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你瞧，一毛钱也不剩了。”他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发现：“他们的德国舰上没有炮弹，英国舰上没有火药。”甲午之战中国只动用于李鸿章的华北陆军和北洋舰队（华中华南的末动），而海军的炮弹有些只是填了沙子充数，根本没有火药。
日本人以镇压叛乱为由，于一八九四年介入朝鲜。战争中大败李鸿章的华北各军，又在近代最初的一次海战中于鸭绿江口击溃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司令是一位骑兵老将，他把军舰按骑兵冲锋式一字排开，却被日本海军以两个纵队包围。如今，北京颐和园的游客看到大理石船“清宴舫”的时候，脑中应会浮起一行碑文：“讣告：未成形的前清海军长眠此地。”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第一场近代战争竟然只让一位省级的巡抚一肩去扛，就好像那是他省内边境自卫的事。清室确已被指责为无能的外族，但是清朝的问题不能只用外族一词就交代过去。问题显然在于其帝制政体本身、帝制下行政的虚有其表、帝制政府结构上之不可能成为近代化的中央统治力。
清朝把许许多多内乱都应付过去了，此刻的外交关系却不可收拾了。日本甲午一战大胜，把远东带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另一个十年期。中国为了要付赔款，不得不向欧洲人发出债券筹钱。一八九八年间，俄、德、英、日、法都在中国自划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通常包含一个可以做为海军基地的大港，有进入腹地的铁路，以及沿铁路线有可开发的矿藏。中国为了遏阻日本扩张，便开门迎俄罗斯进入东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人才被限制在北边，由战胜的日本占据南满和朝鲜。
从各方面看，中国似乎要亡了。带着新学说理念的新一代能挽救中国吗？新的学说理念能启发全国在强有力的统治力之下获得新生吗？
基督教与儒家之争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传教士似乎是外国侵略行动使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十七世纪就开始的冲突，到十九世纪又再续接下去，而且是从政治、知识、社会等多方面继续。
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是旁门左道。起初看来只不过是佛教的一个旁支教派，有一套信仰系统，有一位救世者，有道德内疚（犯罪），也有一套救赎办法。这些成分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有。由于非主流的宗教支派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类如白莲教的宗教组织，一般都是在暗处。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在中国的斐然成就，只因为教皇不准祭孔祀祖以至与中国皇帝对立而毁于一旦，导致一七二四年的天主教遭禁。后来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求，才于一八四六年解禁。这期间：中国的天主教徒仍存在，但外籍神父只能在暗中行事。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传教士本来就是怀着改革者的抱负投入神职的，一开始传教就和既存的儒家社会体制起了冲突，因为儒家社会体制有其自己的改革方式。传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乃是天敌。双方都享有特权——可以免挨县宫责打，双方也都是教导天地宇宙道理的人。竞争对立是在所难免的。保罗·柯文（Paul Cohen）引用一名早期传教士的话，颇具代表意义。此人认为，儒家士大夫外表做出来的礼貌文雅之下“除了诡诈、无知、粗鲁、庸俗、自尊享大、对一切外国事物顽固仇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方的感想正是半斤八两。在士大夫读书人眼中，传教士乃是外国来的颠覆分子，拿炮艇做他们伤风败俗行为的后盾。守旧的爱国分子痛恨也害怕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但是守旧派在近代展开之时败下阵来。可取得的相关文字记录多属争辩性质的，否则便是战胜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写的。柯文的出色总结（见CHOC 10）所农据的数据显示，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国人甚少，传教士侵入的影响力却无所不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这段时期，在治外法权与内地居住权（这一条是某位虔诚的法国翻译官非法添入的）的庇护下，传教士的据点逐步向每一省分内蔓延。天主教从其原来的老基础上发展，至一八九四年已有大约七百五十名欧洲传教士，四百位本土的神父，教友超过五十万人。新教传播是从广东展开的，最初来的传教士是一八〇七年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罗勃·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一八三〇年到中国。到了一八九四年，新教传教士已超过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驻大约五百个地点，每一处都有教会、宿舍、街上的小礼拜堂，通常也设有一所小学校，可能还设有医院或诊疗所。五百个据点分布于大约三百五十个大城小镇中。然而，吸收到的中国信徒不满六万人。可见中国注定了不会成为基督教国度。
一八六〇年以后，中西接触增多，士大夫们和传教士也就摩擦不断。曾抵抗“崇拜基督”的太平军的湖南人，更有积极的反基督教运动，维护名教思想之余还挑起激烈行动。通常，士绅们会以男女一同做礼拜为题，散播传教士行为不端的话言。曾有过度渲染的色情写作描述神父、修女、教徒的淫乱纵欲行为。士绅若想引发暴民行动，只需要张贴写明群众聚集时间地点的告示即可。大小教案事端不下千起，经外交管道报案的也有上百件。传教士要求洗雪不白之冤，并要求官方维护他们依条约享有的拉他人人教的权利。
炮艇勒索迫使清朝官吏站在外国人这一边，帮忙强制执行条约权利，又更进一步损害了清廷的威望。天主教教会尤其会在打官司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教徒。法国由于贸易量少，就极力卫护天主教传教团，其主教都有某种官方承认的地位，有些还接受官街。
新教的传教士共有十多个不同的会派。初来的艰巨任务乃是学中文，并且要译出一整套传达讯息所需要的术语。中国已具备指述上帝、灵魂、罪恶、悔悟、救赎的词汇了。传教士们面临了大问题：如果拿既有的词汇来用，这些名词多是佛教用语，不能使基督教明显有别。如果换一套新的用词，可能比较不容易使人听懂。翻译上最难解决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上帝——的称谓，天主教会经过一再更改之后，决定用“天主”，有些新教会派决定用“上帝”，有的则是用“神”。只用一个版本中译圣经的话，就要形成信仰主体称呼不能确定的僵局。
在“基督教占领中国时期”（这么称呼很不聪明），新教各会的传教士把小型学校和浅显的医疗术一同带入各大城市。在大都市里传教，偶尔也会遇上应试的举子。但是对于多半是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而言，还是觉得乡间生活比较相宜，与儒家思想竞争的成功希望也比较大些。新教教会的成长缓慢，却很稳定。到一九〇〇年，皈依人数与虔诚信徒总共有十万以上。这在中国人口中只算九牛一毛，不过新教传教士都是搞组织机构的高手。他们建起各自的西式洋房宅院，由中国仆役管理打点。继而办起学校，开设公共保健诊疗所，最先被他们争取到的中国教徒通常都是替他们办事的人，如厨子、发传教小册子的人等。此外也有一些聪明的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欣赏西洋生活方式而乐于接受西洋宗教。十九世纪末叶有许多主张改革的人信了基督教，原因之一是，工业、基督教、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似乎是西方强大的秘诀，故也是救中国的最上策。
维新运动
帝制中国晚期的学术思想追上外交趋势的脚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中国发生广泛商业成长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了变动，班哲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1984）称之为“从哲学变为语文学（philogogy）”的动向。变动的本质是，科举入仕的大臣们不再只看重义理的道德判断，改为注重比较不属文化导向的精确技术性研究方法。这样也许较利于以后面对明确具体的近代问题。
十八世纪晚期兴起的区域间贸易最频繁的江南一带，在当时也是新兴的考证学的发详地。明朝灭亡以后，汉人学者把咎责归于混合了佛道思想的空谈理学。读书人对于宋明两代盛行的理学观念之“无从以经验证实的说法感到不满了”。只注重心性义理的风气，促成晚明党派以仁义道德之名彼
此攻讦，致使晚明政府瘫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有些学者因此舍理学而就语文学，也有转治数学天文的。最主要的学风仍是考证之学，包括以训诂、校勘、辨伪、笺释等方法整理研究古书。其成果之一是发现古典经书确实有伪造的，从此古书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堪为这种新学术风气纪念的，是一八二九年收集成的一套一百八十部著作，为七十五位十七、八世纪学者的作品，其中一半的人是进士及第的。讽刺的是，这项学术成果是著名藏书家阮元领导纂辑的。他也是广东巡抚，也是主管欧洲贸易的大臣。
当然，阮元这套大书的作者确实有不少是商贾家庭子弟。以扬州盐商为例，其近乎传奇的富豪多金使他们有能力兴办学堂书院以培养人才。清室的重大编书计划都由大臣主持，广征天下学者参与工作，如《明史》和清朝地理志索引等，都是其重要成果。总计朝廷的编修计划超过一百五十件。从这些学术工程中产生了一种观念：治考证之学也是一种职业，是做官以外的一种事业。
助长这种考证研究的书院与藏书馆，在江南各省最盛。皇帝起初态度很冷淡，到一七三三年，才开设了国子监，以教导科举生员学业。一七五〇年以后，有些许自主权的官学开始自行赞助研究考证等学术活动。以汉代“今文”为奉的“汉学”考证，显示清代学界人士的学识有多么广博，治学态度是多么积极。他们校证古籍的成果又导引他们走向文字学、声韵学的探讨，进而展开礼器、碑文的考古研究。
到了一八四〇年代，英国突然在海上称霸，促成两条革新路线之联合，一是今文学家重新评估古籍，另一个是为官读书人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典章法制。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人物。他于一八二六年编辑了两千多件有关财经与其它行政上实用知识的著作。他曾主张将江南贡米从上海经海路运至北京，以免走费事费时的大运河河路。他曾参与盐务税的改革，写过记述清朝十次战功的史书，并且在广州帮钦差大臣林则徐编写了有关海外诸国的一部报告——对中国的问题有极重要的新观点，不过来得迟了些。总之，魏源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在世界带进了清末革命者的视野。
考据学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方法之间的连续性，可以在一八九〇年代得到证实，精通古礼器与碑铭研究的学者于此时识出了商代甲骨文的含义。第一章已说过，此乃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始。不过这对于晚清抵御西方侵略是帮不上多少忙的。
都市成长——大多数为通商口岸——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给实质环境与让会结构都带来很大改变。各沿海与河岸港市中，西式楼房、街道格式 煤气灯与自来水等城市设备。以及轮船汽艇运输与外贸，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关（或是其延伸）。这些港市里的中外商贸公司、银行业、工业合力制造了一种近代中国经济形态。同时一并出现的还有近代大众传播媒体——中国记者、报纸、杂志，以及不以投身仕宦为目标的知识界。在外国人治理的近代化都市中，中国商人或是替外国公司筹资做买办，或自己经营事业，兴旺发达之后，也开始发表中国人的舆论。
中国基督教徒开始形成一个分散出来的社群之时，传教士也开始发行中文杂志《万国公报》，报导国际情势。这本新闻杂志自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三年是周刊，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七年改为月刊，将世界新闻传播给中国的学者阶级。也由于公报的文章都是中国编辑主笔以文言文写成，才能够被急于理解外在世界问题的中国读书人与官吏接受，因而成为第一个供传教士直接表达意见的传播媒体。一八九〇年代间，最能干的传教士——如韦尔斯来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都以打动士人阶级为目标，从而影响到维新运动。
从中国的观点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打败中国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文明强国打了胜仗，而是西方代表的恶势力压倒了中国。西方人是男女公然拉手甚至接吻的野蛮淫乱之辈，现在他们凭着发明了坚利的机器，就倾覆了创造文明与太平生活的天人秩序，可见混乱即将来临。
一八九五年间，几个因素突然会合到一起。第一个是列强的威吓引起了四场战争，并且用海岸上的海军火力让中国四战皆败。外国恶势力这次用的武器更厉害了。除了武器之外，第二件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外国人有技术，不只有作战技术，而且在生活上一切实用工艺都有技术。轮船和火车用的蒸汽引擎把运输变得快速无比，上海以及其它港口都市也都被外国人建设得有铺过的路面、煤气灯照明、供水系统、警察等等。第三，认为技术工艺乃是勤奋与智能的表现的人，觉得传统中国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不及西方之处。
以上的这些考虑带来的危机意识与羞惭感，指向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中国必须做重大改革。由于一般百姓不会给政府建言，掌权菁英阶级又太安于惯有的方式而不可能发生知识理念上的领导力，所以只有读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改革计划的内容就在不断增加。李鸿章的部属之中不乏参谋意见；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分子、到过国外的官员、香港和上海的早期新闻工作者也都提供过建议。这些人多认为，西方国家与日本多得是可供中国借用的新方法。从最广面的角度着手的话，应建立国会，以使统
治者与黎民百姓之间有更稳固的连系。此外，政府发给专利或奖励，可以促进投资。修筑道路可以便利贸易，开设矿务局可以改进采矿业，设置农业学校可以增加农产量，多翻译书籍可以拓广教育领域——可以改革的项目说也说不完。
然而，改革运动若要获得广泛支持，必须先设法让中国舍固有旧制而取法外人的做法在哲学思想上站住脚。由于中国统治阶层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信仰，就必须从儒家思想中寻求认可。这件事只有儒家的近世大贤才办得来，唯有这种人才担负得起更新儒家传统思想的大任。康有为的重要贡献就在此。他是广东的读书人，思想早熟而富于想象力，有极端的自信，最擅长于托古改制。
康有为原是今文学派的学者。清朝提倡今文的学者认为古文学派所推重的经书欠缺可靠性，而自宋代以降的理学思想便是以古文派注疏为依归的。今文古文之争的复杂程度，颇类似基督教有关三位一体与得救预定论的教义争论，不可能用三、两句概括的话就交代过去。我们现在只需明白其要点是，今文学派所崇的经籍来自西汉（公元以前），古文学派依据的经籍则是东汉（公元后）的标准本，也是宋儒整埋出来的理学（中国人称之为“宋学”）依据的版本。若是主张崇今文而驳斥古文（事实上今文版本比古文版还老》，就有了摆脱理学说教羁绊的借口，并且可以把各教传统重做一
番讲解。今文学派主张因应时代而改革政令典章，因此一般多赞成维新。
埃尔曼（1990）曾指出，晚清的今文学派运动其实是明末江南士人想消除朝廷专制的东林党运动的延续。一六二〇年代东林党攻击的是宦官，一七九〇年代专制罪恶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