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五、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
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蔓延。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之时，曾经同南明奸臣阮大诚做抗争的复社领袖明末四公子却放弃责任，冒辟疆则带着一队妖娆逃命而去，侯朝宗则降清当了汉奸。在安全不受威胁之下他们总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险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以天下为己任”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本是奢谈，更不用说拿生命作代价。
明末清初，顾亭林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士大夫放弃了国家栋梁的责任，故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末新闻舆论透明和自由化，毫无国家利益可言，陈新甲被斩就是因为同鞑子议和消息被传开后引起的群情激愤。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社会进步发展、文化学术繁荣总伴随有自由主义，但政权组织要想强力，却不在于科技文明先进与否，而在于同自由主义绝缘。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来包装的现代词语所蒙蔽，明末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恶果同当代自由派的主张桩桩件件都能对应的上，其后果也一样，正确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深入揭批自由主义的危害迫在眉睫。
另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相关摘录：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第五章、民族屠杀、殖民统治及“康乾盛世”的实质
一、野蛮屠杀、剃发易服、民族奴役
1。野蛮的剃发易服和残酷的大屠杀
建州女真（后金）统治者初为明朝边臣，享受明政府的优待。所谓起兵“七大恨”只不过是“女真贵族发动战争所散步的烟幕而已”。 他们的残酷屠杀却使明末辽东原住汉民大部消失。
明末清初，一场场屠杀惨剧在满清前几代执政者的授意下上演：努尔哈赤在辽东对汉民大肆屠戮，破锦州后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运河之水变红。皇太极时八旗军队三次深入京畿、山东等地滥行杀掠的纪录，在一些方志中保留了下来。多而衮进关之初，清军短期收敛后就又固态复萌，以戮立威。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叫出“留发不留头”的威胁，野蛮强迫占领下的中原人民剃发畜辫，易服满装。
满清入关之初曾下命庶民一律剃发蓄辫，以作为归顺的标志，但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清廷鉴于南明政权尚未彻底瓦解，天下大局未定，为了安定民心，决定允许“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但等到清军攻下了南京，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汉人孙之獬的剃发奏疏于顺治二年（1645年6月）再次发出“薙发令”，态度强硬地严令自布告下达十日内必须更易服饰、剃发蓄辫，如有违抗或逃避者“杀毋赦”。
仅仅为了让汉人脑后垂上一条象征着臣服的猪尾巴似的辫子，残暴的满清统治者不惜大开杀戒，造成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大屠杀事件。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薙发令”圣旨，谁要敢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剃发匠人被命令游行于市，见蓄发者，不问青红皂白，按住脑袋就剃，稍有反抗，即杀之。
酷令一出，“天下沸然，皆拜祖泣告：‘头可断，而发决不可剃！’”为捍卫中原几千年的传统与气节，各地人民纷纷揭竿斩木，力抗强暴。起义农民军也积极联明抗清，如李定国、孙可望等。数千万人因此被害，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当时居留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都惊呼这样因服装发式的屠杀“决无仅有”“甚为荒唐”。满清为建立和保障统治而进行的屠杀丝毫不逊色于蒙古：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 、江阴屠城 、苏州大屠杀、南昌大屠杀、赣州大屠杀、昆山大屠杀、嘉兴大屠杀、海宁大屠杀、金华大屠杀、厦门大屠杀、潮州大屠杀，沅江大屠杀、舟山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南雄大屠杀、泾县大屠杀……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几乎是军队进行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种族灭绝式的屠城记录，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其中四川人几被屠尽。“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清史稿？王骘传》记载，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提到‘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其进行屠杀的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
在顾诚的《南明史》中引用了《清世祖实录》记载：“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也就是说，满清刽子手认为那些汉奸军队不杀俘获之人“甚不合理”。
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
除汉人，其他民族同胞亦遭血腥屠戮。素来对中原政权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各民族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满洲贵族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连与满族关系最亲密的蒙古族也惨遭屠戮，民国冯玉祥说：“蒙古本有1200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50万人。”
经过满清大规模屠杀后，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00多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不到1500万人。从明末近7000万锐减近80％，约5000多万中国人惨遭屠杀，且其中未计入妇女和儿童。
满清官方档案记载：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 ，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最终，一盘散沙、力竭神衰的中国人屈服于满清的钢刀之下，绵延发展了四千多年的华夏衣冠——汉服——被湮没于尘世之中。
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满清实行残暴的民族屠杀，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和精神。后来侵华日军的残酷罪行同满清暴行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江阴的暴行比其它地区要收敛，是因为敬畏历史上江阴人民抵死反抗满清入侵的精神。
康熙十八年，浏阳知县曹鼎新曾供认康熙统治下的满清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曾记录：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只要清一色的满人，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无一例外都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混杂。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在清军入关后正流寓江南一带，其所著《鞑靼战纪》 记录：
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引者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汉人蓄发挽髻的传统，以此作为反对清王朝的标志。据当时（1854年）在华的英国军官伶俐（F？A？Lindley）评价说：
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孙中山先生曾列举满清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事实：
①很多地方的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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