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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晗知道，有这个男人挡在这里，目标已经越来越远。
“听！外面的枪声，”伊藤接着说，“那是给你燃放的礼花，是胜利的礼花，你能走到礼堂，站在这里，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承认，在判断双簧这场戏里输了，输得毫不体面，心服口服。好在这场大戏内容丰富，两个简晗并不是其全部内容，我们的人从来没有停顿。听吧！那些礼花也是送给你的同伙的，多么绚丽的礼花啊！他们乖乖地钻进我们的包围圈，不选择束手就擒，就只能负隅顽抗，他们用血洗刷勇敢，让勇敢变得一钱不值。他们叫什么？叫吴瘦镛，叫刘晓鸥……”
“砰！”她开枪了，子弹在伊藤的眉心绽放出一朵红色的花，随之便败谢了。伊藤还没来得及把惊讶的表情展现完毕，就“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她从一开始就认出了眼前这个男人，当然，他不会认出整过容的简晗。简晗怎么都不明白，原来伊藤就是在浅草弹吉他后来莫名其妙失踪的小坂茂，他不辞而别，就是为了报效他的祖国而蜕变成一个恶魔吗？他母亲给了他多大的耻辱，才让他毫不怜惜一个中国女孩的初恋。
他的手指冻红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弹奏速度，手指像十根柔软的花穗，随着浅草的雪风摇曳。有一缕发黄的头发从额前耷拉下来，遮住他的眼睛，他一个劲儿地弹奏着，沉溺在连绵不绝余音袅袅的音乐中……
简晗想，如果刚才她第一时间拔出手枪射击，完全可以击毙汪精卫，她想等待更好的机会。然而机会总是稍纵即逝，再也没有第二次。当外面的枪声迫使她必须采取行动时，伊藤却在她扣动扳机的紧要关头出现了。事情总是这么巧合，伊藤偏偏是她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小坂茂。她承认，她的大脑有一刻是空白的，这使得她耽误了射杀汪精卫的最佳机会。一切都是错误！她不是杀手，不配这个称呼，杀手的荣誉来自毫不犹豫扣动扳机射杀既定目标，而不是在节外生枝的地方浪费时间。她开枪了，为狱中牺牲的薛妈，龚巧琳，胡斯枚；为被残酷蒸发掉的6个同胞；为千万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所有中国人，也为了背弃的爱情。她忘了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谁，她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吴瘦镛，辜负了叔叔，辜负了刘晓鸥，以及现在仍在枪林弹雨中厮杀的同志们……
心死，永不想复活。再见！我的吉他！再见！眼前的雾色！再见！我的情窦初开！过去所有的思念，牵挂，回忆，都在开枪这一瞬间凝固成坚硬的仇恨。
只能这样，她没有选择。
有几个保镖扑上来，把简晗牢牢按在地上。她没有反抗，脸紧紧贴在冰凉的大理石上，看着不远处浑身抽搐的小坂茂，他的脚在拼命伸直，好像够着什么，是琴盒，还是浅草的糯米糕？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永远也够不着。他终于放弃了，再也没有动静。
弗朗西斯科·塔雷嘉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我的回忆，我热烘烘的糯米糕，我的“爱琴海”旅馆，我的“忒修斯白帆”小房间……
外面的枪声终于平息了，简晗看到有几只白鸽扑啦啦挥动翅膀，向远方飞去。天湛蓝，把考试院翘起的屋角也染成天的颜色。
只有牺牲在刑场上，才能让她的自责与愧疚得到证明。她准备好了……
简晗闭上眼睛，不想再看到这个世界。
尾声
岁聿云暮，同时又宣告着一个新年的开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间无穷地重复着。
1957年春节，风雪肆虐着北京，很久没见过下这么长时间的雪了，整整半个月，北京城都被大雪覆盖着，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这天晚上，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暖烘烘的会议室里，参加春节联欢的与会者兴致勃勃地听了一位来自浙江的老前辈讲述的一段往事。故事讲了足足3个小时，内容是关于中共隐蔽战线的，情节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也带着许多遗憾与惋惜。
老人最后说：“请记住那个女孩的名字，她叫简晗。不幸的是，行动终以失败告终，汪精卫逃掉了，她只击毙了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特工，叫伊藤见司。参加那次行动而临时组建的国共特工小组，一共26个人，也全部为国捐躯。不能怪她失手，有叛徒出卖那次行动，行动小组掉进日伪汉奸的包围圈，提前交了火，这影响了埋伏在典礼现场的简晗。一个月后，简晗被押回上海，秘密处决于龙华监狱，时年21岁。可惜，负责指导这次行动的中央领导，也就是我的老上级突然牺牲，加上这次行动非常绝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我成了活在世上唯一知道内情的人。当时简晗并没有入党，组织部档案里没有她的名字，所以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都以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干的，也就是说，简晗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回到延安后，我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可惜……唉！她在我心目中永远不是一个失败的杀手，而是一个为革命奉献出年轻生命的巾帼英雄。出卖那次行动的叛徒是简晗的叔叔，一个军统特工，代号老K。他把简晗抚养成人，并想让她加入军统，他以为可以带着简晗干一番事业，没想到简晗在得知自己的父母是共产党员后，执意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也就是说，简晗是以一个准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南京行刺汪精卫的。这件事强烈刺激了他，他在叛逆的侄女眼里，看到了夺去他女人的哥哥，看到背弃他的女人李柔，看到这个世界对他的所有敌意。他把这些仇恨转移到共产党身上，然后发泄到这次刺杀行动中。他不愿意看到国共合作，在阻挡不了历史潮流后，他只能破罐子破摔。他是爱简晗的，像爱他的情人一样呵护她。爱直至，恨至深啊！当爱远去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毁灭。就在行刺失败的同时，他先我们一步找到吴瘦镛的小女儿吴纹夕，带着她逃往了日本，至今下落不明。估计他想把吴妏夕塑造成第二个简晗，把共产党子女培养成替国民党卖命的杀手，在他看来没有比这个更解恨的了……”
参加会议的有一个叫陈思稻的中年人，中共中央统战部某部门俄语翻译，故事中出现的李柔是他的母亲。他急匆匆地赶回家，激动地对妻子肖菲说：“我有姐姐的消息了！没想到当年刺杀汪精卫的女杀手就是我姐姐，太意外了！她是英雄啊！”
肖菲是上海人，40年代初和一帮热血青年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1947年，与刚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陈思稻结了婚，两口子恩恩爱爱，只是一直未育一子。听完丈夫讲述的故事，肖菲冷静地说：“这事千万不能声张，你姐姐是英雄，可是你叔叔是叛徒啊！说出来绝对会影响你的政治生命。”
可陈思稻不这么认为，英雄是英雄，叛徒是叛徒，应当功过分明，况且这是两个人，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他后悔当时没有要那个老人的地址，等第二天找去，老人却已经回了浙江。春节后，他给老人写了封信，想让老人亲笔出一份详细的文字材料，然后由他——李柔烈士子女、简晗弟弟的身份——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期望给姐姐一个荣誉证明，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老人叫苏凯文，是当年共产党情报部门驻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不知道为什么，信发出去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回信，直到夏天来临，信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陈思稻后来得知，苏凯文在这次运动中出了大丑，他丢人现眼地被群众押到街头，罪名是他为右派分子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污蔑共产党不讲究实事求是。几个月后，苏凯文死于浙江省地方国营漓渚铁矿（内称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释放国内战犯33名。这提醒了陈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过去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现在仍然在押的在汪伪政府担任过伪职的罪犯材料，期望从中能查阅到一点有关姐姐的消息。有一个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丽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担任看守，残酷迫害过抗日志士，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18年有期徒刑，现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陈思稻来到上海，找到有关部门，见到了这个已满60岁的老罪犯。她身体羸弱，几乎奄奄一息，她告诉陈思稻，当时是有一个涉及“南京典礼”枪击案的女孩关押在龙华，但她忘记了那个女孩是不是叫简晗。她还说，枪决那个女孩后，法医发现女孩的膝盖处埋藏着一个隐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铐钥匙。看得出来，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体，自然形成一个囊袋，在皮肤下隐藏着。押解她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几个狱警都是男人，她有机会借上厕所之际，用牙齿咬破囊袋，打开手铐逃生。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林丽博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发作。
1966年“文革”爆发，陈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为国民党特务翻案”“妄图投靠苏修”。随后，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示众，就像她母亲李柔当年在成都市游街一样。不同的是，他比母亲幸运，只在昌平太平庄农场劳改了12年，1978年获得释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她在“文革”期间怎样被人诬陷成揭发丈夫的元凶。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她披露了陈思稻受迫害的整个过程。他被残酷批斗，挂着黑牌游街，行程几十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最耸人听闻的刑罚是“吊半边猪”，用麻绳拴住她丈夫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然后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不但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还要往身上加砖，从一块加到三块，又从三块加到六块。很快，他的手指断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过去……
平反后的陈思稻已年满58岁，患有各种疾病，长期卧在病榻上。从1979年到1989年病逝这十年间，他仍然想帮助姐姐找到她应得的荣誉，他写了大量材料，从革命前辈苏凯文的回忆，到当年女看守的证词，一一提交给上级，但都杳无回音，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佐证他的正确。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着妻子肖菲的手说：“我这辈子很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为共产党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我母亲干了，我姐姐也干了，我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本来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帮助姐姐获得她应有的荣誉，就像我母亲那样，让人民记住她，让后代多一个祭拜英雄的理由。看来太难了，历史的长河总要过滤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颗小小的沙粒，我想让她变成金子发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像我姐姐这样的人，又何止一个呢？唉，现在真想她，想我10岁的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这几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还是那个样子，漂亮，干净，梳着两只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还是那时候的样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撑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妈后面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对了，薛妈要被母亲辞退的那天，我和姐姐还抱着薛妈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她走呢！还有薛妈的歌谣，一边唱一边做手指游戏，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灵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来穿去，来回翻飞，弄得她眼花缭乱的。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么姑说闲话。好听吧？”
病魔把他折磨得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大声对妻子说：“肖菲，总有一天我姐姐会获得她应得的荣誉，烈士陵园里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记住在墓碑上刻上她的真实姓名，她叫陈思洋，生于1919年，重庆。”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到了2007年，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岁生日，她已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当天晚上，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丈夫的墓前，凝视片刻，便扶着墓碑慢慢软了下去。她跪在那里一动不动，长长的白发被风吹得飘散开来，搭在墓碑上，像一条白色的绸带。
不一会儿，她的肩开始颤抖，由轻到重，越来越剧烈。她哽咽着，喃喃地对着墓碑说：“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60周年纪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动了。人说死之前，脑子里会把一生中经历过的事都闪现一遍。这几天它们老闪，一幕一幕的，特别清晰，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你谁也别告诉，就你知道就行，答应我好吗？”她停顿了一下，好像等坟墓里的丈夫答应似的，“思稻，你以前说过，你姐姐只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被过滤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吗？我何尝又不是一颗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还深，深得连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成功地潜伏到诞安，还没来得及干什么，下棋的人就不在了。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渴望着有人跟我联络，肯定我，表扬我，甚至给我下达指令，我时刻等待着召唤，家门口哪怕路过一个收破烂卖冰棍的，我都以为是组织找我接头来了。我满面潮红，浑身起着痱子，但到头来仍是空欢喜一场，他们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但我毕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闲着，必须对得起自己，我总得要自觉地干点什么才行。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窃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有几次我到办公室找你，就想这么干上一次，哪怕一次，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啊！就像你说的，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证明。我每天锻炼身体，准备在获取情报逃跑时有足够的体力来支撑。可让我悲哀的是，就算我窃取到情报，又能交给谁呢？没人要，再珍贵的情报都等于废纸。我孤独地潜伏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从1941年到现在，整整66年，我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逝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我坦白，你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我干的，杂志上那篇文章我说了谎，没人逼我，是我主动揭发的，那是我特工生涯中唯一干的一件可以破坏点什么的事。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劳改农场那12年里我是怎么度过的？我愧疚，悔恨，甚至想上吊跳楼喝毒来了断这一切。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明明是爱你的，可是我怎么能对自己所爱的人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呢？仅仅是为了履行自己当年的宣言吗？可是派遣我来的那个该死的组织早就不存在了啊！我想过离开你，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我知道，一个特工的优秀品质就是在孤寂的等待中得到证明，我留了下来，傻了吧唧地以为历史还可以重新改写。现在我知道，如果我的一生是一盘棋，那么，这是何等错误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