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的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保护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
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
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
3。黑白颠倒的文史学界现状
建国后的史学界由于认识不足和为迎合苏联人的社会学说，不惜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批判从未成为主流意识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 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表现得越来越恶劣。中国历史界、学术界、教育界和文艺界普遍隐瞒、扭曲、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他们隐瞒和无视明朝中国文明的先进特别是政府支持和组织科技研究、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高度发展、文官和商人阶层对封建皇权的巨大约束和阻碍作用；隐瞒和无视游牧民族以掠夺文明发达民族作为生活来源的性质，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及夺权后进行残酷镇压、奴役和剥削的事实，而是将这些粉饰成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功绩；隐瞒和无视入侵的统治者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禁毁和篡改，对全民实行的残酷的文字狱，和由于文化杀戮造成的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野蛮打击和破坏；将对历史上游牧民族侵略中国文明的行为的赞赏和对各民族同胞遭受屠杀掠夺痛苦的麻木不仁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歌颂满清、蒙元落后政权的言论、书籍和影视剧层出不穷，为对中国各族人民犯下种族灭绝、疯狂掠夺的累累罪行的凶手“成吉思汗”、努儿哈赤、多尔衮，和破坏阻挠华夏文明发展的康熙、乾隆等人歌功颂德；陶醉于元朝帝国横跨亚欧大陆超级庞大的疆土，欣欣然于“康乾盛世”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脆弱和虚假的“强大”，使我们的民族不免有“阿Q精神胜利法”嫌疑；而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尊严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及众多抗日英雄等不再受到应有的尊敬，教育部颁发的教材参考说甚至明文规定，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美国人拍摄的颠倒黑白、公然让女抗日民族英雄“心甘情愿”地被汉奸蹂躏的《色，戒》在中国大肆上演并被广泛叫好……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近年来出现最多的是表现满清历朝宫廷生活的“辫子戏”。皇上、朕、皇阿玛、格格、贝勒爷、大阿哥……100年前的皇族称呼，也兴盛于民间。《太祖秘史》、《清宫风云》、《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康熙王朝》、《康熙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戏说乾隆》、《乾隆帝》、《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光绪皇帝》、《末代皇帝》……清代十几个皇帝中只有道光、同治二帝尚无专门的传记片。
“辫子戏”以一个封建王朝“家天下”可疑的兴盛，来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榜。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经过无数“辫子戏”的讴歌美化后，被称为猪尾巴的“辫子”，由曾经的国家孱弱形象的象征，在“盛世”妄想中转化为威严和荣耀的标志，并据此而自满自足。愚昧、保守、专制的帝国属性被漂白洗刷一空，并归于遗忘。
某辫子剧中，康熙为消灭明郑势力，“统一”台湾，颁布对东南沿海实行迁界禁海政策，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寸板不准下海”。并通过官僚阶层代表人物姚启圣之口进行颂扬：“……父老乡亲们，为你们的长治久安，求你们迁界禁海啊！启圣已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你们可以得到多一倍的土地啊！皇上说了，三年不纳粮，三年后，这里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啊……车马不够，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去！”于是，在镜头上，我们看到“老太婆坐上官府的轿子，由兵勇们抬着走……”沿海迁界这种血淋淋的史实，却被辫子剧粉饰为春风化雨般的仁慈善举。长达十六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黑暗日子，竟被说成“借用三年”的“长治久安”；用刀枪杀死和掳掠而去被说成“坐着官府的轿子”走。满清专制统治者的暴政恶政，被美化为仁政德政。
在此剧中，清水师提督施琅攻台湾时，郑经问冯锡范：“荷兰人揆一现在何处？……派快船传命，请他助战，告诉他如能助我击败清军，将来台湾的一半就是他的，他要什么有什么”；“台湾是先王传于我的，我宁予外寇，不予长毛……”一段文字对话，活脱脱勾勒出郑经一副意欲卖国求安的嘴脸。然而史籍载明，此时郑经已病亡，由其子郑克爽据守台湾。《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夹板船击取浯屿、金门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并纵任其在我国沿海继续横行霸道。翌年八月，荷兰出海王带领战船十艘、兵千人，与清军约于十月初往澎湖攻打郑军，候风进取台湾。至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又“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台湾、澎湖）。”《台湾外志》亦载：“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史实告诉我们，康熙及其清王朝长期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奸，并合谋占领台湾，帮助荷兰侵略者恢复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想把台湾出让给荷兰殖民者，但因施琅等人力谏才未成。然而这一副彻头彻尾的卖国嘴脸，却被辫子剧陷害栽赃到郑经头上。
近些年来，阎崇年、金庸、余秋雨、戴逸等学者作家纷纷为满清入关正名立碑，颂扬康熙、乾隆，给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如吴三桂、施琅、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纪晓岚等）正名立身，粉饰满清对中原各民族人民的大肆屠杀、让全民风声鹤唳的恐怖文字狱、对中华文明的全面破坏和对中华文化的禁毁和篡改。
如金庸小说中有这么几段：
韦小宝道：“这个较是要计一计的。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叫做明……明甚么什么花花绿绿的？”黄黎洲大为奇怪：“这人目不识丁，怎会知道我这部书？”说道：“是《明夷待访录》。”韦小宝道：“是了，是了。你这部书中，有许多话痛骂皇帝的，是不是？”
黄黎洲等都吃了一惊，均想：“连这人都知道了，只怕又是一场大大的文字狱。”
顾炎武道：“也不是骂皇帝。黄兄这部著作见解精辟，说明为君之道，该当如何。”
韦小宝道：“是啊。皇上这些日子中天天读黄先生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说不定要请你去做状元，做宰相。”
黄黎洲道：“韦香主取笑了，哪有此事？”韦小宝于是将康熙如何大赞《明夷待访录》一事说了，众人这才放心。黄黎洲道：“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未代皇帝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胡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且不论金庸对黄宗羲《待访录》是在乾隆年间分为刊刻本《明夷待访录》和未刻本《留书》、《明夷待访录》刊刻后仍被清廷以“议论乖张”为由列为禁书、《留书》原稿和抄本至今下落不明等事实的无知。所谓“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更是令人惊异：黄宗羲本是批判君主制度整体，尤其是满清皇帝暴虐，而在满清恐怖统治和金庸的篡改下，却变成了专骂明朝皇帝。还有所谓黄宗羲认为满清皇帝能分辨是非，等，让在康熙二十三年，已经73岁高龄还心怀故国的黄宗羲地下有知将做何感想？至于明朝皇帝“残忍暴虐”“昏庸胡涂”，及不上康熙，这不是对史实的无知，便是对明代的刻意诋毁和对满清野蛮统治的无耻尊奉。“也许在金庸这样的**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虐，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至于小说中顾查黄吕四大儒请韦小宝当皇帝，则只能用低劣的笑话来形容了。
2004年沈阳举办“紫气东来，庆祝满清入关360周年”经年累月，海城重修尚可喜纪念馆，而1996年12月在石狮“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研讨会上，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何溥滢女士说：“我是满族人，如果将说洪承畴是‘汉奸’，那我就不算中国人。”言下之意是当初的满清游牧民族今天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便不能批判而要颂扬历史上的汉奸，如果批判汉奸便是对现在的满族同胞的不尊重。照此逻辑，20世纪日寇侵华，中国人应该人人争当汉奸，引领“皇军”进入中国。显然这种逻辑是非常荒谬、无耻和卑劣的。难道说，地球村实现了，能替汪精卫平反吗？
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马大正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且不说其所谓“康乾盛世”的虚伪和虚弱，照此逻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也处于一个缺乏“强大政治核心的时期”，是否也应欢迎日帝政府的“核心领导”呢？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专家张佳生说：
关于入关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个角度：民族的角度是满族入关、政治的角度是清兵入关、综合的角度是八旗入关。清兵入关体现了朝代更替，历史发展。“扬州十日”杀了80万人，客观上伤害了汉人，但这是改朝换代的需要，包括它后来的“文字狱”，与秦“焚书坑儒”的意义是一样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八旗入关对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疆域的确定都有积极意义。
明与金（清）的矛盾，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的，并非两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
他们拿被历代中国人严厉批判的“长平之战”杀战俘（如汉明帝：“长平之暴，帝不为也。”）为蒙元、满清的种族屠杀辩解，且不论杀战俘与杀平民的不同。即便是日本右翼、纳粹余孽所作只是否认屠杀暴行，而不是给暴行辩护，说什么屠杀有理。用任何理由为屠杀暴行辩护，将其说成是文化融合，都是挑战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底线。歌颂满清入关前后所谓“功绩”，实际上是宣传屠杀、掠夺、奴役这种极端反人类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盛行一时，必将给社会带来潜在的犯罪取向，不稳定因素，分裂隐患，其恶果正在逐渐显现。
当今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塑造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拒绝承认其侵华历史，并不顾亚洲国家的激烈反对，一步步地修改历史教材，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有重新贯彻国家扩张战略的意识形态目的，拒绝道歉更是别有用心。而我们中国的史学界隐瞒篡改历史的结果，是使中国人对血泪史尽乎彻底地失忆，造成道德是非观念的混淆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堕落，削弱了传统华夏文明中的恻隐、仁爱之心，更使得中国人民丧失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也使得中国人普遍不了解和误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博大优秀的历史文化虚无化，不利于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滥杀无辜、敲骨吸髓的暴虐粉饰成英明圣武；民穷财尽、停滞僵化的社会粉饰成辉煌盛世；禁毁书籍、疯狂制造文字狱的阉割粉饰成文化认同。历史伤口淋漓的鲜血被用来餍足喂养那些依旧把侵略屠杀奴役征服当作民族自豪快感源头的兽性心理！
当许多人对清朝的屠夫，汉奸的名字如数家珍的时候，有几个人知道那些为抵抗外侵而牺牲的民族英烈的名字？不要说侯峒曾、黄淳耀、黄公辅、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