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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尚有足够的自信，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倾向于西化，或象方以智、王锡阐那样认为需要兼收并蓄、中西会通，都是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八、《天工开物》及其命运
由上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曾是李约瑟的合作者，但他最终否定了李约瑟难题，认为按照科学史家的标准，17世纪中国曾有过自己的科学革命——他说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革命：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或许，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真的是个伪命题。或许，163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也不过是如自由主义者们经常用的词汇，是阿Q式的意淫。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明清之际，中国能够热烈的吸纳西方科学，并与自己的传统科技相融合。如果能这样，中国能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有没有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立刻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自己用。
了解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应该到社会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我们通过了解《天工开物》的命运，对此便可知晓一二。
《天工开物》是一部中国古代科技的总结性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其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充份反映明朝中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天工开物》都有很高的评价：英国的达尔文称此书是“权威著作”；法国儒莲称它是“技术百科全书”；日本学者则认为这是一本“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
如：此书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炼锌方法；“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的质量守恒规律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学术界和刻书界注意。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
作者宋应星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及亳州知州等官职。他是明末抛弃功名转向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还有《论气》、《画音归正》、《春秋戎狄》等十几本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造诣。李约瑟则称他是“中国的阿格里科拉”“中国的狄德罗”。
民国初年，有人查阅《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之处引用到《天工开物》，但是他到北京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无果，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无人知晓。后来他偶然间在日本朋友家发现《天工开物》日文版，于是到日本的图书馆查，发现有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翻译本，以及法语全译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在中国找不到这本书。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此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重见天日，广为印行。
有人记载乾隆时“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就是《天工开物》这样一部纯科技类书籍也因满清的恐怖统治而被间接禁毁，直到近代才由海外留学生从国外找回。 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禁毁的彻底性，以至于可以让现代人认为大量的书籍不存在，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一斑。
九、满清时代科技发展情况
清初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也有所成就， 但其在明末几已几乎发生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并没有产生使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使经济突飞猛进的生产革命。
在满清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文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上遭人掠夺，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字狱恐怖下，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在满清独裁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仅仅只有一项，这就是詹天佑的火车车厢挂钩，而发明人还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和满清提倡的“八股取士”无关。然而在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平均每年就有一项世界级的科技发明贡献给人类。
明朝大批科技成果和著作失传，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以桐城方氏为例。作为明末四公子亦即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28岁时即完成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不久满清入关。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文化高压政策和空前的文字狱，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即使非常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难免遇祸于文字狱。如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改戴名世为寸磔（分裂肢体），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明末清初死于战乱和屠城及灭门惨祸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除桐城方氏一家外，不计其数。
清代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地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初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满清200多年历法几乎不变，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并失去跟国际接轨的机会。后来只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的《崇祯历书》，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得以另一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
《清史稿》中记载了“历狱”的过程。 其最后结果是汤若望被释放，但经过一番摧残虐待，不久病死，而牵涉其中的一大批汉人天文专家（徐光启在明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全部被凌迟或斩。满清时的“历狱”可与明崇祯时平民魏文魁在皇帝支持下组织历法东局和徐光启的西局进行辩论的事件，以及明朝廷厚葬传教士利玛窦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剖析一下满清时期的《律历渊源》。在康熙执政的61年间，没有像徐光启这样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及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认为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后来居上”，此说法欠妥。
第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律历是体现皇家权威的重要标志。“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 《宋史》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律、历、数三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运用当代已经掌握的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是有为君主的重要“文治”之一，康熙要“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 ，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好大喜功的表现，并非要发展科学才如此，其目的和徐光启不同。第二，《律历渊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象考成》42卷，是在90年前《崇祯历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只是根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等做一些数据修改，新内容很少，程贞一先生指出：“《历象考成》与当时西方天文著作相比，其差距要比《祟帧历书》与以前西方天文成就相比的差距大得多了。”第二部分《律吕正义》5卷，介绍了西方五线谱的编造和用法，是其特色；也肯定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但到乾隆编《律吕正义后编》（1746年）时，又加以否定，并以问答形式，罗列其“十大罪状”，大大倒退了。第三部《数理精蕴》53卷，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内容最多，影响也最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这部书只介绍了中世纪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对17世纪新出现的数学只介绍了对数和计算尺。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把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然后“镂板施行”，康熙却把书发还南怀仁。“‘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没有刊刻，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其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心中，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
康熙对南怀仁的蒸汽机及应用设想不予响应。1793年，英国派遣到满清的使者马嘎尔尼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在乾隆看来，仅仅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
满清统治者，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的精华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从日本重新找回。明朝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清末梁启超盛赞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但满清入关后却在中国逐渐绝迹，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时，《几何原本》才再受知识界重视，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同文馆中算学课程才把《几何原本》列为必读之书。
《坤舆格致》（共四卷）是在明末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的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又名）。《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经典著作，全面介绍了矿藏知识，包括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以及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清末张之洞在引进冶炼设备时居然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关于当时的“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对此，席泽宗院士说道：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者寻找统治方法，两拨儿人殊途同归；有了西学中源说，就更增加了一层涵义：“六经”等古书中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也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不用到自然界去探索，不要向西方学习，研究古书就行了。阮元编《畴人传》有此目的，戴震作《考工记图注》、陈懋龄编《经书算学天文考》，等等，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满清统治下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康熙时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