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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鉴不远，彭德怀、张闻天以及一大批说了几句真话的人的下场摆在那里，无人敢出来抵制毛的疯狂行为，不过此时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已经开始，毛的「五大运动」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反正是搞不下去了。当然，也没有人能把中国从这场浩劫中解救出来了。
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彭德怀无法了解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全部事情，但他知道形势的走向。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发行全国的党刊中陈伯达写的批判他的文章的空白处写道：「现在的情况是左倾．．．．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左倾者看不出．．．．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馑，甚至要饿死一些人。」（注１０：《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一书第六○○页。）
一九六○年春季的一天，人粗心细的彭元帅发现院墙外的榆树技上新长出的叶子被人捋光了。他虽来自不长榆树的南方。可是他知道榆树只剩光溜溜的树枝意味著什么。十七年前，即一九四三年春天，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地区在日本侵略军的围剿下几乎断粮。有的部队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采野菜。总部所在的麻田村，村外有许多榆树。在那时，同各种野菜相比，榆树叶就自是珍品了，老乡们抢著摘不说，连八路军的男女战士也都上树采摘。当时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呵斥道：「不许与民争食，懂吗？」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场，为此曾委屈得流了泪。
现在彭元帅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院墙之内，院墙外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北京啊！北京大学就在几步之外，清华大学五分钟就可走到，颐和园万寿山抬头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过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可是这里的农民将榆树叶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国百姓在吃什么呢？
彭知道了形势严重，当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时，他递给她一篮子自己在院子里摘的野菜，说：「你带回去吧，这都是吃得的．．．．」
一九六○年和四三年，哪年形势更严重，自然很难比较。但有一件小事告诉我们，大致比较一下还是可能的。一九八二年，前述因五九年「右倾」被整肃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已平反复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四三前后，他是冀西地区的党委书记兼八路军分区的政委）。有一天，他走访了四十年前的驻在地，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忆及当年缺粮，以野菜树叶充饥的情形。他问当年房东的女儿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李反问：「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数点著：「杏叶能吃，杨叶能吃．．．．」李接道：「柳叶、柿叶也能吃。」
「柿叶涩呀！」高不表赞同。
「是涩，」李答道，「可六○年也吃了。」
高接不上话了。一九六○年他正在贵州劳动改造，知道当地农民饿死的情形。既然四三年人们还嫌涩不吃的柿树叶在六○年也被人摘去果了腹，哪年形势更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河北南部农村也差不多，譬如某县立中学，学生有粮食供应，不像农民有饿死之虞。但吃的是什么呢？从公社领来已剥掉玉米粒的光棒子放到锅里炒锅下烧的也是这个直到炒糊，磨成面，与地瓜面混在一起，百分之七十是玉米棒面，百分之三十是地瓜面。蒸成窝头吃下去之后，大便不易排出，低年级学生蹲在厕所里拉不出屎，痛得直哭。
首都北京地处河北省，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北京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也到了用玉米棒充食的地步。只是他们的做法比较科学，将光棒子搓成浆液而不是炒成糊，而后掺上玉米面蒸成窝头送上饭桌，人吃了还不致拉不出屎。
学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计划商品粮」，连他们都吃光玉米捧，乡下的农民自然只能拿树叶来充饥了。如北京东郊的顺义县，农民们把从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树的叶子也捋光吃了。
还有一位来自河北北部的人忆述，一九六○年时他的父亲曾到造纸厂通过熟人走后门买来造纸用的纸浆（用稻草粉碎而成），掺上一些面，蒸成窝头供家人填腹。
一九六○年局势之严重，不仅是河北省从南到北吃尽了树叶、玉米棒、稻草浆，而是全国几乎同时都发生了饥馑，无一例外。譬如笔者的一位一九七○年前后的同事，家在东北辽宁省农村，那时家中将用了多年的枕头里的填充物辗去小米后的谷子壳也掏出来吃了。
湖南省溆浦县，本是一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可是人们也没有吃的了。笔者的一位朋友家在那里，虽无粮食，但可上山摘弥猴桃、板栗、树叶充饥。他母亲挖来蕨根，捶碎、过滤成淀粉，给丈夫、女儿、儿子吃，自己则只吃过滤剩下的渣，结果大便不通，慢慢成病拖死了。
在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后失去家产，遵刘吩咐留在乡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们面前有幅中国地图，不妨将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听听安徽作家陈登科在他的《故乡行》一文中是怎样「话凤阳」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撤离的第二天，陈登科到了凤阳。「我所走过的大小村庄，所能见到的除了凄怆、荒凉四字外，便是衣不遮体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凤阳只有一个字：『穷！』」
一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即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陈又到凤阳，「住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穷』字却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庄，猪羊成群，牛马成行，鸡鸭满塘．．．．谁人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呢？」
一九五八年秋，陈三到凤阳。「走马观花，参观了四个大队，所到的村庄，庄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震霄汉，歌声连天．．．．尤其吃饭不要钱，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当然，也有人暗地在问：『来参观的人这样多，一摆就是七八桌，几十桌，又是酒，又是肉，这笔招待费将由谁来支付呢？』但是，大多数人，吃了，喝了，都说好，都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六○年春天，陈又去了。「跑了好多村庄，所见所闻，又是一番景象」，「房倒屋塌，树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数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满眼浮肿的病人。听到的全是哼声，怨声，诉苦声．．．．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对凤阳又恢复了第一次的印象：凄怆、荒凉！」
一九四八年的荒凉源自战争，一九六○年的荒凉既非源于战争，也非源于天灾。须知《人民日报》数月前还在刊登各地「齐报秋粮丰收」的报导。
不过，陈登科的文章还没有告诉后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将从「微观」的角度透视一下，看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说过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里，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末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廷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地方官们哪里还敢奏报实情！一个县里饿死三万多人而不报告，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对他家乡巢县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他把我母亲弄到县里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给家里捎一点猪糠、豆腐渣。父亲浑身肿得不像样子，进了大队的『浮肿疗养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岁的妹妹自己劳动，顾不了别人。九岁、七岁的弟弟顾自己还顾不过来，两岁的小弟弟就无人管了。饿了，自己到咸菜缸里掏一根咸菜吃。不久双目失明，就更没有办法了，终于死了。」
「当时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吃的：有的家长饿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讨点吃的，学校一概拒之门外。会客必须在校门外，严禁带吃食外出。那时我天天夜里失眠，担心家里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时，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从县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边上倒著好几个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时候死在路上的。」
「到处都是破墙坍壁，有的人家死绝了。一般人家，出门不几步，草就长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里来。」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饱，冬天还要修水利。偷懒的要打，小队长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偷东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个社员到食堂里偷了四五斤连糠带米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查出来了，要吊起来打。他母亲揽下罪名说是自己偷的，结果把她吊起来打死了。这个社员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了。他现在结了婚，有三个孩子，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痛哭一场。文化革命开始，社员把那个打死人的队长捆起来游行，嘴里衔块死人骨头当时饿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头。因为当时都没有埋，骨头都丢在那里。倒也没有打他，但游到各处，有的农民用粪勺舀尿泼在他脸上。」
「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