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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北京的老年人不愿见中国处处泛滥商业化世界的流行文化，美国学术界则欢迎了四万名中国来的优秀学生，并且要他们自由思考现代问题（在美国现代问题还包括吸毒、枪械工业、街头枪击等）。中国人必须降低生育率以免被十几亿的人口拖垮，办法计有杀死女婴、节育、堕胎等。美国这边却有许多人要把每个孕育中的胎儿当作神圣不可侵害的人保留下来，根本不考虑胎儿的母亲和胎儿的未来。
诸如此类的荒诞尖锐的反讽之中，有一个未解答的问题是至今许多爱国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中国的汉代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同期的，而且要比罗马帝国大。中国确实一度是世界上的优势文明，非但和罗马不分轩轾，并且远远走在中古时期欧洲的前面。从无夸大之词的严谨经济史学家费维恺（AIbert Feuerwerker）告诉我们，公元一○○○年至一五○○年间，「在农业生产力、工业技艺、商业之繁复性、都市财富、生活水平各方面，欧洲都不足以与中国相比拟，遑论官僚体制之精密与文化成就了」（Ropp 1991）。那么，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变得落后了呢？怎会在十九世纪晚期蒙受被西方世界甚至日本帝国主义者轻蔑的耻辱呢？
答案可以从中国自身和西方世界去找。一七五○年前后产业革命在英国展开的时候起，科学与工业技术就不断在使世界改观。而「现代化」自一九七八年起也一直是中国的国家目标。由于中国人还残留着自己天生是优越民族的信念，肯为了在现代东山再起极力表现，格外有动人心魄之处。
二十世纪一般都肯定商代铜器、宋代绘画，以及其它中国文化遗产的至高素质。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与其同僚自一九五○年起，也在合着的十四巨册有余的《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之中描述中国早期的诸多伟大发现与发明，项目远超过众所周知的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四样。奈森·席文（Nathan Sivin）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国与欧洲科学从表面上看，彼此相似之处比与近代科学相似之处多。虽然欧洲承袭的思考方式，在需要做科学性思考的时机到来时，比较能有所准备。但不论中国或欧洲，在科学与工技之间，理论学者与工匠之间，都不曾有多大关联。科学和工技的机动性结合乃是近代的产物。
另外，席文也指出，中国算盘的计算效率尽管惊人，却只限于十二位数左右一次数组计算，不能做高级代数计算。他说，中国在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这段时期比较欠缺数学上的创新，可能正是为算盘便利好用所付出的代价。这即是中国在发明上的早熟反成为日后绊脚石的一个实例。我将论及宋代中国的优异成就到了十九世纪恰变为促使中国落后的原由，彷佛凡是伟大成就后面必跟随僵化的恶耗。
一般多认为，中国的过早成熟不只限于艺术和技工方面。几乎按任何定义来看皆然，古代中国曾有一个专制政体存在，包含官僚行政、记史、考选的种种制度机构，以及中央对经济、文化、文学、思想的控制。这个中国专制社会预告了后来十七世纪欧洲专制政体的兴起。而我们从多元式西方经验得来的全套社会科学概念，似乎仍无力涵盖到中国早期的这些作为。
假如我们企望了解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欧的社会因素与人性因素，就必须更密切去注意中国的史前史、稻米经济、家族系统、来自内亚细亚（Inner Asia）的外患、古典正统思想，以及其它许多表现高度文明的特征，以便一一认清其影响份量。在此，我们要指出几个理解中国的主要方向。
地理：北方与南方之相对
要知道中国之富于多样性，首先可以用眼睛看出来，旅行者飞在中国上空云端时，可看见两种典型的画面，一是华北，一是华南（见地图1）。在北京以南的干燥华北平原上，也就是在中国文明最先繁荣发展的地方，夏季可见一大片无垠的绿地，其上散落的一簇簇暗绿色乃是以土墙围起的村落的树木。这很像美国中西部一、二十年前的景观，各个农庄及周围树丛也是彼此间隔约半英哩而遥望。不同的是，美国玉米地带上的农庄，到中国华北平原上变成整座村子。美国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务农家庭，彼此相距半哩而各拥自己农地中的谷仓畜舍成一格局。中国则是以几百人在散布树木的村子里形成一整个小区，村子与村子隔半哩为邻。美国即便有务农的历史背景，却不欣赏处处制约着中国农人言行思想的那种人口密度。
典型的华南画面就大不相同了，而且全然不是美国人所惯见的模样。这儿的稻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注着水，从空中望下来是一片水盈盈的。田随着地势起伏不平，弧状的梯田沿着山坡一层层地迭上将近山顶的地方，再从另一边一层层降下去。绵延的梯田各自按地形走向绕行着，轮廓恰似地理学家画的图表。从空中看见的弯延水稻梯田形状，的确是其下坡谷地形的目视指标，坡顶上的是窄条凹状的田，愈往下的旧就愈宽愈长，到了谷底还往外凸出来。许多堤岸上有灰石子铺的步道，形成曲折复杂的图案。太阳出来的时候，稻田水中映着眩目的日影。太阳就像是从下面的田里向上照耀，堤岸、小径、山顶装点成的华丽网络似乎在一面起伏的幕上掠过，有如一张黑的缕花纱飘过闪烁田水的银白。
没有人能够飞越华南崎岖的青山绿谷而不自问：中国十多亿的人住在那儿？吃什么？因为大片大片的山岳谷地看来都不宜耕种，而且人烟稀罕。这个大片空旷风景的印象反映在统计数字上是，约七分之六的人口必须赖占中国土地三分之一的可耕种土地维生（见地图2）。中国有人居住的土地大约是美国有人居住土地面积的一半，却要维持美国五倍人口的生计。唯一的办法是往谷地和洪泛区的每一千方英哩可耕土地里挤进两千人。美国现有大约五十七万平方哩的土地在耕作中，而且面积还可大量扩增。中国已耕土地可能有四十五万平方哩（每人可享出产粮食的土地不到半英亩），若要扩增，面积也极小，而且要密集使用。总之，中国必须利用全世界可耕上地的大约百分之七，来喂饱占全世界约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
干燥的华北小麦小米区和潮湿的华南稻米生产区，沿着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三十三纬度线划分为二（见地图3）。两个经济区域的降雨量、土壤、气温、习俗，都有明显的不同。
中国的降雨形态是由地形造成的。亚洲陆块的气温变化，比西太平洋及其气流的变化要快。冬季里在大陆块上冷却的干冷空气，多倾向于往西南人海，只造成极小量的降水。相反的，携满水气的夏季季风，被高空的上升热空气向内向北带入陆块，造成的降水多半发生在夏季。夏季的南风先越过华南的山丘，给华南带来大量而相当固定的降雨。华北因为距中国南海较远，能获得的降雨普遍较少。过去数十年中，华北的年降水量多寡甚至有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差异。华北平原年平均降雨量约为二十至二十五英吋，和美国的干旱尘暴区（dustbowl）差不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几乎不足以维持耕作所需。而一年年的降雨量差别极大，经常有导致干旱饥饥的可能。
华北那种和美国中西部相差无几的大陆性冬季，把宜于作物生长的季节压低为六个月左右。在中国最南方，作物可终年生长，稻米一年收成两次，多者三次。正因此故，大多数的中国人居于肥沃的华南稻米区。需要较多供水与劳力的稻米耕作，一直到近代，都可收成相当于栽种小麦两倍的粮食。
不论南北，都要以人们不懈的努力来补充天然资源，粪肥工业即是一项颇不寻常的人力事工。若是不把人的排泄物回归给土地，或是不用等量的化学肥料，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生产足以供养现有人口所需的粮食。每个都市核心都供应粪肥给周围的商品蔬菜园圃；从空中鸟瞰，只见中国的城市被环绕在一条浓密的绿色作物带之中，绿带往外缘渐渐淡去。
早期旅行到此的人，因中国的方言繁多及省份面积大小不同而以之与欧洲比拟（见地图4）。例如，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以及下游长江三角洲这四处，每个地区的面积都与德国相似，各地人口也都比德国多。中国的主要省份多有大不相同的方言、烹调，以及谈也谈不完的社会文化习俗。但是，省份基本上只是为便于治理而作的政治性划分。新有的一个方法是，将中国按经济地理区域划分，以便于析解。
过去二十五年间，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因为研究中国市场营销与都市化，将中国划为几个大区域（macroregions），每一区域以一个河川流域盆地为中心（见地图5）。各区均有在水道上的人口稠密的生产核心带，以及在山地或干燥地形上的人口较稀生产力也较低的外缘区。核心地带在有关人的事务活动上当然较为强势，而外缘区就得适应附属与边缘的角色了。举例说，外缘区里的森林滥伐、耕地、土壤冲蚀，都可能给核心带来有用的冲积层，致使两者之间土地肥沃的差别扩大。
这些按分析角度划成的大区域确切界限和相互关系，将可再作改进。这些界限和关系对历史学者很有用，因为其所反映的经济，事实比政治省份反映的更正确。其实，省界的划定不是要增强经济因子的力量，而是予以制衡。所以，肥沃的长江三角洲被分割到浙江、江苏、安徽三个省份之内，以免这个经济力卓越的地区整个归入一个省治，使该省富可敌国。
施坚雅划的大区域以水道为中心，水道即是其贸易运输的路径。位于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交会处的广州、上海、武汉，以至于天津，都于较晚近成为重要都市。但是，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达不到外商的高期望。中国自北到南跨越了从加拿大到古巴的纬度，大体上却只维持自给自足。我们往往忘记，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也在纽奥良市和苏伊士运河的温带纬度上，珠江上的广州却越过南回归线，和哈瓦那与加尔各答的纬度相同。
中国这个次大陆虽然庞大而多样，却不同于欧洲而始终只是单一的政治单元体。因为中国被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所维系，这种方式和体制的根源比欧美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断的历史背景也比欧美的长久。
人类与大自然
不论那一种民族的、文化习性的文明特质，到了中国，就被明显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吸收、滋养、制约，并且受限于中国土地与土地的使用形态。举一个例子，自新石器时代（一万二千年前）到现今，华北的人们就在西北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哩细质黄色的风成土地上掘穴而居，有的深达将近五十公尺（见地图3）。黄土的垂直劈裂特性正适于掘穴。现在仍有数十万人以掘入黄土崖壁上的洞穴为家；这种穴屋冬暖夏凉，只在地震发生时会有危险。
遇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和其它的早期民族以及拓荒时期的美国人一样，把树木都砍掉。随之发生的土壤冲蚀，千百年来改变了表面地形。冲蚀也是至今仍存在的大问题。黄河的风成黄土沉积，在山西省与大海之间形成一个宽广的冲积平原，沉积的情形仍持续中。最能使人领会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多么无用的，莫过于眼看着黄河那涡动的咖啡色洪流大举而下，拍着土堤，掀起六、七公尺高，冲过距海三百多公里的拥挤平原；同时心里明白，这黄褐的巨流正不断冲刷淤泥，要把河床积得比周围原野还要高，直到人类的疏忽或神祇旨意让它冲破堤岸，把平原淹没。
森林滥伐、土地冲蚀、洪水泛滥都是人力防洪治水的时候遇过的问题。中共近年来的措施即是，在黄河流域造林以及筑堤拦阻支流。过往朝代的中国君主，每逢泛滥期都得全力迎战华北平原的泛流。至于在史前时期，平原被淹没的问题倒不大，难的是要在平原最初的沼泽状态中进行开垦。为了排水、防洪、灌溉，各种控制水的技术都发展出来。一代代投注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力使它成为现有的模样，有堤堰卫护，有运河穿越，有足迹踩出来的路，有溪流井水灌溉，偶或有旧坟地在一丛丛树中。这些都从前世传给了后代子孙。
近代中国承继来的土地几乎全部用于生产供人消耗的粮食。严格而论的固有中国领土（不包括蒙、满、藏、回疆）负担不起饲养牛羊为粮食的生活（见下节），能使用的土地十分之九耕种作物，只有大约百分之二供放牧牲口。美国已使用土地却仅有十分之四供栽种作物，几近一半做了放牧草场。
密集农业隐含的社会意义，可以极明显地在稻米经济上看出来，而稻米经济正是长江流域及华南各地生活的主干。稻子播种长成秧苗的第一个月通常都留在秧圃里，这期间干的田里栽种副作物。作物收成后，稻田灌水、施肥、犁土（以人力锄或借助于水牛），以备插秧。至今插秧仍大半靠人的双手来完成，一列列的插秧者必须弯着腰，一步步向后退着踩过每一畦湿泥深及脚踝的水田。这种世界上最劳累筋骨的工作，全中国的水田里都得做。等除过草，稻子长成，田里的水排出，就该收割了。收割也大多是靠人力。在具有无限量供水和人力的条件下，同样一块土地改作任何其它用途，大概都不可能换回比种水稻还多的收获量。按此情况看来，土地的经济价值高于人力。也可以说，好力气有的是，好土地却不然。中国农人欠缺可从事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和资本，只得专注于密集、高收成、手操作的农艺，而不理会大范围机械化的农业了。
在小片农地上使用大量人力和肥料，也引来一些间接的社会影响，因为稠密人口和土地密集使用成为相互依存的现象，彼此都需赖对方而存在。稠密的人口是密集使用土地的动机，也是密集使用土地的手段。这种经济形态一旦确立，就会具有惯性动力而一直持续下去。大伙人辛苦劳动变成公认的定规，为节省劳力而改革发明只是例外。早期曾有推动现代改革的人想引入机械，总是遭到人力既得利益的阻挠，因为从短期看，机械似乎是要与人的手和背脊竞争。也因此故，铁路曾被指为剥夺赶车夫和脚夫的生计。节省劳力的发明根本是吃力不讨好。
人口与土地这种不利的均衡还有另一层含意。人口增加的压力迫使许多农人后来改种有商业价值的作物（如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这使得土地的报酬率增加了，但每人每天报酬率并没有变，这乃是求生存的策略，黄宗智（Philip Huang，1990，1991）称之为「复旧」（involution），许可相当程度的商业化出现，但不至于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也不让中国农人摆脱仅堪糊口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态——适应有形的环境，从许多方面影响到文化。大冲积平原上的生活从来都是艰苦的，「好坏皆由天」是古来的俗谚，耐苦的中国农民听任天候的摆布，阳光雨水都靠老天施予，而且不得不对干旱、洪水、瘟疫、饥馑等自然灾害逆来顺受。这与欧洲人的遭遇呈明显对比，欧洲地形多姿多彩，西欧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