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靳令》）齐国法家管仲也曾明确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五辅》）的观点。汉代思想家王符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富德论思想，进而得出“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潜夫论·爱日》）的结论。王充则更加明确地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月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汉晁错也说：“民贫，则奸邪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恩格斯在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发现，贫困使工人阶级走向道德堕落。贫困的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牺牲他们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去干些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一无所有，深受奴役，道德与法律对他们无济于事，“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当人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时，往往容易铤而走险，堕落为流氓。如《旧唐书·张建封传》引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话说，当时涌进长安城的农民有数万人，皆无“土著生业”，而成为“游手堕业者”。同书《张说传》里有这样一段话，更能说明这些人变成流氓的原因。书中写道：“宫成褊小，万方辐凑，填城溢郭，并锸无所，排拆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茕老病，流转衢巷。”这种由贫穷而转化为流氓的人，在中国古代，应该说是不在少数的。
第二部分：流氓群体产生的社会成因道德规范的乏力（图）
道德是社会制约的有效手段，它往往通过规范的形式来约束人的不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抑制社会犯罪的目的。道德的规范作用源于道德的约束功能。道德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要求对那种普遍认同的社会行为准则得到社会公众的遵守。道德的社会性要求用普遍性的认同方式，凝聚着群体和社会的道德经验，对群体中个人的任性与偏私起着约束或抑制作用。这种凝聚和抑制作用如果强劲，就能调控社会成员向良性社会生活道路发展，反之就会刺激一些自控能力差的人滑向消极的社会生活道路。一些流氓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而成的。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的那样：“流氓无产阶级是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所谓消极，实际上就是指不求进取，不想革命；所谓腐化，也就是说思想、行为变坏，诸如过分贪图享乐、不以正道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奸污妇女、讹诈勒索等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有些社会流氓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转变而成的。 其次，道德的约束性还表现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的理性控制。理性是人类经过漫长进化过程发展起来的高级属性。近代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认为：“全部道德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和培养理性意志使之成为全部行为的调节原则。”（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这种理性对本能、欲望的控制正是人们对社会行为准则选择的基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他们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往往是带有很大片面性的，他们一方面强调要遵守封建道德规范，一方面又人为地破坏道德规范，即一方面，他们要求别人按照某种道德要求从事；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不停地按照自己的一己私利去我行我素。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某种社会道德引导的偏失，人们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自我控制力差的人就滑向社会犯罪的道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流氓丛生且屡禁不止，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如三国时的曹操，虽然以政治家、军事家闻名于世，在年轻时却也流氓习气十足。曹操曾向人说：“人欲害我，我辄心动。”为了证实所言非虚，他就特意关照心腹侍者怀剑密来，“我心必动，但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侍者按照吩咐去做，结果被曹操一刀杀了（冯梦龙：《增广智囊补》卷下《杂智·曹操》）。 封建统治阶级这种不顾社会效果而不时采取某种流氓行为的做法，往往是使得社会道德的约束失去效果，表现为人对道德权威的蔑视与践踏。在社会实践中往往容易形成以下几种社会行为特征： 一是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形成个人对自己社会责任的淡漠，甚至是个人不对自己的社会行为负责。这时，低级下流的社会行为就会盛行。 二是导致人们道德信念的空虚，甚至诱发道德信念的虚伪。道德信念是道德得以规范人的行为的重要心理前提，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社会道德规范就会软化，社会道德信念就会倒塌。于是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形成善不得扬、恶不得抑的现象，就会形成流氓得以产生的土壤。 三是良心萎缩，羞耻感泯灭。良心是道德约束的内衡器，是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评价的重要环节。道德良心能激起人的知耻感和自爱心。人如果缺乏“内在的自我确信”，就不会有羞耻感，古代有些流氓行径就正是这种道德关系下的结果。譬如清雍正年间，苏州有美男子乔姓，留了长长的头发，脸上和身上穿珠点翠，自称乔姑娘，出入闺阁，乘机奸淫妇女。直至有一日欲强奸某夫人，阴谋才彻底败露（顾公燮：《丹午笔记·乔姓美男子》）。这正是由于荒唐淫乱、道德败坏才堕落为流氓的。 又有破落户出身的张德、李禄两人，为了诈骗、攫取钱财，把别人引到家中与自己妻子奸通；想用这种下流手段诈取钱财，可见他们已失去了正常人的羞耻心理。良心的泯灭、道德的败坏，标志着他们已彻底堕落成了流氓（《济公传》八一回）。
第二部分：流氓群体产生的社会成因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图）
流氓的产生与经济的原因、社会道德约束的原因无疑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但同时与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是分不开的。从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看，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对待流氓这一问题上，都存在着打和拉的两手。就拉的一手而言，对于流氓的繁衍滋生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上层社会曾兴起一股养士之风。这种养士之风，对于流氓的泛滥无疑是有推波助澜作用的。它一方面使得一些流氓有了寄身之所，而那些养士豪客们的府邸则成了流氓得以繁衍的渊薮。这种风气无疑对流氓是一种鼓舞。对于这种养士之风，苏轼曾不无忧虑地说：“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游士失职之祸》）从苏轼这种忧虑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明显反对养士的，当然更反对招致其中的形同流氓的鸡鸣狗盗之徒。不过，他的见解并未对当时的统治者产生什么影响，更何况前朝的养士之风已成为既成的历史。 汉代以后，流氓与封建官府的关系又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出身于流氓，如汉高祖刘邦为流氓出身，在他的手下集聚着一批“立功以取将相”的“亡命无赖之徒”，（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成为他的统治集团力量的中坚。 魏武帝曹操完全抛弃东汉时期所实行的崇重儒行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转而采取重才轻德的政策。因此，一些权诈奸逆之士，也是一朝登天，平步青云，政刑随之失平，风俗以之败坏。时人对这种弊端风习又作如下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 五代时期，一些官员也不顾纯良之社会伦际，而任用一些“无行之辈”。如朱温、王建的手下也都笼络了一大批在今天看来可被称作流氓的无赖亡命之徒。 到了宋代，在社会统治者阶层中，流氓出身的人也不在少数，并且他们都是为草创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因此这些人建国后都成了国之重臣。这正如元脱脱说：“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及见于用，皆能卓卓自树，由御之得其道也。”（《宋史》卷二七五“论”）在这些人的统治之下，社会的流氓习气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四 不良社会积习和不良心理的集成 风俗习惯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人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就是由它自然而然地导发而来的。这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某一地方形成发展起来的民间风习，不仅会在人们头脑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等，而且它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意识规范，有时还会驱使着人们遵从它的逻辑，即使是错误荒谬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这样一来，风俗习惯的好坏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走向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从这样一种逻辑出发，那么一些鄙风陋俗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流氓的暗影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些地方，盛行斗殴、打群架；有些地方，流氓淫乱活动较为活跃；有些地方，流氓偷盗抢劫成风。所有这些不良社会风气，探究其产生的社会根源，都可以从某地的不良社会积习中找到某种基因。 地方上的陈规陋习，不仅影响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腐蚀一些人堕落为流氓，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流氓集团。清朝年间，福建地方流行好勇斗狠的民风，流氓也乘机猖撅活动，而且受到推崇赏识。据有关史料记载：粤人性刚好斗，负气轻生，稍不相能，动辄斗杀，曰打怨家，非条教所能禁，口舌所能喻，尝有千百成群聚众械斗之巨案。盖大姓多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亦数十百家，与他姓一言不合，即约期械斗，人数不足，则出重资雇人相助，如助斗而死，给抚恤金；因斗伤废，给养伤金；游手无业者多乐受雇，虽死不悔。（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粤人好斗》）这些地方上的不良习俗，一般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并且在当时看来是无可厚非的正常行为，因而一般都为社会所承认，有时甚至受到赞扬，尊敬。在这种不良的社会习俗中，往往影响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往往由此而走向歧途，走进流氓的行列，严重地危害社会。
第三部分：流氓切口及其习尚流氓切口与常用语（1）（图）
从构成语言三要素的语音、词汇、语法来看，流氓切口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通常以其独特的词语来表达思想内容，指称事物。局外人即使无意之中听见了，也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正是因为这种行话隐语的秘密性，从而对于特定行当来说，才有利于其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同时还能够保证本行当内部的机密不致轻易外泄。 从这种行话隐语的特定作用出发，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流氓切口是流氓用以交际的有效工具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明白这样一点，即它远非仅仅是语言的特定形式，这些特殊语言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这些特定语言，是研究有关特定行当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行为特征、社会地位、行业特点，以及“社会组织和技术能力的关键所在”。 （戴维·W·Y摩洛：《投骰赌徒的隐语》，《美国社会学年鉴》第269期，第119页） 流氓切口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它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产生。从现存史料考察，早在唐代时，流氓这一社会群体就已在内部使用切口。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有一次御史中丞魏元忠因被人诬告而下狱，武则天命侍御史侯思止审魏，侯在审讯魏的过程中，一开口便讲了两句当时的流氓黑话，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他对魏元忠喝道：“赶快承认白司马，要不然，就请你吃孟青！”（完颜绍元：《中国古代流氓百态》）魏元忠听不懂侯的意思，当然只好以沉默对之，而侯却大怒，马上冲过来将魏曳倒在地下，准备亲手打魏，这时魏却大怒道：“侯思止，你身为御史，就应当懂得礼仪，一开口就是什么“白司马”和“吃孟青”，这是什么话？没有我这个御史中丞，谁来教导你！”。从“白司马”和“孟青”这两个词来看，可以说唐代就已有了流氓切口，其中，“孟青”即为“棍棒”，“白司马”虽然目前尚不知其为何意，但从所针对的内容来看，大概是“认罪”之意。宋代，流氓的切口就更加日渐丰富起来。如亡命藏匿的沟渠为无忧洞、肉为一身线道、蒙汗药为汗火、贿赂做公的钱为打业钱、白手骗人为打清水网、夹剪衫袖以掏财物为剪绺等等。元代，陶宗仪所著的《辍耕录》中，曾专门写了杭州人好为“隐语”一事。其中写道：物不坚致曰“憨大”，暗中抽换物品曰“搠包儿”，嘲谑蠢人曰“杓子”，形容朴实曰“艮头”，小曰“消黎花”，大曰“朵朵云”，老曰“落梅风”等等。不过，清以前的流氓切口还不算太丰富，大量的、典型的流氓切口当产生于清代。 一般来说，在江湖社会上，有一些切口或隐语是带有共性的，而有一些隐语或切口则是某一行当所特有的，但无论是那种行当，只要是江湖社会分子，其中就懂得那些共性的语言，而那些特有语言，则是特定行当才能理解的。当然，流氓这一社会群体而言，同样也不外乎于此。 就流氓切口的发展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共性隐语 共性隐语是江湖社会多数群体都较为常用的切口。这其中还可细分为不同方面行话。 ①动作行为类。走称做“扯”；笑称做“咧瓢儿”；哭称做“抛苏”；打称做“鞭”；骂称做“钻钢”；杀称做“青”；买称做“肘”；卖称做“挑”等等。（参见雪漠：《江湖内幕黑话考》） ②人物称谓。男子称做“孙食”；媳妇称做“果亥”；父亲称做“老戗”；母亲称做“磨头”；祖父称做“戗儿的戗”；祖母称做“戗的磨头”；哥哥称做“上排琴”；弟弟称做“下排琴”等等。（参见雪漠：《江湖内幕黑话考》） ③方向天时类。天称做“顶”；地称做“躺”；东称做“倒”；西称做“切”；南称做“阳”；北称做“密”；刮风称做“摆丢了”；下雨称做“摆金”；下雪称做“摆银”；阴天称做“插棚儿”；打雷称做“鞭轰儿”；黑夜称做“浑天”；白天称做“青天”。 ④数字类。一称做“柳”；二称做“月”；三称做“汪”；四称做“载”；五称做“中”；六称做“申”；七称做“行”；八称做“掌”；九称做“爱”；十称做“句”。（参见雪漠：《江湖内幕黑话考》）
第三部分：流氓切口及其习尚流氓切口与常用语（2）
2．区域性流氓隐语 就清末以后的流氓切口来看，由于流氓在历史上从未形成过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也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大交流，因此不同的流氓群体在流氓切口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流氓集团一般以某一城市或某一村、镇为地域进行活动，其切口也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秘密性或集团差异性。所谓地域性，是指仅限于某个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