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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薛廷臣才觉得母亲在他小的时候说过的“唾沫星子是能把人淹死的”那句话的分量。因为年龄小，薛廷臣当时对这句话一点不理解，还觉得唾沫星子怎么能把人淹死泥？现在他才意识到人言可畏。
虽说是谣传，但社会舆论还是引起了工商部门的重视，工商局派了高鹏和一个姓王的干部开始调查此事。高鹏等二人用了几天的时间，对薛廷臣买汽车去过的地方和发生了业务的单位进行了抄录登记。根据抄录登记的地址，工商局又派副局长罗晓达和高鹏两个人外出追踪调查。
当然，工商局的调查薛廷臣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过了一段时间，相关的许多传言和情况他陆续都听道了，也知道工商局在调查他，他的心里就很不安宁，不管怎么讲，这件事总是上当受骗了，也给物资公司造成了损失，他心里也很自责。但话又说回来，他的心里并不害怕，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在购买汽车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手续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既然这样了，就让他们去调查吧！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把事情弄清楚，用事实来回答谣言是最有说服力的。
实质上，自“四清”运动以后，薛廷臣在经济方面就已经吸取了教训，不论在城关供销社当营业员，在党校搞后勤工作，还是在汽车队搞供销和采购，他把自己所经手的经济手续都搞的非常清楚，决不允许有半点纰漏。外出买车是公司的决定，所有的支出都是严格按财务制度进行的，他心里是坦然的。但这三万块钱没有要回来，他觉得责任在他，因此，心里总是放不下，此事就成了他离休以后的一块难以驱散的心结。
有些事情也是非常巧的。也就在薛廷臣外出到处寻找买车的那个时候，物资公司的营业员薛应昌因套购物资，被大通县法院判了三年徒刑。
薛应昌和长宁大队的一个干部相互勾结，由长宁大队的那个干部从后子河公社开了一张介绍信，到计委批了一批计划内的钢材指标。钢材提出去后，没有用于长宁大队，而是在市场上高价倒卖了。有人把这事反映到县检察院，经过检察院立案调查，情况属实。检察院便把薛应昌起诉到大通县人民法院。法院认为这是内外勾结，套购倒卖国家物资，性质比较严重，判了薛应昌三年有期徒刑。
就是因为薛应昌倒卖钢材的时候，薛廷臣正在外面到处寻的买汽车。也因为物资公司只有他们两个姓薛，社会上都知道薛廷臣在物资公司当经理，知道薛应昌的人却比较少，再加上社会上的各种言传，所有知道薛廷臣的人，都以为他在外面买汽车时出了经济问题，听说工商局副长都出去调查过，又听说物资公司姓薛的被判了三年徒刑，有些人就以为薛廷臣被法院判刑了。
民政局离了休的干部肖子超听到这些谣传以后，还以为薛廷臣真的被判刑劳改了，出于个人感情，便带着老婆到薛廷臣家来看望张秀英。但当老两口来到薛廷臣家以后，竟然看到薛廷臣还好好的在家里呆着，并没有在监狱。当然，也就没有好意思提起他们的担心，只是随机应变地说：“好长时间没见了，来串串门。”
肖志超比薛廷臣大五岁，因为是老乡，又年长于他，薛廷臣过去每年总是要到肖志超家里去给他们两口子拜年。这年春节，薛廷臣照例去了肖志超家去给老乡拜年，这个时候，肖子超老两口才说了实话：“当时社会上对你买汽车的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信以为真，还以为是你被判刑劳改了，心里很难过。那一天，我们就是专门到你家里去看望和安慰张秀英的，顺便打听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薛廷臣听了以后，又联想到母亲说过的吐沫星子能淹死人的这句话，觉得社会舆论的确怕人，心中萌生了一些惆怅和余悸。
为了弄明白工商局的调查情况，薛廷臣去了一趟工商局。这个时候，高鹏和罗晓达都已经退休了，罗晓达回了福建见不到人，高鹏是大通县人，薛廷臣就去高鹏家里去找了高鹏。
薛廷臣见到高鹏以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和罗局长把我买汽车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
高鹏笑着说道：“啥你的调查不调查的，当时社会上对物资公司被骗了三万块钱的事是有些说法和反映，当然说什么的都有。我便和罗局长商量，认为这是个机会。罗局长想回一趟老家，我也想跟上罗局长出去浪一趟，我两个商量好后，就由罗局长在局务会议上提出外调意见。罗局长在会上说：‘根据社会上的反映，对物资公司购买汽车的情况应当调查一下’。经过局务会议研究，同意了罗局长的提议，便派我和小王到物资公司对你去过的地方和发生过业务的单位，进行了抄录登记。外调时是我和罗局长一起去的，广州、武汉都去了。本来你买汽车时没有去上海，我们还到上海、无锡、苏州也浪了一圈。罗局长家是福建的，我还跟上罗局长在他家里住了几天。在福建，我们还到厦门浪了一趟鼓浪屿。前后跑了四十多天，回来给局里汇报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这事当时只有我和罗局长两个人知道，所有的出差费都全部报销了。”
出了高鹏的家门之后，薛廷臣突然觉得自己多此一举，自己本来就没有问题，干嘛去追问这个事？当然，社会上的说法自己是管不了的，随他的吧。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早上，薛廷臣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武汉市滠口镇二轻公司，是挂靠在滠口镇政府名下的一个皮包公司，经理熊锦元利用欺骗的手段，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九十多个单位，共骗得金额高达两亿多元人民币。由于他们以滠口镇政府的名义，就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一些不明真像的单位和群上当受骗。经理熊锦元已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听了这个消息以后，薛廷臣大大的吃了一惊！他原以为滠口镇二轻公司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公家欠公家的钱总会归还的。现在这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受骗了。他急急忙忙起床洗了脸，连早饭都没吃，就跑到物资公司办公室去等两个时任经理。
两个经理刚进机关门，薛廷臣就走上前去把早上听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消息告诉给了他们。他们三个经过研究，薛廷臣于当天下午就立即动身去了武汉。
火车到武汉站以后，薛廷臣匆忙下车，马不停蹄跑到了滠口镇政府。他到镇政府一打听才知道，滠口镇二轻公司是挂靠镇政府的私营单位，由于滠口镇二轻公司骗的单位很多，有几个被骗单位把他们起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在滠口镇驻着一班子人，正在清查和处理滠口镇二轻公司的案件。
在镇政府，一个姓梅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薛廷臣，姓梅的对他说：“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们也会通知你们的，你把情况简单地给我说一下。”
薛廷臣就详细述说了整个买车被骗的经过。当他谈完之后，姓梅的就和他把数字核对了一下。
核对完后，姓梅的对薛廷臣说道：“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等案件结束以后，我们会把结果通知你们的，你只是在家里等着就行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薛廷臣退休的年龄到了，彻底从岗位上退了下来，离开了物资公司。
薛廷臣退下来以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来了通知，物资公司便派了李国顺到武汉去处理此事。
李国顺去了一趟武汉，只拿回来一个坏了的1000w的电暖器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财务上根据裁定书平了账。
“经常洗碗的媳妇肯打碗，不洗碗的媳妇就不打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工作多了肯定失误就多。外出采购汽车的事情薛廷臣的确有点后悔。他曾想过：如果抱着快退休了，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但按照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可能混日子的。要工作就要吃苦受累，在外面买汽车吃了不少苦头不说，也没少花自己的钱，结果落了个费力不讨好。但没有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始终把工作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薛廷臣的个性和特点，“记吃不记打！”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薛廷臣的心头，思想总是不安，心里一直也很难过，很内疚。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的干了一辈子，对工作总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没有想到，临退休的时候，却办下了这么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使公家受到了三万块钱的经济损失。他曾一度想过，如果自己有钱的话，自已就把钱赔了。但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二百多块钱，这三万块钱真要他赔的话，就是不吃饭，也得十年才能赔清。因为没有能力赔，他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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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不公待遇
退休，就意味着退出工作岗位休息养老，退休老人们突然无事可做，也很无聊。闲来无事，经常都会去回顾过去的一些事情，有时甚至会胡思乱想，特别是过去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情。薛廷臣也不例外，离开岗位以后，他也经常回顾一些往事，有时也会胡思乱想。想到自己坎坷的命运时，他曾想过：“如果崔永兴不把我下放到城关供销社去的话，我就不会犯‘四清’运动中那样的错误。把话再说回来，或者因为我是县供销联社的副主任，由于活动范围大接触面广，说不定我还会犯更大的错误呢！”他竟然还曾这么想过：“如果我对工作不负责任，吊儿浪当，不是那么认真负责的话，当时，县革委会副主任顾庆池也不会叫我到物资站去，我就会从县医院离休。县医院是事业单位，物资公司是企业单位。就因为我是从企业单位离休的，我和行政、事业单位同级离休干部的工资待遇却不一样，我的工资要比行政、事业单位的同级离休干部少拿一半还要多。”就工资待遇这个问题，薛廷臣主要是和刘诚进行了对比，对比以后才觉得自己确实吃亏大了。
薛廷臣是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的，刘诚是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的，薛廷臣和刘诚在桥头榨油厂工作的时候，他是厂长，刘诚是副厂长。当时他们两个都是行政十九级。在两次下来提工资的时候，因为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一直没有提过工资。刘诚两次也都没有提工资，听说有一次是他发扬了风格，让给比他工资低的同志了。后来刘诚被评为青海省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给他增加了一级工资。薛廷臣平反以后县政府专门下文给他增加了一级工资。他们俩个的工资级别始终是一样的。全县普调一级和在青海工作二十年以上提一级工资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一样，每人都增加了两级。他们俩也都是八五年一块离休的，离休的时候也是每人都给提了一级，这个时候，他们都是行政十五级，市上批下来享受副厅（局）级的工资、医疗待遇，也是一个文件批的。儿刘诚每月的工资是一千零六十多块钱。而薛廷臣每月的工资只有五百二十块钱，还赶不上刘诚的一半，这中间的差别也太大了。薛廷臣觉得：自己两个月的工资才能顶刘诚一个月的工资，这使他在心理上觉得很不平衡，思想上就有点想不通。当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全县所有从企业单位离休的干部，都认为这太不合理了，所有从企业单位离休的干部都想不通，都很有意见。
大通县一共有一百八十二名离休干部，其中从企业单位离休的有四十七个人，由于以前人们都不知道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些离休干部大部分又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都是有觉悟和有组织观念的，一般都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讲党性，守纪律的，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组织分配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工作。结果，许多老干部都从行政事业单位被调到企业单位去工作，结果，就是这么一调动，待遇一下子就差了一大截，他们怎么会没有想法，怎么会没有意见！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有些企业单位，由于经济效益不好，甚至连在职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离退休的更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企业离休的老干部，才觉得过去听党的话、不讲价钱，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企业单位去工作，这一步路没有走对。但己经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后悔。由于企业和行政、事业同级离休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太大，这些人的心理总是不平衡、都很有意见。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工资改革。行政、事业单位按中央的规定，由财政拨款都增加了工资。企业单位就不同了，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企业单位经济效益好的，可以参照行政、事业单位的标准给职工增加工资。效益不好的，还得根据企业的经济情况来解决，也可以少增加或不增加。
大通县的所有企业单位，除商业、粮食系统外，大部分都是地方办企业，如一、二陶瓷厂、玻离厂、地毯厂、砖瓦厂、农机修造厂、食品厂、糕点厂、县煤矿、物资公司等单位。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些地方办的企业，大部分还是按原来的计划经济轨迹运行的，对于市场经济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多数都经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经营艰难，有的甚至到了频临破产、无法生存的地步了。就连地处大通境内的光明化工厂（705）、黎明化工厂（704）、青海重型机床厂（706），青海水泥厂、大通矿务局等县级企业单位，也都一下子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经受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走入了困境。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中央有文件规定，中央拿一部分，省、市、县拿一部分钱给困难企业单位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增加工资。海东地区按中央文件已经执行了，青海日报已经作了报导，大通县却迟迟没有行动。
这一时期，那些比较困难、快要破产的企业单位的十几个离休干部，因为几个月领不到工资，没钱买面，一家人的生活面临着困境。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有了文件。他们听到文件精神之后心里很高兴，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却迟迟不见大通县有什么行动，老干部们对此十分不满，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讨回公道 ＇本章字数：518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9 08：35：45。0＇
054 讨回公道
一天早上的八点半钟，那些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离休干部便相跟着去找县委书记包福元。到了县委机关，正好，包福元从县委楼上出来了。包书记便被那些离休干部们堵在了大楼门口。
“中央有文件给企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增加工资，大通县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文件？” 那些离休老干部质问包书记道。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包书记推托了一句。
包书记话音刚落，组织部长陈发青正好上班来了。包书记就问陈发青：“中央最近有没有给企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增加工资的文件？”
“中央文件有，县上还没有研究。” 陈发青回答道。
陈部长的话音一落，这些老干部们生气了，他们指着包书记说道：“老干部的工作也是你该管的工作，你现在就给大家答复，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文件。”
“这事还得开会研究研究。”包书记打着官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