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伊拉克与报纸上以及电视上描述的伊拉克几乎完全不同。
更有甚者，翻开相关的图书，我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人能客观地、不存偏见地将事实记录下来，告诉大家在那段时间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几乎每一个书写这场战争的人都有明确的写作意图。我没有。我是个已退役的将军，没有政治企图。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把有关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事实公布于众。
事实永远都不是绝对的，不像我们的肤色，黑白分明。在这本书里有一些内容似乎倾向于民主党这一边的说法（比如，伊拉克战争的计划如何很早就制定出来了），也有—些内容似乎对共和党有利（比如追捕萨达姆的军事行动）。可是，这就是事实：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内情。你将首次了解到：我们军方最高层对9．11事件的反应；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如何发动的，我们为什么选择让特种部队和中情局这支独特的联合部队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从1991年以来是如何监视萨达姆的一举一动的，我们对他的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我们出于什么原因认定他确实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是如何策划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我们在制定计划的这一年半期间里经历了怎样的思索过程；还有我们是如何知道萨达姆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以及这些武器如今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际，整个美国还在怀疑，我们攻打伊拉克的做法究竟对不对，萨达姆是否真的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到底存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的军队是否做出了、甚至至今仍在做出无谓的牺牲。如果说《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这本书存在一定价值的话，那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个客观的、军事的角度说明了我们打击伊拉克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事后对自己的猜疑，让我们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满意，让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都是正确的。
最主要的是，我想带着你一同去亲历一番。尽管我在军队中服役了33个年头，但是在中央司令部的这3年经历仍然超出了我此前的想像。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我们在发动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我要让你看到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我们该如何（或者已经如何）对此进行纠正。我还要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胜利，以正视听。我要让你看到，美国军方如何在为美国的安全鞠躬尽瘁，以及军方为此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本书将向你一一讲述这些故事。
序幕
那个星期一的早上对中央司令部来说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弗兰克斯将军在中东，所以由我来主管坦帕总部的事务。我召开了晨会，听取了手下的工作汇报，此时我正在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通话，向他汇报前一天的工作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事件发生。
突然，我的一个助手来到我跟前。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显然不想打断我们在电话中的交谈。我知道，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果然如此。
我手里拿着的是当前军事行动部门（current Operations）送来的“加急”消息，这说明就在此时此刻，战场上出现了特殊情况，而且非常敏感，必须启用投入战斗准则（Rules of Engagement），征求批准。我一眼看去，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马上明白我必须请示拉姆斯菲尔德。我打断了他的话。
“请原谅，部长先生，但是刚刚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必须向你汇报。”
“说吧。”
“我们发现一艘快艇正迅速驶出一个巴基斯坦港口。我们的人通过无线电和它联络，但是它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该区域有联军的船只，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没有鸣枪警告。眼下它正迅速离开，已经到了公海海域。”
电话两端一片沉默。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阿富汗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基地组织的人员将企图逃跑。我们知道他们只有两个出逃的选择——小型飞机和快艇——所以我们对空中以及港口都施行了严密的监视。我们格外留意从巴基斯坦驶出来的快艇。这艘快艇与我们搜捕的对象很吻合。如果我们让它走，那很可能就等于放走了穆拉·奥玛尔或者奥萨玛·本·拉登。
另外，这艘快艇已经抵达了公海，这使形势变得格外复杂。如果快艇还在巴基斯坦海岸12英里以内的范围，那就是处在巴基斯坦的海域，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将它拦截下来。但是一旦它跨越了12英里的界限就来到了公海，而公海上的规则就不再明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启用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首先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如果不起作用，就在船首鸣枪警告，如果还是不起作用——不能采取其他行动，我们的人必须请示上级，是否将冲突升级。这就是他们此时来向我请示的原因。
美国参与的每一场战争和每一次冲突都有相关的军事行动准则。和多数人想像的不同，美国军方并不具备无条件杀人的权力，甚至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我们不是一个野蛮的国家，我们参加战争不是为了要单方面地屠杀任何挡住了我们去路的人。我们会为了不伤害平民绕道而行，让战争以外的人不被卷入战争——有时候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我们自己士兵的生命。为此，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要求士兵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详细规定了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什么情况下不能开枪；他们可以使用哪种武力，不能使用哪种武力；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不能采取哪些行动。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战争是瞬息万变的，转眼间局势就会变得迷惑不清，普通的士兵需要有简单的规则来指导他的行动，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杀人，什么时候不能杀人，知道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
军事行动准则是由我们中央司令部的人员起草，经弗兰克斯将军和我本人同意，然后提交国防部批准制定的。一旦通过，就不得更改。如果我们需要废除这些准则，就必须得到拉姆斯菲尔德的批准。而拉姆斯菲尔德需要视情况严重与否征得总统的许可。
在中央司令部，我们也有自己的律师，为我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提供法律咨询。在此次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莎莉·杨上尉就一直在我左右。她在那里不断地为我们解释法律上的细节问题。她会说：“这个才是军事行动准则的真正含义。”许多复杂的国际法律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陆地作战法、海洋法——而律师必须保护司令官，确保你眼下采取的行动符合法律精神。
“你能肯定是基地组织吗？”拉姆斯菲尔德问道。
“不，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根据情报，我们觉得很可能就是他们。”
我的助手又给我递来了一张纸条。
“部长先生，”我说：“摩尔上将正在另一条线上等着和我通话。您看我是不是先接一下他的电话，从他那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和您电话联系。”
“好的。”
我挂断电话，接起了摩尔上将打来的电话。
海军上将威利·摩尔（Willy Moore）是三星将军，是驻扎在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司令。他是海军中最出色的上将级作战指挥官。
“情报可靠吗？”我问他。
“非常可靠，”他回答道。“我的一个上将掌握了它的行踪。他的舰艇距离事发地点只有150英里远。他有飞机巡逻，其中一架飞机发现了目标。”
“我们在附近海域还有哪些船只？”
“有法国和加拿大联军的船只，还有我们自己的一艘舰艇。是基尼中尉指挥的美国舰艇，船上有14名海军作战人员。”这名基尼中尉是弗兰克斯将军的前任、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四星将军托尼·基尼（Tony Zinni）的儿子。
“你认为是基地组织吗，”我问。
“是的。”
“让我先和部长沟通一下。”
我让他在线上稍等一下，再次接通了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话。
“他很确定。”我对拉姆斯菲尔德说。
对方踌躇了片刻。
“我们有哪些选择？”拉姆斯菲尔德问道。“我们能把他们拦下来吗？”
“我们可以打他们的引擎。但是他们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只有一次命中机会。而且这艘快艇的船体是敞开型的，如果我们射击引擎，很可能会击中里面的人。”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国际海域遭遇到需要启用投入战斗准则的突发事件，我们都知道一旦决策失误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事情出现在最不利的时机，最不利的海域。当时，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异常紧张——两个国家之间的核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需要他们双方都保持中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核灾难。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保持着电话联络，尽我所能让巴基斯坦方面保持冷静，而国务院与此同时则在做着印度的工作。在高度紧张的局势下，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这片海域出现任何错误的军事行动。
拉姆斯菲尔德清了清嗓子。
“做你必须做的选择吧。”
我拿起了在另一条线上等候指示的上将的电话。此时正是阿富汗的黎明时分。
“采取行动。”
第一章 欢迎来到中央司令部
“如果军事艺术只在于安全自保，那荣耀就只能属于平庸之辈。”
——拿破仑·波拿巴
中央司令部副司令的职位不是凭你个人就能争取来的。首先必须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名，然后经国防部长同意，接着由总统亲自批准。最后提名要交给参议院，必须经过正式的投票选举才能最终通过。要得到推荐，你必须从数百名战绩卓著的将军中脱颖而出。在全军当中，这是最难得到的要职之一。
中央司令部是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非常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而对个人而言，成为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或副司令则意味着晋升。当选副司令是从两星级（少将）晋升到三星级（中将）。而当选司令是从三星级晋升到四星级。在军队中，这是极少数名为“文案工作”，实则根本不具备文案性质的工作。和其他职务不同，在中央司令部工作意味着你很多时间都要亲临战地。尽管如此，司令或副司令一职仍然是全军当中最令人向往的职位，是许多军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我本人是由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将军托尼·基尼推荐的——有趣的是，我第一次遇到基尼将军的时候，和他相处得并不融洽。
那是1992年，我们在索马里，那里的战斗后来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事后被记入《黑鹰坠落》一书并被拍成了电影）。基尼将军当时负责联军的联合军事行动中的地面作战指挥工作，而我负责指挥空中作战行动，这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来说着实是个特殊的职位。实际上，这是海军陆战队人员第一次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空军指挥职位。
我第一次遇到基尼将军是因为一场争执。当时的空中作战计划书是在海上的航空母舰上制定的，然后由飞机空投到我们驻扎的营地。这些计划非常关键，我们每天都要连续数次把这些计划书从船上运到岸上。我们使用的是S3海盗战斗机（S3 Viking），这种小型双引擎的战斗机通常用于反潜艇作战，而当时我们就是用这种飞机把计划书从船上运过来，空投到我们的使馆院内。海盗战斗机必须在高速飞行中空投作战计划书，因此空投的准确性很低。为了增加计划书的重量，他们还特意打上了橡胶包装。飞机空投的时速为每小时150到200英里，所以橡胶袋的下降速度非常快。我们把使馆院内整个停车场都划出来，以供空投使用，但他们总是错过投放目标。一天又一天，这些橡胶袋子接连砸在军用帐篷上，砸出了无数个大窟窿，还砸坏了许多卫星天线，就差没砸到人了。它们已经成了一件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让人头疼的事。
终于有一天，其中的一个袋子砸在了一个士兵的头上（幸好他戴着头盔），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冲进了基尼的帐篷。
“这简直是混蛋！”我说。
屋子里有好几名军官，他们一定觉得我疯了。上校不可以这样对将军说话。实际上在军队中，这很可能是最愚蠢的行为了。它有可能意味着你的晋升算是到头了，而这就等于宣告了你军旅生涯的结束。
可我就是不在乎。只要我觉得有的事情不公平或者做得不对，我就一定要站出来说话，完全不计后果。海军陆战队中向来有许多人总是做出这种错误的（也是令人骄傲的）举动。
屋子里悄然无声。
“出去。”基尼吼道。
他把我从众目睽睽中带了出去。
我们一出来，他就冲我大吼：“你以为你是谁，敢这样和我说话！”
“有份作战计划书今天砸在我手下的头上了。这很危险，很愚蠢。你必须让他们停止这样的空投。”
“你以为你是准，敢对我指手画脚？”
“你不需要动用飞机。”
“去你的。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可以用直升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就能满足你。”
“它们的速度不够快。”
“我可以让它们早起飞，晚降落。两班轮流。可以保证和现在一样的空投速度。”
“纯粹是瞎说。”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他不愿意妥协，我也不愿意妥协。
最后，为维护纪律，我说：“我已经说了我要说的话。你比我高两个级别。你可以做你选择去做的事情。这样僵持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
他的态度马上变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们不该这样争论。”他说。
“的确，”我说。“我根本不可能赢得这样的争论。”
他叹了口气，看着远方。
“那些该死的飞机，”他说，“它们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知道吗，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他又停顿了一下，说：“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
我们施行了我提出的方案。我安排直升机空运作战计划书；我按照当初做出的承诺制定了日程安排．我们再也不用为此烦恼了。我们照样可以迅速地拿到作战计划书，而空中的威胁也就此解除了。
基尼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上。他意识到我不是要让他难堪，也不是要证明自己的匹夫之勇。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顽固的、一心为军队着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从那以后，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比我在军队中和任何人的合作都要愉快。
一年后，我成了一星级将军，而他成了三星级将军，并当选为驻潘德顿营（Camp Pendleton）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司令，负责指挥5万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他让我担任他的副司令。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不久，基尼出任中央司令部副司令，一年后他升任司令，是中央司令部有史以来第一个从副司令升任司令的人。他退役后，必须推荐一名新的司令和一名新的副司令。此时，我已经是一名两星级的将军，指挥着驻加州米拉玛（Mirama）的、世界上最大的海军陆战队空战部队。在我的麾下有420架飞机，53个空军战斗中队，17，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对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位了。我在军中服役33年，其间两次前往越南作战（在那里我曾三次被击落），我对自己如今能在米拉玛拥有这样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
基尼推荐了陆军上将汤米·弗兰克斯担当新一任的中央司令部司令，推荐我担任副职。副司令一职当然也需要得到总统和参议院的批准，但首先必须由即将上任的司令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