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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于最细微的反叛迹象如此敏感，甚至在清朝全盛时期也不例外。颇令人怀疑，满清在避免自己被同化与促进汉人效忠这两件事上究竟成功了多少分？这提出的是一个未解答的问题：迟至一九一一年，难道不是为了巩固朝廷势力才出现阻止中国进步的顽固保守主义吗？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对做官的读书人阶级发出。狄百瑞（1991）在叙述「儒家思想的毛病」的时候明白提示过，儒家读书人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是无力自卫的。读书人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除非也们保持对君主的忠忱，或是加入志趣相投的同侪党系。
十七世纪的批评者眼见明末的败乱，但没有质疑君主独裁的理论依据，便重新提倡封建观念：例如，不固守回避的原则，让县官在本籍长期任职，壮大其实力，以压制舞弊的衙门书吏和地方士大夫家族。这种政策能给县令更强的动机、更多机会来整顿地方。但是清朝不能冒培养地方势力的险，所以，只有零星少数人说了真心话，大多数读书人都发现附和朝廷之议是万全之策。批评的态度看来可能会像异端。甚至批评朝廷最犀利的人士——如十七世纪的黄宗羲，也认为应当由一位有德之君来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八二○年以后的知识界因为缺乏和西方书籍或思想的接触，一直以理学家确立的秩序为依归。
整体看来，清朝中叶文明盛世的都市生活与知识界文化细末并不太受政府干预。但是某些地区却显示，政府的经济活动时常大有可观之处。如景德镇的官窑雇用了大约十万人役，两、三百座窑房夜间仍是火光通明。在十七世纪晚期，每年都有几百万件瓷器出口至欧洲。苏州的内府织造也不逊色，一六八五年间共有八百架织机，工人二、三三○名。商业发展和企商私有化一样快速前进。十八世纪那些有上百架织机的工坊曾被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呼为「资本主义之芽」。若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这个基础原可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在此时，商人阶级的地位渐渐突显了。一八○○年以前，北京有大约二十三个招待各省商人的同乡会馆；到一八七五年，同乡会馆增为三百八十七处。可列举的明显商业成长实例还多得很。
韩书瑞和饶懿伦（1987）纵观十八世纪中国大区域（macroregions）的研究，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Enlightenment）的名声甚佳，到十九世纪有更近的接触时才遭贬低。早先的欧洲观察者大都「对中国的精进成熟与壮丽卓越倾倒不已」。康熙皇帝在一六八○年代巩固清朝统治以后的一百二十年间是极蓬勃有力的时代，中国的版图扩张到最广的范围，这也是承接晚期已展开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变革之后的另一波多面发展的一个部分。欧洲启蒙时代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辉煌成绩感到赞佩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我们问，这种辉煌成绩是否就等同十八世纪中国的「繁荣富足」？那么我们就要落入整体性一概而论的陷阱了。核心区域有新的开发活力所含的意义是未来发展潜力方面的，并不是全国各地现有状况的。我们晓得，国民生产毛额（GNP）是把百万富翁和乞丐加起来平均的，所以往往可以在统一数字上表示某个国家富裕，而事实上该国还有很多人是赤贫的。若打算以近代以前的时代作一番有意义的归纳概论，更是难办了。韩书瑞和饶懿伦特别提醒，「对于拿一个个国家作的一概而论表示不耐烦，是很重要的」。在没有人口普查和贸易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从盛清时期地方县志和地方档案记录研究地方史，虽然大有可为，却是辛苦的。
既然有沿袭已久的习俗制度当前，可以先从比较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的角度提出假设：在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延续。十八世纪的中国在面积、活动、进步成熟等方面都比得上欧洲，但中国已处于八百年前北宋时代已展开的高度文明进步的末期，启蒙时代的欧洲却正踏入世界史的一个崭新阶段。或可换个方式来说，中国若有新的发展，也只能在君主专制与士大夫社会的旧有基质之中进行。这个政治社会基质在整个十九世纪里仍将居于主导。下文将详论之。
第二卷
帝制中国的晚期（1600—1911）
公元一六〇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的帝制中国晚期内，人口增加了一倍——如果事实上不是增加两倍的话。在生产、贸易，以及支持这两者的制度机构，也有相对的成长。十七世纪明清交替时的混乱过后，接着的是大约自一六八〇年起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清朝全盛时代。西方来的接触开始失控，是大约一八二〇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清朝已经步入衰微期了。
这个物质成长政治衰退的戏剧化的历程中，专制的政府理论上仍自称主掌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事实上，晚明和清代的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的活泼成长中只扮了次要角色。因此，我们在第二卷把讨论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政府转向社会。
按老旧的维多利亚时代刻板印象，中国在西方发展逐渐笼罩全球之际仍保持被动而不变，这一套早已过时了。我们必须换个态度，想象一下一七五〇年间包含大国家的亚洲——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日本比法国、德国都大，有大约两亿人的中国和可能有一亿人口的印度更大。欧洲只是欧亚大陆地块上的一个半岛，挤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南北美洲可能有一千万的原住民，欧洲来的人除了较早来到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之外，只有大致集中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在美加边界）和太平洋与墨西哥湾沿岸的殖民者了。所以，不过二百五十年前，世界人口的分布和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
大约自一七五〇年以后，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蒸汽使用大增。继蒸汽动力之后的汽车动力、电子动力等等使全世界的人类生活条件改观。但是事情的原委如何，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甚至工业革命如何起动的问题，到了今天仍是经济史学者之间争论的题目。其过程中的十多个因素仍在评估之中。这些因素包括市场的成长，工厂制度之运用，新发明，科学与工技，民众教育，私人财产之保障，农业革命，对外贸易，人口成长，资本与信用之提供，劳动力来源与生产力增加，投资率等等。也许真正的动力来自这些因素彼此刺激的互动关系。
前人传给我们的近代初期中国的形象显示，上述的各项因素若不是全部不足，就是大多欠缺。类似的工业化过程并未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发生；但是，维多利亚时代西方人印象最深的中西工技物质发展悬殊，现在该从新的视角来看了。这个视角强调中国国内贸易量大且成熟度高，也强调官方记录只间接提及的明朝与清初商人渐增的势力。即便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也看得出来，中国国内的市场比欧洲各国的所有市场的总和还大。广泛的省际贸易包含的意思是：中国已经高度商业化，但大体上是自给自足的。例如，苏格兰的兰开夏纺织品未能囊括中国的市场，只因为中国的手织紫花布（南京棉布）质地更好价格却较便宜，更符合本地的需要。迟至一九三〇年仍是这种布在供应华北地区大部分的需求。经过“打开”中国市场的长期奋斗之后，中国大量消费的主要进口货只有一种药品——鸦片，以及一种燃料——煤油。而煤油应属地质条件的产品，并非西方工业领先的成绩。中国近代经济真正开发后，大体上仍是操于中国人之手的。
晚清有极大的物质成长却只有极小程度的工业化，其原因不只是经济性的，而且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这不是一个只用经济理念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第二卷里，在开始讨论一八二〇年以后的西方入侵之前，我们先检讨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国内经济成长的程度，以及某些阻止其工业化的制度性约束。第二是，海外中国人——沿海地区——与对外贸易，这两者将有助于中国踏进外面的世界。
第八章
成长而无发展之矛盾
人口上涨
人口增加通常会有贸易上的增加伴随着发生（其实也是贸易增加有利人口增加），两者几乎不可能单独出现。依据西方经验，商业提供了环境条件，工业化才能起步，从而导致科学、工技、企业、运输、通讯、社会变化等等的兴起成长，这一切我们笼统称之为开发。这样的开发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至少未曾出现西方那样的规模。黄宗智（Philip C．C。 Huang，1990）等研究者认为，观察中国的时候应当把根据欧洲经验作的假设放在一旁，并且必须放弃亚当·史密斯和卡尔·马克斯等欧洲经济理论学家对这类假设的反应。中国的经济有其特殊的问题。举个例说，中国幅员太广，同一时期在不同地区可能发现迥然不同条件与趋势的证据。
先看欧洲的人口大量增加，起初被归因于工业化。但同期在中国也发生同样情形，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工业化产生。估计汉朝中叶公元第二年的时候人口约为六千万，唐朝中期的人口大致也是这个数目。由此可知，一千年间的增增减减的结果只造成总人口的微幅增加。到了宋代，总人口远超过一亿。但元、明两代都有明显下降。十七世纪满清灭明的时候，人口数字显示，在过去六百年间似乎只有很缓慢的增长。
清朝于二八五一年登记全国共有一千万户，每户约有六人。不过我们都知道，各朝的户口数目常有少报的情形。原因在于一行政区的课税额是以人口为标准之一的。所以不论负责收税的机关或百姓，都乐得少报。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中国从未作过现代化的真正户口普查，不曾按某个日期记录有关年龄与性别的分布、婚姻状况、迁移等细节的精确数据，以便进行科学化的分析。相反的，中国的户口数据是为了政府的目的而作的登录计算，主旨在查出能够耕田、服徭役、从军、纳赋的人数。政府并未期望人民配合普查，常有整批的人口未登录入册。普查起迄日期各地不一，也没有精准的地图或受过专职训练的统计人员。有不少人口统计根本就是官样文章。例如，河南省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候只以每年增加一千人上报交差。
我们可以推测，一六〇〇年的中国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明清交替时可能数字有下降。自一七四一年至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事的这个期间，每年数字稳定而大幅上升，从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增加到四亿三千二百万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数字，就会遇上中国人口在五十年中（一七九〇——一八四〇）增加一倍的问题。如果我们态度再谨慎些，假设十八世纪初叶的数字较低，一八五〇年只有四亿，又遇另一种情况：在西方接触、对外贸易、工业化等条件能发生较大影响力之前的一百年中，中国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若要解释这骤增的缘故，我们不能往中国社会经常存在的因素上找，而是必须留意在这个时期才开始产生作用的环境条件和混合性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清朝十八世纪的统治期间几乎维持境内完全和平不乱的局面。同时，外贸经广州也有增加，国内运输也有改进。疾病的控制——如以种痘防天花——可能有相当影响，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粮食供应。
经济学者面对这许多不可靠的数字，曾以一三六八年以后的六百年中的人口记录，和耕种土地面积与谷类生产量的总数做比较。德魏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g；1969）假设中国在一四〇〇年间约有八千万人口，依此推断，后来增加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七亿之多，原因在于谷类供给稳定成长。而谷类增产量在一四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增加了五至六倍，从一八〇〇至一九六五年间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粮食供给增加，可能一半是因为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特别是华中和西部省分移入定居的人开垦了新的耕地，另一半则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农民从每块土地能收获更多作物了。
农耕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形态：其一是不断从南方引入早熟种类的稻子，因此一年能有二期收成。另外又有自美洲引入的玉米、甘薯、花生、烟草等新的作物。以玉米为例，可以在华北的干燥土壤和贫瘠山坡地上生长，可供该地区的食物、燃料、饲料之需，占其可用食物能源的七分之一左右。在沙质土壤中生长的甘薯，比同等面积农地栽种的其它作物提供的食物能源多，在华南稻米区许多地方成为穷人的主食。
资本投入也是促成农业生产力改进的因素，首要的是在灌溉方面的投资。一四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间，灌溉土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三倍。此外，农具、耕畜、粪肥的增加都有帮助。人口成长的本身更是最大助力，其成长程度为耕种土地的一半，增加了每块耕地上的工作人手和施灌的粪肥。因此，持续增加的人口从更趋密集的农耕中获得粮食，同时也给予土地更多劳动力和粪料。
从这更广的视角看来，中国在过去六百年间的人口平均每年只有干分之四的成长，大体上不算快。但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叶的人口加倍与再加倍，颇类似同期欧洲因马铃薯耕种之推广等因素引发的人口爆炸。近年来，有人臆测，近代早期同时在中国、俄罗斯、欧洲出现的经济人口成长，是地球升温造成的，因为暖和气温延长了栽种作物的季节。这可能是中国的人口经济成长的一个重大原因，但此说仍有待详细探讨，尚不够格成为可然（Probability）。
农村劳力的报酬递减
帝制晚期的中国虽然人口与粮食供应都有极大成长，但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力却下降了。这个现象打击了读孔孟之书的官吏心目中的国之根本。农业一向最受他们关注，还著述了不少为当时模范的农技指南等。不幸的是，这些读书人并不是精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经济学家。由于农家莫不埋头苦干，大家都疏忽了报酬递减的事实，尤其是稻米耕作的报酬递减。
稻米耕种的技术曾与人口的增加同步稳定前进。一一二八年北宋灭亡后，从华北往南方的迁移增加了，长江流域的人口和稻米耕种同时成长了，土地在人们努力开垦下成为稻田。罗伯·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1982）以实例说明，一一七〇年至一二二五年间，“从太湖到海以及从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的可耕土地，几乎全部都是”新筑堤堰或圩田促成的新生地。从浙江至广州的整条东南沿海地带上，新的农地都是以海岸低地筑堤的方式形成的。同时，丘陵地区开垦的梯田也在华南各地增加了稻米栽种面积。
以人力完成的稻米耕作必须有许多恰到好处的因素配合，如：选种、种植间隔、耕土、灌溉、施肥、插秧、锄草、收割、簸谷、晒谷、储谷、运谷，以及售卖。要考虑到的细节很多。技术提高与不懈的努力促成稻米收获量的增加，不亚于其它作物与家庭手工艺。然而，在有充足劳动力可用的情况下，稻米收获的无定量成长并不能永久抵挡报酬递减的定律。
今天来看那些塑造中国许多地方景致的梯田，人在大自然里刻下的层层轮廓线条之美会令观者赞叹，其中呈现昔时投入的人力也会令人敬畏。有经济学眼光的人会估算，这环境中每名农人可能有多高生产力。从等大的农地生产的稻米能提供的热量高于其它作物，这使得稻米自宋代起就是中国人的主食。但种稻的确是需要密集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