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实行过度，人民就会丧失缴租纳税的能力，另外还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对当政者当然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尚未出现这些状况，当政者是不会重视这一问题的。
中国不象日本那样唯有长子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次子、三子也可以分得遗产。因此，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农业愈来愈分散，农民愈来愈贫困。 日本依靠长子继承制而维持住了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核心的“家”。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人口成倍地增加，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等到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已变成了吃上顿没下顿的
赤贫农民，接近于生活极限线。所谓生活极限线，就是养不活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极限状态。一旦逼到这种状态，就缴纳不起租税，缴不了租税，就只好逃亡。逃亡的人民是流民。他们要受到追查，为了保卫自己，于是结成集团，流民很快就会变成所谓的“流寇”。
农民是很能忍受的，但忍受也是有限度的。几千万人同时达到了这个限度，现存的体制就会崩溃，中国历代的王朝大多是被这种农民造反所推翻的。
前代的明朝，早在满族入侵之前，就已经因所谓的流寇猖獗而衰弱了。
鸦片问题之所以逐渐被认真地提上日程，显然是由于已经认识到它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人民已经缴纳不起租税了。
不仅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就连那些不吸鸦片、最普通的农民也缴纳不起租税了。
租税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租税额当然是以正式的单位“银”的重量来表示的。但是，一般的人民平常使用的是铜钱，而不是银。尽管租税额规定为银多少两，而实际上还是用铜钱去缴纳。
乾隆以前，铜钱七百文换银一两，以后逐渐上涨为八百文、九百文。原因当然是由于经济的法则——需要与供给的平衡。东西少了，价格自然就会提高。
因为要购进鸦片，银就流出到国外。银一旦不足，价格当然就会上涨。据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银一两值铜钱一千二百文，约十年之后的鸦片战争时，就值二千文了。
租税额银一两并没有变，但是实质上等于是由原来的八百文上涨到一千二百文乃至二千文。
当时的官僚并不是同情人民因此而受不了，而是害怕人民被迫逼得走投无路而起来造反。
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
第12节：漏银（2）
由于统治阶级感到了这样的危机，鸦片问题才提上了日程。
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象垒球大小的球体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一种硬橡胶状的物质做成的（这种胶状物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箱装四十个这样的鸦片球，每箱净重1331/3去磅，即一百二十斤。木箱是用芒果树木材做的。
鸦片当然也根据其质量而分等级，孟加拉产的鸦片为最上等，称作“公班土”。
称之为“土”，大概是因为鸦片的颜色和给人的感觉很象泥土。“公班”是英语“company”的译音。
company是“公司”的意思，这里当然是专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鸦片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品。
仅次于公班土的，是从孟买装运的马尔瓦产的鸦片，称作“白皮土”。由马德拉斯装运的“红皮土”，在印度产的鸦片中是最下等品。
以上是印度产的鸦片。另外，土耳其产的鸦片称作“金花”，伊朗产的称作“新山”。贩卖这些鸦片的，主要是美国商人。
因为是走私进口商品， 中国方面没有进口鸦片的准确统计。
现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摘录出以下年次的鸦片进口量：
年次 数量（箱）价格（西班牙元）
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
道光五年（一八二五）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3；698
4；770
9；066
14；388
2l，659
28；3074；084；000
8；400；800
7；927；500
13；749；000
14；222；300
19；814；800
但据古林巴古的《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已超过三万箱，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超过四万箱。
马士的资料主要是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大概是排除了土耳其产和伊朗产的鸦片。另外，在印度的鸦片中，相当数量的马尔瓦产的鸦片先运到葡萄牙领属的达乌曼，然后由葡萄牙船运到中国。这些鸦片可能也没有统计进去。
一个西班牙元的银的重量为七钱三分五厘。中国的银一两重十钱，所以一个西班牙元合银零点七两强。据马士的统计，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进口鸦片的金额约二千万西班牙元，约合银一千四百万两到一千五百万两。如果超过四万箱的话，那就远不止这个银数了。
当时清朝一年的岁收为四千万两左右。
清朝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的茶叶约值二千万西班牙元。进口商品除了价值约一千万元的棉花外，还有各种杂品，所以正式的贸易收支是合乎理想的黑字。但是，支出中如果加入二千万元鸦片，收支就会来个大逆转，白银就会大量地流出。
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银价的高涨，这实质上等于是大幅度增税，使人民陷于痛苦的境地。
这样当然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第13节：夷馆（1）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夷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仅开放长崎港同荷兰及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要在日本从事贸易业务的外国人住在出岛，不准他们随便从这里外出。据说荷兰人把长崎的这个出岛称作“远东的监狱”。
前面已经说过，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一向把农本主义的自给自足当作理想的社会形态，如果要；进行贸易，那就等于要否定自给自足。前代的明朝也是把“海禁”——闭关自守——当作国策。中国以前从未主动向外国提出过通商之类的事，经常采取的方式是，对方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方面表示：“蛮夷远道而来，甚为可怜，准许通商吧！”政府的正式文件一般都把准许通商写成“应加．体恤。”因为是对哀求的恩赏，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似乎就保住了。
就好象日本的长崎一样，中国也只开放了广州的港口，但不象日本只限于对中国和荷兰两国，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国所利用。只是对俄国的贸易因为多通过陆路，所以在贝加尔湖南畔的恰克图（后来在伊犁）进行通商。恰克图本来就在俄国领土内。中国认为如果能在对方的境内通商，就不必在自己国家的领土内进行贸易。
看来闭关自守的思想逻辑一般都大体相似的。广州和长崎的外国人居住地相似得象一对孪生子。
广州把西关——广州城西约二百米——一带辟为外国人居住地，把他们居住的建筑物称作“夷馆”。
“夷”是野蛮人的意思，把外国人称作“夷人”或“外夷”。
对夷人施加种种的限制，这也和长崎一样。比如：
一、夷人居住在夷馆，禁止随意外出。准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憧寺散步、运动，但一次不能超过十人。
二、夷人不得带番妇（外国妇女）来广州。
三、夷人不得乘轿。
四、夷人不得雇中国人使役。
五、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
当时是帆船时代，欧洲的船只都是乘五、六月的西南风来广州，利用十月前后的西北风返航。禁止过冬的意思是，做完买卖就不得耽搁，立即回去。
不过，这些禁令实际上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如规定装卸货物也不得雇用苦力，这一条如果严格遵守的话，那就无法做生意了。现在香港一带仍把中国的女仆称作“阿妈”，当时的夷馆里就已经有“阿妈”在劳动。在夷馆里干杂役的少年或男人称作“沙文”，沙文就是英语SerVant的译音。
不准过冬的禁令也没有得到遵守。
中国的官吏受了贿赂，一般的事情都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不仅如此，广州的外国人比长崎的“远东的监狱”里的荷兰人，条件要好得多，其原因是附近有一个葡萄牙人获得特殊居住权的澳门，可以到那里去轻松地喘一口气。不准番妇进入广州，但可以把妻室儿女放在澳门。长崎的荷兰人要想轻松地喘一口气的话，那就只好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去。
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澳门外国侨民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下来。根据这个记录：
白人男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 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男三百五十名
女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现女人比男人多的现象。其实是由于男人们大多在广州工作，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数字。
称夷馆中的外国商人为夷商，按规定只能由特殊的商人同夷人做交易，这种商人称作“行商”（hong merChantS），为数极少，需得到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的批准。这些行商组织一种同业公会式的组织，称作“公行”，其成员数因时而异，大体在十家左右。
夷馆所在地区称作十三行街，那里排列着十三座西洋式建筑物。那种景象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奇观。
从西边数起是丹麦馆（黄旗行）、西班牙馆（大吕宋行）、法国馆（高公行）……。不过，冠在建筑物上的国名，同以后在那里设事务所的商人的国籍并不完全一致。在鸦片战争以前，丹麦馆里住进三家美国商行，瑞典商行租用了荷兰馆。英国馆当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外国人自己称这些夷馆为代理店（factorv）。
夷馆建筑物的正面对着大路，后面有庭院，庭院靠河。两边开门，一般用弧形的长廊相连接。
一楼是办公室、仓库、售货处、买办室和佣人的休息室等。二楼有食堂和会客室。三楼大部分是住房。
铁制的坚固的金库放在一楼，由中国的买办管理，中国人称这种金库为“钱库”。其实里面装的主要是银子，也许应当称之为“银库”。登帐进出钱库的金额，事后如发现不足数，或掺杂有假钱，买办必须赔偿。不过，按照进出的金额，每千元买办可收取手续费二角。虽然一万元才得到二元，但每天都有数十万元金额的出入，所以决不能小看。
夷馆里的日用品和食品的采购，按规定也必须通过买办之手。
鸦片战争时，在这条十三行街上最大的外国洋行是查顿·马地臣商行，实力仅次于该洋行的是同属英国系统的颠地洋行。来自各国的商人都会聚在这里，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儿还是英国商人的势力范围。
他们也是鸦片商人。广州十三行街的夷馆几乎全都从事鸦片交易，美国的商行欧立福特洋行，在外国商人中间被称为“圣地”，意思是大善人的商行，这是因为欧立福特洋行不进行任何鸦片交易。这样的商行凤毛麟角，可见鸦片的买卖是多么盛行。
第14节：夷馆（2）
夷馆里夷商们最大的不满是交易的对象受到了限制，
因为除了获得特许的约十家的“行商”，夷商不得同任何人进行交易。而行商们组织了“公行”这一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可以随意地压价购买棉花或提高茶叶的价格。夷商感到很不好办，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同任何人进行交易。
公行
鸦片战争时，参加公行并获得清朝特许的商行恰好有十家，清朝的对外贸易就由他们所垄断。垄断企业当然会获得巨额的利润。
行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们生活的豪华奢侈，举世闻名。
这些公行成员的“行商”们，也有他们的苦衷，那就是贿赂和捐款。
直接监督公行的政府机构是“户部”，户部在广州设有
“海关”。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等地方长官也在广州设有“公署”衙门。另外还有陆、海驻军。这些机关的官吏动辄就向有钱的公行的成员索要钱物，朝廷有什么喜庆吊丧，也立即要他们献款。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强制他们摊款，军队出动时又要他们筹措军饷。除了这些临时性的费用外，每年还必须定期地向朝廷献款。巨额的献款紧紧地勒住公行成员们的脖子。
据文献记载，仅就道光年间来说，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疆回族叛乱时出款六十万两，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广东连山之乱时出款二十一万两。
由于强索贿赂和献款，行商们受到重重的剥削。但他们的不满还不仅这些。
他们是正式获得批准的贸易商行，虽然可以经营茶叶或棉花的交易，但非法的进口品鸦片却不准他们插手。当时鸦片已成为对清朝的贸易商品中的最大宗的商品。这样一来，行商们虽获得了贸易的垄断权，但等于是没有捞到贸易垄断之实。
特许商人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公开地经营鸦片。
他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如果从事非法的鸦片交易，当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但这样做就有可能被吊销正式贸易的特许，而这方面的垄断也有油水可捞。行商们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打的真是如意算盘！
最理想的是让鸦片这种商品合法化。鸦片如果成为正式的贸易商品，那就会和棉花、毛织品一样，当然由公行的成员来垄断进口。鸦片垄断会带来多大利益，只要想一想都会使他们为这种耀眼的玫瑰色的光彩而陶醉。
拥有十家成员的“公行”的代表，称作总商。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绍荣。在外国的文献纪录上，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Howqua就是“浩官”。“官”字是敬称。郑成功的父亲叫郑一官，就是郑家的长公子的意思。怡和行几代以前的老板小名叫亚浩，人们称他为浩官，外国人也仿效这个称呼。
中国没有袭用父名的习惯，甚至不准采用父母名字中
的一个字。外国人大概是图方便，称浩官的儿子为Howqua了Junior（小浩官），这样在形式上就变成袭用父名了。伍绍荣是浩官四世，字紫垣。当时的中国人要起好几个名字，伍绍荣另外也有元薇、崇曜等名字。外国人称他为四世，其实由于兄弟继承店务，他不过是第一代浩官的重孙子。
伍绍荣是个相当杰出的人物，后来他刊刻过《粤雅堂丛书》，在出版事业上做出很好的成绩。
他早就了解到“公行”的危机，深知行商们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在夸耀他们的财富，其实经济上十分拮据。
在十家行商中，除怡和行及其他两三家行商的营业较为正常外，其他都十分困难，有几家已面临经济破产的边缘。垄断贸易商竟然事业不振，出现赤字，这确实是怪事。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硬撑门面，拿出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和献款，而且另外还有使他们掉下去的陷阱。
广州当时是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地方。这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但利率高的最大原因，肯定是由于有鸦片走私这种特殊的买卖。产业革百之后，金融势力已经遍布世界，金钱当然流向利率高的地方。
第15节：夷馆（3）
国内外的金融业者都拥向广州，从海外来的金融业者主要是印度的巴拉斯人。
现在孟买的色拉斯人仍然是控制印度经济的特殊阶层，他们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回教徒，而是从伊朗被驱赶出来的拜火教徒的子孙。他们离开了父祖的土地，在印度不得不靠商业为生，这和被赶出故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变成商业民族很相似。 巴拉斯人也作为金融业者而到利率较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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