懊褡宕蠡嵴健薄Ｄ闷坡仔伦榻ǖ木游薹ㄍ司购猓獾搅说诙尾野堋�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 — 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 — 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 — 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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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 — 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欧洲并不平静。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变革，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工业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
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根据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设计的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这台机器不仅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手工劳动。矿山和冶炼业，钢铁的生产，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紧接着是纺织业从新技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明了出来，对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纺织品的生产飞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厂建立了起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产品不再在手工工场生产，而是在工厂了。钢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使原料和产品尽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运输条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就是工程师们对交通问题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工业获得了新的动力。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开始了，英国走上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道路。
尽管有了很多发明和更新，但工业化仍然需要劳动力。他们大批来自农村，因为农民只依靠农业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很多小农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和奴仆和使女一样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又导致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例如曼彻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变成了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 — 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来自农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劳动在“自然节奏”之中；现在自然节奏变成了工厂的“人为节奏”。很多人很难或根本就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从而就产生了失业和社会灾难。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疾病和瘟疫开始蔓延。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那时工厂的烟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随意排放着烟尘。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访问曼彻斯特以后写道：“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尽管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很早就已经显现，其他国家仍视英国为榜样，并很快就按照英国的模式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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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对工厂主的完全依附 — 这就是工人眼里的工业化图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德国工厂主的儿子，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于1845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工业化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富裕市民的“占有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依赖工资的工人的“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和战争。“和平解决问题，已经为时过迟。阶级的差别将继续尖锐，反抗的精神已经进入工人的头脑，愤慨情绪与日俱增，个别的游击份子开始集结成为相当规模的抗争和示威，只要小小的撞击，就足以引起雪崩。然后，战斗的呼喊就会传遍全国：‘向宫殿开战，给茅屋和平！’到那时，富人再关注此事，就已经为时太晚了。”恩格斯就是用这个预言结束该书的。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游击份子”始终是个别的少数。一些工人有时会冲击工厂，砸毁机器，前往工厂主别墅门前要求增加工资。这样一些行动很容易被当权者血腥镇压。但从长远看，“社会问题”用武力是不能解决的；它需要另外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才能解决问题。
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者，组织了革命秘密团体，其中就包括“正义者同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18…1883）也是同盟的会员。到1847年，这个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个德国人接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一个政治纲领。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救世福音，对另外一些人，它则是一个魔鬼学说；它的作者被当成救世主加以欢呼，或者当成人类的害虫加以漫骂。
《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贫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他们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相互对立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打倒封建主义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但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易学会的操作。”他们被降低为“物品”，不再从事有意义、使自己能得到满足的劳动，因而不再认识自己。商品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所以，成本，也就是工资尽可能压低；逻辑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但这样一来又导致了购买力的缺乏，因而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为了结束这场“瘟疫”，必须没收资本家的产业，生产资料必须成为公有财产。然后人剥削人才能结束，工人才能终于生产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产品。
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将要到来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受别人的驱使，而是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生活。另外，“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几乎在这个宣言发表的同时，欧洲好几个国家都爆发了革命。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848到1849年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以后的一百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方式。以其创始人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很多状况并没有出现。但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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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属于美洲人
在欧洲之外，十九世纪也是一个变革的百年。
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发表之后，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这个大陆的中部和南部也出现了独立运动。美国的南面，绝大部分属于西班牙殖民地，只有巴西为葡属。在这些殖民地成长的白色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克里奥耳人”。他们虽然开发了这片土地，但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仍然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吏统治着。克里奥耳人想改变这种状况，必要时使用武力。开始时是分散的集团同西班牙军队作战。但他们之中的明智的领袖人物很快就明白，这样战斗是不能取胜的。他们把各个集团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北方的何塞·圣马丁和南方的西蒙·玻利瓦尔的领导下，解放军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了西班牙人。
1810至1825年，拉丁美洲各国均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玻利瓦尔试图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大多数国家愿意保持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于是出现了阿根廷、玻利维亚 — 来自玻利瓦尔的名字 — 、智利、秘鲁和其他一些我们至今还熟悉的国名。只有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当然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警告欧洲人，不要干预美洲国家事务，任何干涉都将被看作是“对合众国的不友好姿态”。明确地说，这个“门罗主义”实际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美洲是属于美洲人”的。这个180年前的信条，至今仍是美国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然而，独立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所期望的自由。那里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各个种族的混血儿，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却又陷入克里奥耳人的统治之下。只是大地主、大商人、官吏和宗教贵族才有选举权。新的法律导致了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 一直到他们忍无可忍而对统治者进行反抗。这些起义和革命或者通过军事镇压，或者通过宣布改革而最终结束。即使进行了改革，那也只是短暂的现象。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拉丁美洲国家的局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 这或许也是它们虽然自然宝藏丰富却一直贫穷的一个原因。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利益者是占少数的白人，当然还有美国。“白色”的美国人支持这个大陆中部和南部的“白色”统治政权。拉丁美洲成了美国的附庸，一直到今日。
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