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6月份，我们就从北京南苑机场上车，第一站到大托铺机场，在湖南，隐蔽设伏。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未遇战机，8月份，奉命转至南昌地区。
第七部分长空利箭（2）
在那两个地方，我们住的帐篷就搭在跑道的旁边，也是单帐篷，很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油机车里的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而且正是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吃的，部队出发时带的粮食一半是白薯面，一半是玉米面，我们带了一罐食油，结果在路上把食油罐打翻了，到那就没有油了，很困难。部队发现了五、六个病号，病情比较重。我们的食堂挨着地勤灶，论吃的东西我们赶不上啊，我们老吃黄金塔。二连吃得好一些，因为他们有发射架，很重，饿了不行，扛不动。一连都是知识分子，你说他吃不进去啊。在最困难的时候，湖南省军区的司令，也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还有后勤部政委来看我们。我们营部住的位置还可以，住在毛主席专机停放过的专用线上，水源就在那里。我干什么去呢？我就去钓鱼，我有鱼具，出去都带着。在抗美援朝过程中，在保卫大桥的时候，我打下一架B29战略轰炸机，打下来了，得到的这套东西。我后来为什么爱钓鱼，就是这个道理。我运气不错，一下子钓了六条吧。那时空军政治部老打电话问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没困难，没有向领导伸过手。我们说什么困难都没有，实际上是很困难。我说每个病号一条鱼。首长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最困难的是生活困难，什么供应都没有。湖南省军区那个杨司令讲：什么都没有怎么能行呢？他就叫办公室主任协调，明天就去拉给养。结果第二天就给拉了一车子带鱼，另外还有一车子鸡蛋，拉回来还没有吃，上级来了个命令，要我们立即转到南昌去。你说带鱼怎么放、怎么带呀？放下来还行吗？这鸡蛋还可以吃。我说，今天不做别的饭了，就吃鸡蛋，把鸡蛋都炒了。鸡蛋夏天放着也不行，也没有冰箱。干脆一人一碗鸡蛋。当时铁路军代表管车，总代表姓徐，还是个大校，他说啊呀这个不对呀，一天拿着鸡蛋当饭吃！你也不好说呀，你说我们就吃白薯面，你别说这个，这里的待遇可真高。以后，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因为军调局请他吃顿饭，他一见我们都一碗一碗的鸡蛋那么吃，很快给我们把车调好了。本来要我们下午就上车出发，我一看，待了快一个月了，根本就没洗过脚，假如脚烂了怎么办呢？干脆就压后四小时，洗了洗。夜间装车上南昌去。当时热得真受不了，正是夏天6、7月份，真热呀！部队下来以后，我作为党委书记，为了表示一下决心，得作个动员。我说：“挥师转战打江南，十分想个三伏天，天热我言何所惧，”蚊子可真多啊，咬得厉害，天又热。有一天高达六、七十度，我们光穿个裤头，都热得受不了。最后一句，我说的是：“不打下U2不回师！”这就是我的决心，我们全营就按这个办。部队到达南昌以后，进入向塘地区一个长满小松树的丘陵地带，依山就势修筑阵地。一连放在两山之间，二连阵地放在东西两面的山坡上，加上人工伪装，比较隐蔽。南昌是U2飞机侦察大江南北的必经之路，只要福建方向的航空兵有调动，U2飞机都要出来。9月7号，空军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转到南昌以南的樟树。第二天，国民党一架U2飞机就出来了，飞到广州上空，突然转弯，由北而南，从广州上空飞过去了。我们认为，敌机对广州是一次试探侦察，主要看看江南地区有没有飞弹，并且做了逃避导弹机动飞行试验。我说这事我们不能不防。我们重新开会，重新作方案，重点研究就是，如果它突然拐弯作反弹道飞行，我们怎么把它克制住，制定了一个怎么克制它、不让它拐弯、在拐弯之前把它打掉的方案，然后按新的方案练，练完了，就可以休息了。正在休息的时候，发现一个老鼠，这算一个小插曲吧。那个老鼠随地乱钻，它是怎么进来的呢？我先摸清楚看看，一摸情况，是从电话线的洞里钻进来的，因为电话线要从墙上打一个洞。那么多电线就是从前边房子过来的。那么这个老鼠就是顺着我们屋子里面的电线过来的。当时，我是靠近门住的，跑进来跑出去快点吧。政委许甫是靠着南墙，靠着北墙的是参谋长张治国。他在北边紧挨着，老鼠就是从他那蚊帐杆上下来的。我真正搞清楚以后，就说：“今天晚上，一有动静的时候，我就发出信号。我把门堵住，政委你准备一个大扫帚，准备打。张治国参谋长主要任务就是，我一发出信号，你就赶快打，看住你的蚊帐杆，别让它从那里跑上去。”就这样，我一发信号，就打起老鼠来了，把老鼠真的打住了，它跳不上去，回又回不去，我这里关着门，它也走不了。结果，把政委给摔了个大马爬，摔成这样了，光腚，躺着。老鼠是打死了，也是一个小插曲吧。打死这个老鼠以后议论就多了，这么贼的老鼠都打死了，明天U2飞机来了肯定也跑不掉。我们一定要把U2飞机打掉。当时，空军要开党代会，我是出席空军党代会的代表。我就请假，不参加党代表大会，我说：明天打下飞机来，我可以背着飞机翅膀见毛主席呀！说下这句话，第二天真的到了南昌，因为南昌位置很重要，只要附近有什么动静，有什么情况，敌人的飞机就要出来看看。所以，我们也利用他这个情况，调动它一下。我们空军从南昌起飞了一个轰炸机大队到樟树机场降落，第二天又飞了一个，很大的飞机，是运输机，大飞机，运输机肯定是运东西嘛。轰炸机呢，偷偷地转回去了。晚上，低空回去，第二天又起飞，飞得很高。敌人一看，一想，肯定有问题。第二天敌人真的来看了，那是9月9号，一架U2飞机早上六点钟从桃园机场起飞，七点三十二分，由平潭岛上空进入大陆，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这时候，我接到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的电话：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飞机出来了吗？我说，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刘司令员说：把它打下来！我说：是！坚决完成任务！这架U2飞到离南昌七十五公里时，开始侧飞临远，航向西北。我当时判断：它又采用昨天飞广州的老战术。就下令目标指示雷达严密监视，做好准备。但是，制导雷达不开天线以免打草惊蛇。它侧北，向北去了。我说，不要跟踪了，用目标指示雷达来监视它，其它的今天先不要动，好防备它搞侦察广州时突然转圈的老战术。等到它飞到鄱阳湖上空以后，我告诉大家：飞机可能到了鄱阳湖拐弯，你们要注意，做好发射准备。因为导弹接电以后，如果不发射，超过时间了，它就要“休息”，正当它“休息”的时候，你再发射，发射不出去。你现在不接电不行，提前接电也不行。八点三十二分，当这架U2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时，我突然打开天线捕捉目标，连续发射三枚导弹，一举将其击落，这架U2坠落在距南昌十五公里的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但是，因为伤势较重，没救活。这仗打得不错，事前有一个利用战术打老鼠的好兆头。战斗一结束，刘亚楼司令员就指示我立即赶到罗家集现场，尽快把飞行员送到医院抢救，最好能救活。如果死了，要给他买个棺材埋了，还给他立个碑。刘亚楼心很细，很多东西我们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我赶到现场看见两个民兵，把陈怀身从稻田里拉出来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死。经过抢救以后发现，咱们那个导弹的战斗部，爆炸时分成几百块，其中最小的、很碎的、像指甲盖这么大的一块，正好打在他心脏上了。救也救不活，跳伞时还没死，只是后来没救活，死掉了。我就按刘亚楼的指示，把他埋在一块小松林的山岗上了。加了个石头，刘亚楼说将来会有用。这么把他给埋了。这是我国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周总理第一个打电话来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15号，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胜利。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到处活动，总想弄明白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9月20日，我随空军首长到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听了汇报，非常高兴，多次鼓掌。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这些都是我永生难忘的。U2飞机被打掉了，但是，国民党空军并不甘心。为了逃避地空导弹的打击，他们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在飞机上加装了一种更先进的预警设备，一种小型机载雷达，只要萨姆导弹制导雷达一开天线，它就能准确测定出地空导弹的阵地位置，并且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它就可以在我们发射地空导弹之前突然离开。1963年3月至9月间，U2飞机多次进入我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都因为使用了这个系统，逃脱了在此地设伏的地空导弹部队的攻击。上级要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开始通知开会的时候是温志荣去的。他问我开会时怎么汇报？我说，你就说我们不赞成七十五公里开机。你报这两本账，三十公里开机，在那里报五十公里。我不参加这个会，吵架的会我不去。政委万成盛跟我们撤出的时候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你们二营怎么这么翘尾巴！五十公里你说怎么办？五十公里是我的一本账，第二本账是我的真正打算，三十公里打。但我不敢说，怕挨批。那些人都不懂行，在那里唠叨，当然不是他的专业，也有那个假懂行的絮叨，这样的后果是什么？进了口袋的耗子都让他跑掉了，那像话吗？1963年五一劳动节以后，我们从北京转至德州故城地区，反复研究演练新对策。全营官兵都发动起来了。参谋长他们根据以往敌机通常在我们开天线后二十秒开始机动飞行的特点，算出了它的最小转弯半径，要求制导雷达必须在四十一公里内开天线才行。经过五十多次开机试验，摸清了开天线后做的十四个动作，可以把其中的九个动作放在开天线之前去做。把必须在开天线后才能做的五个动作，争取在开天线后四至八秒钟内完成。这样攻其不备。我们当时称之为近快动作，并且就此向北空和空军写了实验报告。我说我准备在三十七公里开火，打它个来不及。当时，计算机用的是电子管，要四秒钟才能稳定下来。我想这不行。要占去我四秒钟，作战时间就更短了，因为从发射到命中也就三十几秒钟，超过三十几秒钟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飞机就从你头顶上过去了。不要，计算机不要了，因为飞机速度定了，不用电子计算机，看着荧屏显示器上，旁边划着印，到那儿我说发射就发射，这样我就省了四秒钟，这样子更完善些。6月有一天，刘亚楼从上海打电话来，要我立即去见他。下着大雨我还没办法去火车站，我坐坦克去的。人说，这是什么头儿？怎么坐坦克跑来了。上了火车以后，刘亚楼说雨太大，你坐飞机到济南，在济南上飞机到上海来。我到了济南以后，人家原来也没有给我找座，就坐在垃圾箱上，到了济南下车，大喇叭在喊我的名字，说上级让你继续坐火车，飞机这儿也不能降落，接你的专机这儿也不能降落。这个列车长就说，坐专机的人怎么能坐在这个地方？马上给我开了个卧铺。结果，我后来才知道，飞直升机专门来接我的女飞行员摔死了。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上延安饭店给刘亚楼同志汇报。刘亚楼把地图展开，跟我一起研究到上海设防的部署。我又向他汇报近快动作的想法。汇报以后刘亚楼有一段讲话：这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贯彻了罗总长大海捞针的精神。要大胆地干，不要怕，胆子大点，只有多打胜仗，没有常胜将军。你已经是常胜将军了，你大胆干，我赞成。我一听，这不就在批评那些人吗？我的气也消了。我这有人支持，我怕什么？后来我们的这一科研成果在全国第一届科研大会上获得一等奖。1963年9月，空军决定将四个地空导弹营调往浙江、江西交界处统一部署。于是，我们第二次再下江南——二下江南真干练，荒山野岭扎营盘。尽快战法操胜券，歼灭U2笑开颜。11月1号零点，我们担负战备。那时，部队帐篷还没来得及搭，就住在汽车上，雷达也没有校飞。就在这天，指挥所就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对付敌机预警系统。我们按照近快动作要求，提出：开天线的距离不大于三十八公里，以前规定都是七十五公里。对此，会上争论很激烈。我们的近快战法通不过，反对的人多，这么打仗，怎么可能？我也不能说刘亚楼同志支持啊！在兵力部署上，刘亚楼太高明了，其他单位没有这样的司令。原来的部署，是聂凤智、周副参谋长到延安饭店汇报的。怎么布置的呢？这边是三营，那是一营，四营，二营在中间。原来不是这样的，这边一个三营，那边一个四营，一营在这，二营在那边。刘司令说，不行，你布置的不好，要说U2，U2就是优待二营嘛。这种话，要是咱们说就不能解决问题。刘司令就不一样了，他又说，这是主要问题。打仗嘛，重要的问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为什么不把二营放那去，把二营放中间。聂凤智后来就把二营调到中间。正在开会时，台湾出动一架U2飞机，从温州上空进入大陆，从我地空导弹火力范围之外向西北飞去。主持会议的成钧副司令员决定继续开会，各营搞好伪装，抓紧准备，歼灭返航敌机。那时候有个政治部主任，广空的，是个老广，说闽南话的，谁也听不懂，他讲起来没完。你说马上要打仗了，讲那么多话怎么行？讲了几个小时，不散会，敌机快过武汉了，成副司令宣布散会。你再不散会那仗还怎么打？这样，一散会我就赶紧坐车跑，跑回去，心里想，如果车要是抛了锚就完蛋了。跑回去以后，我先开个小型作战会议，用十分钟。召集连以上干部和一所三站人员。把情况按敌机飞行速度推算延伸标在图板上，往前推，看多长时间达到这地方，到达什么地方我就发什么命令，按计划这么办。命令全下达给你们了，大家按这个做就完了，我不发命令了，再发命令都是形式了，通通交底了。
第七部分长空利箭（3）
散会以后，我搬了把椅子，到指挥所外抽一支烟。目标指示雷达报告在一百八十公里处发现敌机。指挥所要求我们二营负责歼灭敌机。我就上指挥车了。敌机距阵地九十公里时，我命令三发导弹接电准备，七十公里时，我命令雷达接替513雷达指示目标。敌机离阵地三十九公里时，就在测定射击诸元、制导雷达即将开天线的关键时刻，雷达突然出现故障，丢失目标。我当即命令改用513雷达情报，求测射击诸元。敌机离阵地三十五公里时，我下令开天线，因为没有来得及搞雷达校飞，显示器中央未发现目标，只是在引导显示器左侧有一个针尖大小的信号在闪动。我就命令代理引导技师王觉民抓住它，随即下令发射三枚导弹。我们近快战法的基本原则是目标显现，看见就打。整个指挥和操作仅仅用了八秒钟，第二发导弹在二十六公里处与敌机遭遇，将其击落。这时，敌机高度二万零五百米，时速七百五十公里。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号称克难英雄的叶常棣负伤以后跳伞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