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边境概念已完全形成，城邦国家已转化为领土国家。苏秦对齐宣王说：“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史记·苏秦列传》）《史记·河渠书》说齐赵之间“以大河为境”。当时，各国之间攻城略地，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疆域，边界概念自然十分明确。
与列国之间边界概念形成同步，郡、县之间也一样有边界产生。郡既建在边地，与他国相接，则分段来看，国界也包含着郡界，更小的分段就是县界。如上引吴楚两国边界就是在吴边邑卑梁和楚边邑钟离之间。在列国内部，由于生产日进，土地日辟，城邑与城邑之间的空地也随之消失，郡与郡之间，县与县之间也有了明确的边界。例如秦孝公时商鞅变法，集小乡聚为县，这些小乡聚的数量、位置都是明确的，其外围界限也就自然确定了。这是战国时候的事。比秦国先进的晋国，还在春秋后期就已有明确划县之举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载：“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失势贵族之领地被分为明确的县，其边界也就跃然纸上了。
边界的概念越到后来越是明确。到汉代，连田畴阡陌都要画到地图上，以作为划界的依据。凿壁偷光故事的主角，鼎鼎大名的匡衡就被封在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安乐乡。在那里，起先有一条边界错划在闽陌，结果他多收了租谷，被人告发，后来再依地图作了纠正。当然像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人口密集，生产发达的地区。如果是在未开发地区，郡、县的边界还是不那么清楚的。例如，在两汉时期，整个福建地区只在闽江口设立过一个冶县（即今福州市的前身），这个县在西汉时离最近的邻县少说也在500公里以上，显然它和邻县之间是不会有明确的边界的。
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应该说随着郡县制的萌芽，边界概念就逐渐产生了，而且到了战国时期，边界概念已经十分明确。这时就产生了如何划界的问题。在七国争雄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因为战争频繁，国界经常变动，疆域时伸时缩，通常国与国之间，郡县与郡县之间，就直观地以山川为界。而且当时郡县制正在形成，也来不及设计完善的划界原则，待到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如何划定行政区域界线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政区本来就是为着中央集权制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封建政权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条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相入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客观事实。
第二节 山川形便原则的运用
山川形便的意思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
山川形便的原则是最自然最直观的原则，所谓“州郡有时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正是表明了山川对于政区的重要标志作用。尤其在高山大川两边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气候和土壤，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区，也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礼记·王制》中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因此，采用山川形便的原则意味着政区的划分是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同一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高山大川除了造成地域上的差异外，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又成为文化传播的天然障碍，因此以山川为界来划分政区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通行原则。只有在近代形成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才不顾山川之隔而以经纬度作为划分州界、县界的依据，使得大部分州县界都是横平竖直的几何线条。但即使如此，以山川为界的原则依然没有完全丢弃，美国东部13州的界限就是明证。
在我国，山川形便的原则是与边界概念的形成同时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边界已以山川作为标志。《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春秋中期，晋国大夫赵穿杀晋灵公，当时担任正卿的赵盾，为了避免弑君的恶名而离开国都出走，表明自己不曾与闻其事，但是他“未出山而复”。于是晋国史官大书：“赵盾弑其君。”理由就是他既作为执政者，然而“亡不越境，返不讨贼”，可见当时的晋国是以山为境的。以河为境的，如前面已经提到：“齐赵以大河为境”，战国时期，齐、赵两国不断相互扩张领土，最终止于河水两岸。
以山川为界是如此天然浑成，因此战国时人在规划全国统一以后分置九州时，就以高山大川作为分界的标志，并托词其为大禹所定，成就了《尚书·禹贡》这篇伟大的地理著作。秦始皇统一海内之后，分天下为36郡，也以山川作为政区划界的基本依据。例如今山西省的边界在秦代就已大致形成，其东、南、西三面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在秦时也恰是太原、河东和上党郡的边界。
汉代郡的幅员比秦代缩小许多，又因为后来分割蚕食王国领域的结果，使部分郡与山川界线不合，如西汉临淮郡跨淮水两岸，西河郡据黄河东西，这在秦代和汉初都是未曾有过的现象。当然南方的一些郡界也仍与山川相符，最典型的是豫章郡，几乎与今江西省完全一致，三面以山、一面以江为界。东汉魏晋以后的郡国是在西汉的基础上调整的，因此边界也与山川大势有相当程度的背离。不过两汉魏晋的州界比起郡国边界来，要符合山川界线一些。但是南北朝以后，州郡不断分割，幅员直线下降，政区划界已无一定之规。
隋代一革前朝之弊，不但简化层级，省并州郡，而且郡界也多以山川形势而定。如河东诸郡边界又复与黄河、太行山相吻合，回到秦时的状态，尽管郡的幅员比秦代小。
唐代开国以后，正式提出山川形便的原则。《新唐书·地理志》载：“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唐代州的幅员比隋代的郡要小，但州界也多与山川走向相一致。300多州分为10道，这10道又与自然地理区域相符合，这样双重的符合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一方面，10道后来分成15道，到唐后期又演化为40多个方镇，其中南方的一些方镇奠定了今天皖、浙、闽、赣、湘、粤、桂等省的部分或全部边界。另一方面，唐代的州界有许多延续下去，成为宋代的州（府）、元代的路和明清的府的边界，长期稳定达数百上千年之久。
虽然实行山川形便的原则有经济上的需要和文化方面的益处，但对中央集权制而言，却有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的幅员足够大，而政区长官又有一定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东汉末年各地州牧的割据，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国鼎立，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中，就有许多凭借地险而长期独霸一方的政权。
古代战争水平不高，崇山峻岭、长河大川都是天然的防守工事。因此，如岭南山地，如四川盆地，如山西高原，都是地理条件极佳的割据区域。五经之一的《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这一思想在古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劝刘备占据益州，其主导思想是：倘若刘备不能进而逐鹿中原，也可退而为一国之君。事实果然如此。蜀汉虽然既弱且小，但竟能与魏、吴鼎足三分，就是因为益州北有秦岭作屏障，东有巫山之险阻，内有沃野千里的盆地，具备长期固守的条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唱，点明了四川盆地易守难攻的地理特征，所以凡是在分裂时期或朝代更迭之际，这里都要出现地区性的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已有公孙述在此称帝，盘踞12年之久，成为后来蜀汉的榜样。东晋十六国时期，这里又建立过成汉国；到了残唐五代，又先后有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登上政治舞台。宋代以后，割据政权不再出现，但四川有利的地理形势又成为元明之际的明玉珍、明清之际的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
与四川盆地的凹地形相反，山西高原是凸地形，其西面和西南为滔滔大河所环绕，东面和东南被巍巍太行山所包围，整个高原雄踞于华北大平原之上，也形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封闭的地理单元。因此在十六国时期，许多小王国建立或发祥于此，而后再扩张到其他地区。刘渊的前赵、石勒的后赵都是如此，后来的西燕国疆域更是除了西南一角外，几乎与今山西省完全一致。五代十国时期，在山西建立的北汉国，是十国之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尽管它就在北宋王朝的卧榻之旁，却是北宋统一过程中最后一个被吞并的王国，除了有契丹在背后撑腰外，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岭南地区在古代亦称“负山险阻”。虽然南岭山脉并不十分高峻，但由于远离王朝统治中心，所以也容易造成割据的状态。秦汉之际赵佗就在此建立南越国，延续百余年之久。五代十国时期，南汉政权也在这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开始，统治者便有意识地采用犬牙相入的原则与之相抗衡。隋唐时期之所以强调山川形便原则，是因为隋郡尤其是唐州比秦郡小了许多，即使州郡之界与山川相符合，也不可能造成割据。但即使那样，犬牙相入原则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元明清时期，这一原则更是发展得淋漓尽致，致使部分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域相背离。
第三节 犬牙相入原则的萌芽与发展
讨论犬牙相入原则必须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在周勃等大臣的帮助下，肃清了吕后的党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后，给割据岭南的南越国主赵佗寄去一封信，建议汉与南越罢兵休战，和平相处。信末并附了这么一段话：“朕欲定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得擅变焉。”
由汉文帝的信中我们可以推论，赵佗起先一定给汉廷发去一封信，表示调整划一边界的愿望，但汉文帝不肯答应。那么犬牙相入到底是什么意思，汉文帝又为什么不愿把边界划得整齐一些，而要坚持犬牙相入的状态呢？
我们很幸运，在2000年后的今天，竟然还能看到这条有名的边界的原貌。1977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极为珍贵的西汉时期的帛地图。这幅地图上南下北，与今天地图方向相反。图幅的主要部分是当时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及县、里（各以方框和圆圈表示）的分布。在图的最上方又画出南海及注入其中的珠江水系。珠江流域是南越国的范围，图上只作简略表示，除封中两字外，未标出任何地名。在南越国与长沙国之间，有一条横亘东西的山脉，这就是南岭，当时是两国之间的界山。
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图的左上角，有一个桂阳县（今广东连县），位于南岭以南、湟水（今北江支流连江）之源。这个县虽在南岭以南，但却不属南越国，而属南岭以北的长沙国，可见南越与长沙之间又不全是以南岭为界。文帝复赵佗信中所谓的犬牙相入，指的正是两国边界与南岭山脉走向不相重合的这一现象。这种形势使赵佗时刻感到自己北部边界的不稳固，所以亟想将边界调整到与南岭重合，以便能凭山为险，保持割据局面的安定。而这也正是汉文帝不肯答应的原因，因为在他那方面，是时刻不忘要统一岭南的，尽管当时力量有所不足，但威慑的形势却是要保持的。
汉文帝申述边界不能改变的理由是：“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其实这只是一个托词：西汉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边界是沿袭秦长沙郡和南海郡的边界而来。因为秦亡之时，赵佗以南海尉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领三郡之地。当时刘邦与项羽正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岭南，这条边界就维持了下来。汉初以长沙郡置诸侯王国，也无力收复南越地，名义上封赵佗为外诸侯，实际上以敌国相处。汉文帝当然不便提及此边界是前朝遗制，只能借口说是刘邦所定。
由此可见，以秦始皇的远见卓识，为维护高度中央集权制，已开始采用犬牙相入原则，以严密控制地方。这一措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岭南地区离统治中心过于遥远，又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最后征服的领土，尽管已派了大批戍卒前去守卫，但若不用犬牙相入的手段，一旦有事，该地还是很容易脱离王朝版图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秦代设计的犬牙相入方案，不但使长沙郡的桂阳县深入岭南，还使象郡的镡城县越过岭北。这一状态，使后来汉武帝的军队得以在短的时间内，就一举击败南越国的抵抗，将岭南地区统一到汉王朝中。
秦代划分郡界的基本原则是山川形便，又在局部地区辅以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后一条原则的实行只是使郡界和山川的走向不完全吻合而已，并非与之完全背离，如后来的元明两代那样。秦代的岭南地区仍然保持其自然区域的大致的完整性。
犬牙相入的原则不但应用在山地，到汉代也应用到平原地带；不但用于郡与郡之间，也用于王国与王国之间，其目的则是为了使各王国互相牵制，共同维护汉王室的稳固。《史记·孝文帝纪》载：“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当而相衔入也。”“犬牙相制”在《汉书》中作“犬牙相错”，意思一样。这一策略在吴楚七国叛乱时也起了作用，使中央政府得以迅速平息叛乱。
秦汉时期萌发的犬牙相入原则为历代所沿用。即使隋唐大部州郡都遵从山川形便原则的情况下，犬牙相入的措施也并未完全丢弃。如以出琼花而名闻天下的扬州，隋炀帝时改为江都郡，该郡就地跨长江南北；又如以今江西抚州为中心的临川郡境也踞武夷山之东西；唐代的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也地跨黄河两岸。唐初的道严格以山川划界，但中期有所调整，如河东道就领有黄河以南的虢州（今河南西北角）。但这样的例子不多，隋和唐前期的州、郡、道一般都是不跨越重要山川的两侧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府在各地遍设方镇，“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这时朝廷开始考虑以犬牙相入的原则以控制方镇。如濠州在唐前期属淮南道，唐德宗时割属以淮北徐州为中心的徐泗濠节度使。这件事在20多年后受到唐宪宗的宰相李吉甫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当时宰相窦参“不学无术，昧于疆理”的缘故，这个批评毫无道理。因为濠州（今凤阳）与寿阳（今寿春）阻淮带山，本为淮南之险，若淮南节度使凭险抗上，朝廷将无能为力。因此中央政府有意破淮南之险，又加强徐州保护漕运的能力，因此将淮南北的徐、泗、濠三州交给当时忠于朝廷的张建封。何况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骄横跋扈，并与淮南节度使相勾结，这一防备措施是完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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