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著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著，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
那些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越大的城市越惨。因为大城市常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当街乞讨的模样，连城里同胞也认为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再说，其中有些人也难免有偷摸行为，既然中央、国务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乡，而回去后还是没饭吃，还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视作劳改犯人，与真正的犯人无异。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的：「到了一九六○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余全是男的农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国土，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疆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１６：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说成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一条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止援助、撤走专家并进而逼债（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鲜战争的军火债与提供工业设备的费用）与中国当时的困难有何关系，也需要叙述一下。中苏交恶，主要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所谓「苏共要当老子，中共不愿当儿子」倒在其次，领土争端构不成主要原因。中国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夺去的国土，但两国并未因此而交恶。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发表「反苏言论」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营，可见毛泽东并不打算因此而同苏联撕破脸皮决裂。
导致两党决裂的主因是中共认为赫氏改变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按照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共产党要实现其主张，唯有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一途，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移。而赫氏则致力于结束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代之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政策。中共局限于自己的经验，又因为美国是其解放台湾、统一国家的主要障碍，拒绝接受这一方针。
一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个执政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就批判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不过当时为寻求苏联的援助，毛仍然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赫氏虽对毛反对与美国谅解的方针感到不快，但对毛推举他为「头」的做法却颇为满意。作为回报，赫氏对援华也颇积极。
一九五八年夏天，台湾海峡局紧张，金门、厦门整日炮战。由于中共无轰炸机，赫鲁晓夫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共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带火箭的图十六图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共不愿外国军队来华，表示不接受助战，但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帮助。赫立即同意。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共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２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令世人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毛泽东以他惯有的幽默对外国来客说：Ｕ－２飞机是被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空空道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联派来专家及一个导弹营的官兵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三十年后，中方的学员仍然认为，「苏联人授课是严谨、认真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注１７：傅振国《昨天的秘密》，见《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国人有理由记住：那架Ｕ－２侦察机是历史上美国第一架被对方以导弹击落的飞机。
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写的论述中苏关系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要求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与中国合建「联合舰队」这两件事，说成是苏共想控制中共海军，觊觎中国主权，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证据。这种说法根据是不充份的。在两项要求均被中共断然拒绝之后，赫鲁晓夫仍然送来了轰炸机、导弹、潜艇，并没有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共就范。这历史事实不是几篇论文就能说清的。
当然，要说苏联援华毫无保留，那也不是事实。不过世上本无「无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给了潜艇，却不肯给其他重要装置。但这并不构成严重问题。中苏分裂，可以说是当时中共反对苏共和平共处方针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和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共的异常表现也不无关系。
苏共对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经提出「同志式」的意见，但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指挥跃进，而且内心并不认为苏共真的就是什么「头」，自然不买苏共的账。赫鲁晓夫大约在那时就看出毛是个一意孤行的蛮干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用常规武器是打不掉半数人口的，毛显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个世界，轰掉资本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人民公社和随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癫，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断，不应继续帮助中共设计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和平形象，为和平作出新姿态之后，才作此决定。可以说，这是苏联向美国递出的一枝橄榄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苏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定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不过，迟至六○年八月，苏联才将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的专家、图纸撤走。
在这件事上，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他一向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世界半数人的生命来换取，这个「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是正义的。可能世上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协助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得到核武器，尽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拥有核武器之后，毛没再重复其「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的论调。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两千万人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几百个援华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以后的经济复兴。这好比在中国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但却不是出现伤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将这说成是「我们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当的。看看时间表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苏联逼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也被当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由于韩战苏联提供军火，外加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中国共欠苏联债务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这个数字同大炼钢铁中浪费的千亿元相比本是小数，同三年跃进中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二百四十五亿相比也是小数。（注１９：《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那二百四十五亿元额外投资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掉了；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该工程是毛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万人不说，整个工程完全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之内，全国报废工程就折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亿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的文章。）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难为由推迟偿还那四十七亿元，改用以进口粮食，按一九六○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每吨六十多美元计，可购买约三千万吨粮食，即六百亿斤，拿去救灾当然是够了，但却不能这样计算。我们只能算六○年内还给苏联的是多少，因为只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难为由要求推迟偿还债务，而只有在那一年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才能说人家「逼债」、「趁火打劫」。这个数字目前无从得知，但离十亿元不会相差很远，这同自己的浪费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说，在六○年苏联「逼债」之前，千万农民已经饿死了。「逼债」固然不义，但确实不是饿死人的原因。
中国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即大批人饿死之前，而是迟至六○年底即无数农民已经饿死之后才决定进口粮食，并非因为向苏联还债而手头无钱，而是由于在「反右倾」、整肃一千万人的政治气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饥馑真相被掩盖，致使周恩来无法下决心。据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说：「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尽的思念》一书中林海云的文章。）
从林海云的话中我们无法判断周恩来何时决定购买黄金，是在决定进口小麦之前还是之后。由于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决定进口粮食，我们可以这样作个小结：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却认为是丰收，于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而人民则饿死了两千万。
这笔当年买黄金的钱虽然只能用来买十几亿斤粮食，可是如果庐山会议后紧急动员，立即用这笔钱进口粮食，运到缺粮最严重的几个省去，在农民饿死之前运到，救活一两百万人还是可能的。国家储备黄金应当是为了救急。当时要是动用储备金，各省再及时开仓放粮，或者紧急中止粮食出口，撇开庐山会议少量饿死的人不算，那两千万人一个都不饿死，也是可能的。
全国范围的死人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间，七、八月里召开的庐山会议是阻遏灾难发生的最后机会。「反右倾斗争」使毛泽东巩固了他的统治，也葬送了那最后的机会，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馑就无声无息地席卷了全中国。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余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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