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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另一要项是协议关税。按其约定的低关税率，将使中国无力保护本土企业——假使中国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护政策的长处而有意实施的话。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国的海关税务人员都习惯自己来和商人谈交易，而且手上没有可以强制外国人的权威和工具。以至于议定关税则例的事务交到中国人手上办，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间被派在上海关主管中国税务的竟是外国督办。中国政府任用外国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条约体制而言，是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领导下，中国“总税务司”的西方官员们成为每个港口上的要人，维护着竞争机会均等（藉强制执行外贸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从均等的外贸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税。外贸的成长带给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笔重要的额外收入。
所有缔约国家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个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国能从中国压榨取得的优待特权。条约系统愈扩愈大，清朝财力也随之愈来愈衰弱。原本是中西联营的鸦片贸易业移入了中国境内，一八八〇年代以后，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开始取代印度产品，印度鸦片至一九一七年停止输入。英国赞助下的印度鸦片进口中国，前后共持续了一百多年。
“条约世纪”始于一八四二年，终止于一九四三年英美正式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关键性的治外法权之时。治外法权使中国法律的管制力碰不到外国人，这也让中国的统治阶层回味了古代的经历，即是，在给予异族支配权的条件下统治中国。从时间上衡量，条约世纪只比以前据于华北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略短，比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还长几年。从文化的观点看，即便条约世纪只损伤中国主权，并没有外国来取中国而代之，其影响力却比金、元、清各朝外族入主的影响更深远。这两种情形的比较研究仍有待史学者努力为之。
例如，十九世纪西方商人侵略的程度，有多少可以与四至十四世纪在中国边境进行商贸与军事骚扰的中亚细亚异族相提并论？又如，按琳达·库克克．琼森（Linda Cooke Johnson）所说，初期的上海国际租界与一般同乡会馆有多大相似性？其中有头目（领事）为其成员负责，并且依官方许可培养本行实力，岂不与会馆的会长相似？这些问题隐约暗示，就中国的长久的经验而言，十九世纪带来的不连贯性并不如我们所想的严重。
事实乃是，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或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可以视为具有以下特色的独特时期：（1）中国渐渐对外来探触开放，（2）外国军事侵略，始于英法的外围攻击，终于日本的两度侵略（一八九四——九五，一九三一——三七——四五），（3）西方商业与宗教侵略，一八三〇年代始于广州，逐步增加至一九三〇年代止，（4）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统治中国大陆。
从外国人的这边看，条约世纪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一八七〇年代止，由英国商业的“自由贸易之帝国主义”主宰。英国人在一八四〇，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三度战胜缔约之后，又在一八六〇年代与后来，支持已势衰的清朝复位。
第二阶段大约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这段时期，是列强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竞争的阶段，其间俄、法、德、日、英都侵略了中国领土。中英共操中国海岸大权的短促时期过去，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亚、非的竞争，终于引发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比较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将于第三卷详论），从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止。
条约世纪期间对外来接触的开放，与一八四二年以前清朝进贡制度的封闭态势呈鲜明对比。从中国以外的地方看来，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初叶）将是外来因素涉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时期，乃是电子时代来临以前的一个世界史上的文化交流高峰。中国的爱国者迫切要求创造并保有自己的历史，将外国参与成分降至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谈上海就不能不提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 Council），要论香港历史就不能不提怡和洋行。同样的，我们必须把条约世纪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也是国际史的一个部分。
第十章
造反与中兴
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一八六四
一八五〇年代以后，清朝政府几乎已穷于应付连连发生的内乱。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虽然只在几处海岸上交火，皇帝却制服不了英国番鬼，大大动摇了朝廷的威望，接着来的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水灾和饥馑，普遍祸及已经增加的全国人口。一八五〇年终于出现大规模的变乱，并不出人意外。
乱事起于最南的广东及其腹地之间的省分。这个区域与扩大中的外贸发生关联最早，也是最后被收入清朝版图的地方。正是在这最易受外贸扰动力影响的地方，清朝的军事控制力比较弱。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66）分析其地方社会，大权操于地主大家族之手。在这些政府统治力量弱的地方，一姓的村子与另一姓的村子，或多个村子组成的团体之间经常发生集体械斗。此种地方性的战斗起于族裔的分裂。由于华南地区融入了自北方迁移来的客家人等族群，而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和早先来的汉族居民与山区土著都不一样。
人口续增而生活条件更恶化之时，外国来的鸦片贸易终于给了反清的秘密结社一个良机。加入这些会党的兄弟们，尤其是从商者，彼此互相帮助，为疏离分子与铤而走险者提供一个次级社会系统。按传统模式，领导造反的人理当是“三合会”的分支或旁系分子，因为这个会党组织早已遍布华侨社会与外贸界。
太平天国之所以未联合这些既有的反清集团，原因在于太平天国创始者洪秀全其人。洪秀全传布的信仰是他自己版本的旧约圣经基督教，他凭这个信仰建立的太平天国自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统治至一八六四年止。但是许多因素从一开始就注定它要失败，第一个就是其宗教神学。洪秀全于一八四三年在广州第四次应试不第之后，爆发了对满清统治中国的愤怒，然后又读了一些别人给他的基督教传教文宣小册。作为洪秀全主要基督教教义来源的小册子，乃是广东籍的教徒梁阿发所写，梁本人从圣经旧约里，看到了少数的上帝选民在上帝扶助下反抗压迫统治的道理。梁阿发强调耶和华的正义之怒甚于耶稣之爱，教给洪秀全的只是基督教神学的皮毛。但是梁的传教小册似乎能解释洪秀全早先一次精神性疾病期间看到的景象：天父上帝呼召他救天下人，耶稣乃是他的天兄。
此后洪秀全成为积极的传教者，劝人过道德生活，信奉唯一真神。一八四七年间，他跟随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数月，学会了怎样祈祷、布道、唱圣诗、问答教理、忏悔、施洗，以及其它属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行事方式。洪秀全和两名最先皈依的教友所创的打破传统的一神教，威力足够建立太平天团神治政权，却太渎亵上帝而得不到外国传教士支持，太坚持拜上帝而得不到三合会之类的会党支持，又太怪诞荒唐而争取不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这最后一者正是一般组织行政系统所不可少的。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最初设在广西山区。当地的居民有徭族、壮族，以及洪秀全籍贯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数百年前从华北迁来的，仍保留北方的方言以及其它旧有的族群特点，反对缠足就是一例。客家人是华南的一个少数族群，却异常坚忍而进取，并且很懂得在有敌意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洪秀全一跃而成为半壁中国江山之王的故事，颇像拿破仑与希特勒的兴起，充满戏剧性、奇妙机缘，以及始终为人们所争论的个人与社会因素。他的教友相信上帝命他们推翻满清，要他们在上帝的儿女之间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新秩序。居领袖地位的是六名结为义兄弟的激进者，洪秀全与他们地位平等，只在六人之中居长而已。主控军权的是原来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此人未读过书却有头脑，能蒙上帝附身而以上帝的声音讲话，今洪秀全目瞪口呆。其它四个都读过书，没有一个是佃农出身。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系统取材自《周礼》。太平军起兵的动机强烈，组织精密，而且一开始时是严格禁欲的，男女决不可相混。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半借半创了整套的祈祷文、赞美诗歌、仪式，以便中国人适用。并且【】要所有人联合为兄弟姊妹，共奉唯一真上帝。基督教旧约和道家的消极政治思想与佛家的来世之说同。主张的是勇敢的族群应号角之呼唤而向其压迫者进军。最初的客家信众正是打起仗来最勇敢【】体恤一般百姓的一群，这并不足为奇。洪秀全的思想创造出一个有作战组织力的中国新教派，利用基督教一千八百年历史中实验而证明无误的技巧，灌输热烈的信仰给每个人，以确保人人为教国效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是以思想与实践从属军事行动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混合物。再有类似情形出现，等到一百年后中国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予以中国化的时候。
一八五〇年间的广西，距离北京很远，只驻守了少量的官军。鸦片走私者以及被英国海军追缉沿西江逃入内陆的海盗，对此地影响很大。骚乱频仍促使居民培训了自卫兵力，其中有乡勇也有土匪，两者其实不相上下，都是就食于百姓的人。开始只有一小群的拜上帝会教徒也和别人一样，为自卫而武装起来，但是在暗中进行，而且别有目标。到了一八五〇年尾，有两万教徒跟随洪秀全起事大败了前来驱散他们的清军。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自己三十八岁生日这天自尊为太平国天王。
好战的太平天国信仰激励出一支勇猛的军队。初期的这些战士们都严守道德纪律，善待一般百姓，并且凭其奉献意志吸引了新的投效者，也吓跑了来镇压的官军。太平军配备有极多大小旗帜，部分作用在于识别所属单位。他们不作表示效忠清朝的薙发打扮（脑门剃光，脑后蓄长辫），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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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然生长，因此被称为“长毛”。他们的模样，在拥护既有体制者看来，比大约一百年后搞西方反正统文化造反的学生还要可怕。
内战
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肆虐的这场战争，人命伤亡与财物耗损都十分惨重（见地图21）。约有六百个市镇在血战中易主。一八六〇年代初的美国南北战争乃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战斗，铁路与汽艇运输、精确的武器都是关键要素。太平天国与清军之战却是最后一场近代以前形态的战争，军队都是徒步，要靠占据的当地供应给养。没有医疗人员随队，也没有新式地图和电报机。攻城时或许会用炮击，但最常用的战术仍是从墙下掘地道、埋火药、引爆。长江上和以南的主要河川中，会以帆船或舢板进行水战，极少使用汽艇。有时会使用火枪，但大多数行动是用剑、刀、矛、棍的短兵相接。这种战斗需要动机甚于技能训练。
进行侵略的这一方有人员折损时，可以就地补充，或以俘虏充数。但是带兵的人对于这种兵丁能否固守岗位已经没有把握了，遑论要他们冲锋陷阵。官军的人马之中有世袭的满族蒙族军人，但是他们来到湿熟的南方却变得水土不服，骑兵阵到了稻田里也发挥不出威力。因此，作战时多是汉人与汉人搏斗。依官方报告，每支军队人数为二、三万人，多者有二十、三十万人。这令人疑惑他们究竟如何取得粮给，又如何在普遍没有道路的地区之中行军。军队总人数一向都是粗略估计的，也许应该酌量扣减才比较正确。
一八五一年间，太平军大举北进，占领了武汉各市。一八五三年又顺长江而下，攻陷南京，建都为“天京”。太平天国的战略，大致不出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夫操控下的野心勃勃的委员会可能想到的范围。这些人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放着上海不攻，又不发展外交关系。他们被顺势冲昏了头，竟同时派两支实力不足的军队北上取北京、往西攻华中。结果两支远征军都败了。军队指挥官大致都是独立作业，没有可靠的情报，也没有通讯联络与配合行动，只能随机应变。首领诸王一心只专注在宗教和战斗上，应付不来经济、政治，以至全面擘划的事务。
由于欠缺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太平天国不懂得占据治理乡间为基地，以供应人力与粮食。他们只顾连连攻占市镇，以战利品和征用物资为补给，作风和官军差不多。孔斐力（Philip Kuhn，见CHOC 10）指出，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围在城市里”，让地主士绅待在乡间。这种现象都是他们的狭隘宗教狂热心态所致，使他们和士大夫阶级对立，而不能吸收这些可能替他们组织管理政府的人才。
这时候，最初的信仰和严格纪律淡化松弛，对于太平天国形成严重打击。各个首领纷纷在南京自拥兵力，自设宫殿、后宫嫔妃，以及其亲信集团。传教士于一八六〇年造访一位太平天国丞相时，见他头戴缀金冠，身穿与属下军官一样的红黄色丝袍。平等主义只存在于基层民众间。
最初的领导结构自毁于一八五六年的血腥内讧。这一年，东王兼正军师与左辅的杨秀清计谋篡天王洪秀全之位。洪秀全便令北王韦昌辉扑杀杨秀清及其部下。事后韦昌辉及其部属得寸进尺，又得令翼王石达开将他除掉。石达开深感遭到洪秀全的猜己，率领很大一批兵力向西边出走。留给洪秀全的残余部属只是洪自己那批昏庸无能的兄弟与亲戚。
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试图从太平天国抗清行动中抢救出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反清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范本。太平天国对于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娼妓、缠足等诸恶一律都反对。对妇女特别开放，妇女担当军队后援，代理自古由太监负责的王宫内务，也可以上阵杀敌。但是，太平天国的历法和科举考试——用洪秀全自己的著作小册为教本，并不比清朝现行的进步。以二十五家为一共享“圣库”单位的理想公社制度，始终没有推行到乡下。最后一任丞相洪仁轩——为洪秀全堂弟，曾与传教上共事过，他的西化方针一直不曾付诸实施。而且，太平天国领导阶层无知而排外，缺乏经济计划，未能以军事长才为基础而建设扩展，导致流血不断百姓遭殃的后果。集体造反的行动，在中国一向不曾给人好印象，这一回又让基督教也担了恶名。
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刻意垄断的上帝福音被人侵占，令他们怨恨不已。比较固守文字而欠缺想象力的人，更是不能容忍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而且还把中国家庭制度注入基督教的天国，给上帝和耶稣添了妻妾。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洪秀全的一套改编，毫无疑问是基督教真正融为中国旧文化一部分的最佳时机。没有一位中国的先知，那个外国宗教信仰可以征服中国？但是，少数几个能够进入太平天国的南京城的外国传教士，虽然受到礼遇，却清楚觉得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并不需要他们来教导基本教理。太平天国甚至自认为是中央是上位，不过对于所有“外兄”都待之以礼。他们的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