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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美国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处于局外的美国人眼中，“自由中国”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个前哨，正在古旧习俗与恶势力的汪洋之中挣扎着求生存。中国不再有什么革命气质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国结为盟友。美国的无知与滥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情景——国民政府于日本败亡后移进东南亚的权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发以前，美国军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飞行员组成了志愿“飞虎队”，来助重庆政府一臂之力。这一支由退休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队的空军，不久就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联队，以昆明为基地，不断扰乱日本的通讯。美国的中国传教团也给予“联合中华援助会”支持。美国的同情与援助给抗战添了生气，中缅印战场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证明，中国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粮给与训练，可以成为一流的作战者。
蒋介石一如当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帮会一样，现在又开始倚赖美国人的后勤援助与基督徒冲动心理。但是，按美国的战略补给的考虑，在中缅印战场上的空运后勤补给，已经是美国援助的最大限度了。这一点对国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内战显然就要来临
了。这时候若再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关系替国民政府打开内战的胜利之途，已经为时晚矣。
不过美国仍旧努力一试。美国海军不愿落于陆军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团来与中国秘密警察合作，展开了反共行动的第一步。陆军方面的史迪威将军，却无法做好国府军队的训练、补给、作战调度。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遽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这次介入，错误出在严重的跟不上时代。凡是看过军阀割据、支持过教会学校的美国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国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统一大业，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待。年轻一代的人虽然能把共党兴起的事实看得更清楚，毕竟人数太少，在美国能发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历代美国传教士的累积。
这些因素给美国决策提供了混杂的参考意见。在中国现场服役的军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见了共党行动的决心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拥护中国派——由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与《生活》杂志老板鲁斯（Henry Luce）领军，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时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表率。
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一年终结时，美国观察者可以看得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领导间的裂痕扩大。美国国务院此时的响应政策却只聊具一格，远不及在战争行动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玛拉雅山的后勤运输、史迪威促成的中国军队新式训练配备，以及史氏与顽固的顾客蒋介石共事（蒋自认在战争补给上受了亏待）。美国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国民政府当作盟友来支持，华府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华北共区的情况。
身处中国的美国大使馆与军事总部人员已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中国将爆发内战，而且苏联可能占领华北，不晓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关系可布细节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领会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他创的本国共产主义。因此，防止内战变成美国的政策，防止的办法则是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这乃是统一战线的理想与未实践形式的延伸，要将两党的军队和代表融于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双方都理解这个美国希望，表面上都以“联合政府”为战后目标，同时私下却在为一决胜负做准备。
美国此一政策之蹩脚而不切实际，可以拿罗斯福总统派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将军作脚注。赫尔利是奥克拉荷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对立，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后果来的时候，赫尔利已经不是当事人，但是华盛顿执行的还是他的政策，结果让美国被封杀出局，进不了中国。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因赫尔利支持而在重庆会晤，并于十月间协议了一套可以令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感满意的原则。国共双方依协议邀集各方代表召开协商会议，保证人人得享一切公民自由以及无人不盼望的其它好东西，同时双方都在匆匆编整军队。这种作态乃是缘于双方都知道，谁也不能往反对和平合作之理想的那一边站。
一九四五年的确实情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抗战才结束时，共军就移出华北，逼迫日军向共党投降。国府的对策是，命令日军击退共军，夺回共军占的地盘。国民政府以原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来抵挡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久就引发无数的“共日”交火。在此同时，国共的军队都在往东北推进，都想抢先一步去接收。照例，国军戍守住各个城市，共军在乡下动员。
美国政府也学国府的榜样，把大约五万三千名美军陆战队移入华北，在北京、天津驻守，以防苏联侵犯。同时又以空运船运方式把整团整师国府军队送到东北各都市以及华北别处。从一开始，美国就以反共的姿态干预。此外，依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密约，罗斯福总统已经在和斯大林磋商，试图藉促成其与国府的中苏盟约来决定中国的命运。盟约内容包括，苏联只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只与国府接触。国府方面则需同意苏俄恢复以前帝国主义时代在东北铁路沿线的权益。斯大林承诺，要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之内将苏联军队撤出。照这么算，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共党因而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抢在美国人空运来的国府军队之前，尽全力渗透东北。国府发现，共军用脚走到东北比国军坐飞机还快，因此要求苏联停留久一点。结果苏联军队迟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撤走，并且把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的大部重工业设备一起拆了带走。蒋介石就以美国人为后盾，一路与共军作战打进了东北的南端。
马歇尔（Gee C。Marshall）将军以华府特使身分到中国来调处的时候，便面临了这样的逆境。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指挥官，是尽忠职守而机智达练的主事者。为促成联合政府，他尽了全力。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中讨论了国共军队联合编整的方案。这时候，中国内战的重心已经转到东北，偏偏重庆协议并末涉及东北问题。美国有意用大笔经济贷款换取蒋介石的默从，马歇尔为此返回美国，向国会游说以实现他允诺的条件。一时之间就对国共谈判鞭长莫及了。等到他再回中国的时候。先前由他在北京设置的“调处执行部”正在设法平息华北的战事。按执行部的调处方法，派了美军上校、国军共军的将领，到冲突地区进行调停。然而此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失控了。
由于中国境内普遍有呼吁停止内战的行动，国共双方打打谈谈，都在利用谈判为安抚人心的手段。美国的行事态度也是半斤八两，一方面要求国府和延安组成联合政府实施改革，另一方面却不断补给国府军队。总之，三方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第十七章
内战与国民党在台湾
国府为何失败
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平到来之时，国府的兵力至少有共军的两倍之多，而且占了美国装备补给的优势，还有美国海军帮忙调运部队，美军陆战队驻守北京、天津一带。中国所有重要都市与大部分领上这时候仍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冷战意识正在美国抬头，美国的支持显然会持续下去。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输掉了内战，也是不寻常的表现了。他们战败的原因既在前线的错误，也在后方的无能。
蒋介石调度兵力的时候，持续用他那过了时的战略策划。只要占得一省的省会，他就把守住省会视为要务。他不以华南的长江流域富庶地区为进攻华北共党的根据地，反而以占据省会的象征性控制力显示自己统御全局的地位。如此一来，可用资源延展得太广远，而这些省会大都很快就失守，可见蒋认定的控制中国的办法已经不合时代了。他把最精良的美式训练部队直接派入东北，却不先控制住横亘其间的华北地区，简直就是存心要吃败仗。
国府在战场上表现之差，与后方的管理不善是一般无二的。问题从经济开始。通货膨涨跟着纸钞发行量猛升不止。沿海大城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以后，资产多被侵吞，少有投资企业的意图。消费用品始终不敷需求。“自由中国”地区的工业生产既已中止，光复地区的都市接过相当多的工业发展担子，以避免造成大量失业。手上有超估价值国府通货的人，按不公平的兑换率收购日军占领区发行的通货，大捞了一笔。乡间许多地方都是饥贫交迫与投机牟利齐头并进，国府军队回到这些被解救的沦陷省分——也许用”解救“已不恰当，反而将征税需索变本加厉了。
除了经济之外，国民政府对待百姓之失策，更是立刻就激起民怨。日本刚投降，国府就利用日本人及日本操纵的中国军队去打共军。在人人高呼和平期望和平的时候，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全然与民意背道而驰。原来在占领区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在日据时期有其功用，而且这些人也在盼望光复接收，不料都被国府视为通敌汉奸而不予抚慰。同样的，占领区内的学生和教职员也都遭到申诫，必须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改造。这样做无非是认为经历日本人统治的学生有罪，就动员学生对国府的向心力而言，是适得其反。此外，政府对百姓施以重税，同时却任由投机奸商和做官的人逍遥于税责之外。这等于是让公职人员假公济私的最恶劣形态的“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
国府的另一失策是，对民众的反内战和平运动不理不睬或是施以镇压。这些行动普遍存在，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如国府指称的全是共党的阴谋。学界人士希望政府把作战的行为转向民间发展，要求国府不要再藉美国之助扩大内战。政府以强力镇压学生，导致学生走向与政府敌对的立场，正如笨拙的经济政策促使都市中产阶级与企业界也对政府不表友善。
就是这样，国民政府丧失了民心，而且看来似乎比共产党更像存心挑起内战的一方。显然国府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以至于只想到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内战问题，却未顾及政府为百姓服务的职责。自由派中国人批评国民党政府时，指其任由共产党渐渐壮大成为一个比较能得民心的政权。国民党得自有钱人的支持力，也在一九四八年实施货币改革时化为乌有。按此政策，任何人持有的银元硬币与外币一律强制兑换新发行的“金元券”，藉以稳定物价并遏止通货膨涨。然而，半年之内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倍。有钱人上了一次大当。国民党把统治国家的机会全都糟蹋了，此时正在全力演出中国历史上“末代昏君”应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国地区内一般受过现代思想熏陶的自由派领袖们并没有投共，而是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
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以后的势力巩固，先从华北乡村的农民展开。自一九三七年统一战线开始时就搁下的土地改革，现在又成为共党政府的积极方针。土改的意思是，将地主与地方富绅的经济社会影响力剥夺、抵除、消灭，同时提高乡村贫农中激进分子的地位，藉共党的扶植使他们成为操控大权的人。富农消除或变穷之后，共党才可领导更进一步的改革。这种群众行动的目的是，维系华北各地乡村对共军的支持。
国府攻击与共党反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府的战略与日本当初侵略中国时的攻势类似。国共三年相争的头一年将结束时，国军控制了所有的大城市和铁路线，而且火力仍远优于共军。共军却撤退了，不肯决战，也藉此避免伤亡。因此，共军用典型的游击战略，使国军把战线拉得太过长远。共军只在握有绝对武力优势时才肯和国军一战。
国府控制住延安与共党临时首都张家口后，乘胜追击逃亡在陕北的共党领袖。江苏北部和东北主要战场中国的县治所在，大都重回国府控制之下。共党未料到国军会捣毁其基地区而进占乡下。苏北共区基地被破坏之后，被逐的地主返乡，对原来在共军羽翼下的百姓施以或杀或虐的报复手段。
东北之战的共军统帅是机动战能手林彪。一九四七年间，林彪队伍撤退过了松花江以后，却十几度过江发动奇袭，将国军切得零零碎碎，使野战部队变成驻守在各个城市里的孤军。
史蒂芬·李文（Steven Levine，1987）的研究指出，共党大致按照在华北的模式，藉动员乡下百姓而赢得东北。有狂热干劲的华北共党干部，一旦渗透进入东北，就实行了地方生产整顿、乡村思想灌输、土地改革、新干部思想改造、征募军队和百姓团结加入爱国之战。在强迫征召之外配合运用社会操纵策动技术，成绩十分可观。东北人早巳不堪日本人统治欺凌，听了共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口号，便欣然响应支持。
国民政府照例又助了共党一臂之力。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对东北的领袖是不放心的。东北原是军阀张作霖父于俩统治的，之后又被日本占领十五年。因此，国府来接收的时候，带了自己的人来主持东北政权。共党却迎合东北本地领导阶层的意愿，动员东北人抵抗华南来的闯入者。国府不重用东北人之余，还纵容外来的人在东北作威作福，大大丧失东北民心。结果，国府军遭受到以前困扰日本兵的一切难题：亲共的民众不肯透露当地的情报、队伍被重装备拖得行动迟缓、行军太慢而躲不掉伏击与零星的侧翼攻击。此外，国军在与百姓培养感情、夜间作战、迅速移防的方面，都不如共军那么训练有素。
共党于一九四七年中开始反攻之后，其武力不但很快就攻占山东，而且夺回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片地区，西避有平汉铁路，东边是北宁铁路。这个战略要势足以威胁整个长江流域。此一大势转变，更有利于共党抢夺美式装备，并吸收投降部队为新的共军力量。
国府方面，蒋介石不肯在还来得及撤军的时候撤出各大城市，以至于最精良部队被包围、孤立，继而带着全部装备一起投降。共军由于战术战略都高一筹，不但今国府军队无力抵挡，而且令国军士气尽丧。一九四九年一月共军包围北京，国军的指挥官索性率全军投降，后来还在新政权中取得要职。
毛泽东进入北京的时候，共军在美制装甲车前导下乘着美国卡车一同进城。美国给蒋介石硬件军援之外，也有专业军事顾问随行。但蒋只要了前者，却不接受后者。美国顾问主张战线不要拉得过长，蒋却这么做了。顾问们主张派飞机坦克上场，不要只摆着做强大火力的象征，这个策略蒋也没有运用成功。顾问们劝委员长让各地指挥官自行决定战术，委员长却始终亲自下命令指挥师以上的各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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