵族治国的理想全部丧失，同时也就离专制近了一步。诚哉斯言！
当然，如果一味强调家产，又会让有些家境一般但的确有着有崇高理想的人失掉为政府做事的机会，景帝的改良，也可以算是合理。
后元三年正月，又下诏道：“农事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了不可以吃，寒冷了又不可以穿，没有用处。今后郡国官吏要劝导百姓，尽力农桑，多种树木，凡是官吏们无偿征发或者有偿雇佣百姓去开采珠玉的，全部以贪污受贿罪论处，上级官吏对之不闻不问的，和他们同罪。”
甲子这一天，刘启在未央宫驾崩，遗诏赐诸侯王列侯各两辆马车，二千石以上官吏黄金各二斤，普通官吏和百姓每户一百钱。后宫宫女全部遣出，让她们回家，终身不再服徭役。二月六日，下葬阳陵。
阳陵现在还没有发掘，但是它周围的陪葬区已经有诸多的发掘成果，通过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
1990年的春天，西安市政府要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线必须从阳陵陵区通过。考古队来到工地上，首先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结果发现了不少陪葬墓坑，在那个时候，只有皇帝身边的重臣和宠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
和其他古墓一样，阳陵附近也有可怕的盗洞，甚至在盗洞的底部，还有一具当年盗墓者留下的尸骨，惹人遐思，大概这个人是被他贪婪的同伙杀死的。墓坑中金银器物无存，但幸好还留下了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比如陶俑。阳陵陵区出土的陶俑只有真人身材的三分之一大小，但它们身上的彩绘有的还依稀可见，类别有武士，有侍女，让我们能想像那时候普通民众的神情状貌。
阳陵附近的其他九十多座陪葬坑，大部分是贵族，从陪葬品中可以看见他们的奢华。可是就在这些陵墓的西北不远处，却有一些修筑这些豪华陵墓的刑徒墓坑，阴森恐怖，墓坑排列无序，坑中尸骨凌乱，相互枕籍，埋葬草率，没有一件陪葬品。这些苦命人的骨架上还大多戴有“钳”、“釱”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这就是文景之治时候普通百姓的命运。
《汉书·孝景本纪》的赞里是这样说的：“孔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