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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闻听此言，连连点头，“不错，赛克特将军所言极是，只是红军深居大山密林深处，即便我们动用军队再多，恐怕也不能把苏区团团包围，以致使他们无法动作吧？”
赛克特笑笑说：“陈将军说错了，我们正是要把苏区团团围住，使他们无法穿插扯动，当他们最后只剩弹丸之地时，只好与我进行正面决战。这就好像圈牢鱼塘一样，只要我们把塘里的水一勺勺淘干，最后留在塘底的鱼难道还不束手就擒吗？”
“噢，赛克特将军的想法很有意思，怎么样才能圈牢鱼塘，使红军无法脱逃，逼迫他们与我军决战呢？”赛克特的一番言论显然很对蒋的胃口。
赛克特挥动着长满黄毛的大手，在地图上围绕标出的红区划了一个圆圈，说：“这一次，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兵力，真正实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每往前推进一步，就应修筑一批碉堡和哨楼，碉堡与碉堡之间的距离应以能保持联络和火力支援为佳。在平原水网地带，碉堡可以建得高大而稀疏些，在山坡丘陵地带，就应建得稠密而低矮些……”
陈诚不以为然地说：“将军阁下，我们的军队是来打仗的，不是来盖房子的，像这样三步一岗，五步一楼，我看我的官兵都要变成泥瓦匠了。这仗要打到何时才能找到红军的主力呢？”
蒋介石也抬起头来，用质询的目光凝视着赛克特。
赛克特摆了摆手，然后尽力张大五指，将巴掌贴在地图上，“瞧，共产党的红区多么大，方圆不过500公里，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战法，只要每天推进1公里，四面推进，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把红区挤扁，压垮。当着他们的军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企图冲出包围圈，到我们的后方作战的时候，首先要同我们修建的堡垒作战。这样不但暴露了他们的意图和兵力所在，而且我们的堡垒还可以为大军的集结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以便于集中兵力，在理想的地域将红军全歼。这种战术，应该叫做‘堡垒’战术。”
蒋介石轻轻地拍着巴掌，说：“好的，好的，我看第五次围剿就按赛克特将军的战法办。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淘干塘水捉鱼，将共匪彻底剿灭，以消我心腹大患。”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部署了第五次围剿行动。其中50万大军直接用于围剿江西苏区。
1934年初，正是寒风凛冽的时节，江西苏区周围突然冒出了5000多座钢筋水泥建造的“灰蘑菇”。用陈诚的话说，这是“先筑坝，后抽水，再捉鱼”。国民党军四路大军按照洋参谋的战法，正在徐徐缩小包围圈。
然而，正当红军面临新的危险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的军事领导权却被剥夺了，中共临时中央派来的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成了红军的太上皇。
这次围剿和反围剿变成了两个德国人的对垒。
显然，李德的阅历根本无法同赛克特相比，况且他对中国的国情民情根本不熟悉，用下国际象棋的招法来下中国象棋，焉能不败？
苦战10个月后，果然如蒋战前所愿，苏区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弱，广昌惨败后，苏区已经无法坚守，红军只有大范围的撤退，以求保存有生力量。
然而当红军主力命悬一丝之际，李德的西撤计划居然还携家带口，肩挑车拉，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铜版、苏区的档案文件、甚至于各种衣物和换季的服装，都一并在行走的队列之中。红军的转移，实行的是南道式的部署，前后左右四面都是战斗部队，护卫着中间的中央机关缓慢移动。
红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应该说不是凭的巧妙指挥和英勇作战，而是利用了敌人内部军阀间的矛盾。
红军西向的意图终于被蒋介石察觉到了。
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发出指令：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
11月27日，红军第1、第3军团渡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聚集在东岸待渡。蒋介石围剿的“铁三角”骤然收紧。
何键率领的10万湘军由北向南猛然扑压过来，声势骇人。
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12万桂军由南向北挤压过来。
一直尾随于红军身后的近20万中央军也突然间加快了冲击的步伐。
11月28日，酷烈的湘江之战拉开了序幕。
许多年以后，在笔者采访的众多老将军中，当问询他们戎马生涯中哪一战最残酷时，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湘江突围”。
这一天的清晨，天空格外晴朗，清澈如碧的江水缓缓由西北向东南流去。由于是枯水季节，河水并不深。所以大部队是涉水过江的。当满江布满红军士兵和牵骡马的炮车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十几架国民党飞机。敌机飞临到湘江上空后，下蛋般投下了一串炸弹。接着，机枪如一条条毒蛇的蛇信，在江面上来回乱扫。
红军在这突然的打击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许多官兵在猝不及防中中弹倒地。
炮弹在爆炸，每一块弹片，都切割下片片血肉；
机枪在狂吼，每一声枪响，都飞迸出呛人的血腥……
湘江，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江血水，打着粘稠的旋涡，驮着数不清的尸体，缓缓向东流去。
11月30日，血战的第3天，两军的搏杀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湘江西岸，林彪、聂荣臻率领先期过江的红1军团，为了杀开一条血路，为了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过江，全力抵挡着湘军前锋刘建绪部的猛扑。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一战时说：“在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宽阔的江岸上，在茂密的丛林间，在隆起的山丘上，两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湘军历来以凶悍闻名，而红军更是不畏死战之师，两军的阵地已经全部摧毁，两军的官兵也相互搏杀在一起，子弹没有了，用枪托、用木棍、用石块，枪托砸烂了，用拳头、用牙齿……”
打得最苦的，当属红5军团的34师。
当红军一路缓慢长行时，担任后卫任务的34师已经断断续续地同尾追而来的薛岳部进行过多次拼杀，但由于没有固定的战线，而且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也只是若即若离地跟随着，所以战斗尚不十分残酷。
然而湘江之战开打后，薛岳如同吞食了过量的大烟一般，不顾死活地冲杀上来，大有不把红军全部赶进湘江誓不罢休之势。
面对20倍于己的敌人，红34师自知已没有退路了。面前是横断的湘江，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全部被困于此，他们又能往哪儿退呢？
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紧急商量后，在江东岸摆出了与敌作最后拼死的架势。存留的子弹，全部压进了弹仓，师所属炮兵营和各炮兵连的全部炮弹，都摆到了炮架前面。
在靠江的一片丘岭地里，陈师长分配完各团的阵地后，铁青着脸说：“现在，各团的阵地已经分配完毕，各团务必要坚守到底，没有预备队，没有支援火力，惟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击垮敌人的冲击……”
12月1日，当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湘军阵地，急向西行的时候，红34师的退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切断。
陈树湘发出了最后的命令，毁弃无弹的火炮、枪支，争取涉水过江。
一支支心爱的钢枪，在石崖上砸烂了。一门门威风凛凛的火炮，被拆得七零八散，然后抛进了山洞。
渡河时，仅剩不到千人的队伍刚踏进湘水，便遭到敌军猛烈火力的封杀，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倒在血泊之中。
陈树湘师长一看湘水难涉，只得率剩下的700余人折回东岸，另寻时机过江。
无奈此时湘江两岸已经完全变成了蒋军的天下，蒋介石正为红军主力突围一事雷霆大怒，各军怎能轻易放过这支人数不多的红军！
日战夜战，终于在10日之后，陈树湘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他把手伸入自己的腹中，忍着巨痛，强行掐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湘江之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败仗。这一仗，红军损失5万多人，使得长征出发时的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一战，也使红军的炮兵几乎全部丧失殆尽。
在此之前，炮兵作为一个主要兵种，已经成为红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军团设有炮兵团外，基本做到了军有炮兵营，团有炮兵连，编有野炮、山炮、迫击炮等上千门。湘江一战，重炮几乎全部遗弃，只剩下有限的十几门迫击炮。
红军调头西渡乌江，蒋介石剿灭红军计划落空
湘江血战之后，红军主力受到重创，辎重丢失大半，挑夫也基本逃散，这样反倒使红军的行动轻捷、灵巧起来。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红军还不肯丢掉那些沉重的包袱。
李德的瞎指挥几乎遭到全体红军指挥员的愤怒谴责，毛泽东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上升，说话的分量变重，而在此之前一直遭打击的刘伯承从指挥殿后的红5军团复任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不负众望，上任后即指挥红军大步进退，连克数城，把尾随不舍的敌人甩开了一段距离。
在急行军的间隙，红军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否定了李德走“肖克旧径”——与贺龙、肖克的二方面军会合——在湘黔川建立根据地的幻想，从而改变了前进路线，向贵州挺进。
1934年12月21日，红军进入贵州境内，直扑乌江。
南昌行营。蒋介石捧着紫砂壶，踌躇满志地站在挂着的地图前，正在听德国顾问赛克特和陈诚分析战局和红军的突围方向。
湘江大捷，使得蒋介石很有些飘飘然，他自认为红军虽然跳出了铁三角的围歼，但还没有跑远，完全可以再设置一次口袋让红军来钻，不过这一次，再不能放跑一人了。
陈诚指点着地图说：“据何键来电，共匪的战略意图未变，仍将沿‘肖克旧径’前进，与位于湘黔川地区的红二方面军会合……”
赛克特频频点头，认为陈诚分析得正确。他在地图的有关方位划了几个圈，表明应在这一带设置四道封锁线，并配以重兵布防。
蒋介石最后命令道：“湘江之战，未能剿灭共匪于东岸，已失良机，湘西决战，务必将共匪全歼，勿使漏网。原先五路人马，现编为两个兵团，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率兵10万，固守前两道封锁线。薛岳任第二兵团总指挥，率兵10万，作为策应。谁如果作战不力，放过一个共匪，军法处置……”
不过几天功夫，湘西的交通要冲，突然冒出200多个崭新的碉堡，蒋介石的20万大军，也先期进入防守要点。
一个新的布袋阵，一个无形张开的血盆大口，正在等待着红军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红军却调头向西，扑向了乌江。
南昌行营里的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望着他的几位洋高参，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知道，贵州乃是包围锁链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一旦被红军突破，围歼计划将全盘落空。
“马上通知贵州王家烈，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乌江……”
王家烈手里捏着蒋介石杀气腾腾的密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房子团团转。
41岁的王家烈虽然生得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但胆子却出奇的小。他少时家贫，背盐出身，21岁入伍，15年后成为军长。遂成为贵州的霸主。
蒋介石是不发给他们军饷的，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财源——鸦片税。种鸦片收种植税，运鸦片收关卡税，吸鸦片收烟灯税，开烟馆收营业税……
民风如此，军队自然也不例外，吸食鸦片成为军营生活之必需，于是贵州兵向来以双枪闻名，一人一杆钢枪，一杆烟枪，个个面黄肌瘦，打起仗来，钢枪可丢，烟枪紧抱。
正当王家烈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之时，手下副军长侯之担以为立功扬名的时候到了，愿意率手下四个旅前往乌江阻击。
王家烈乐得顺水推舟，将效忠蒋委员长的机会送给了侯之担。可他万没有想到，一块热芋头暂时是扔出去了，可后来却抱了个大火锅，弄得他损兵折将，丢城失地……
乌江比湘江还要凶险。两岸全是高山，耸天壁立，犹如刀切。江面足有100多米宽，江水既深且急，白浪翻卷，涛声如吼，在岸边站立片刻就会头晕目眩。
侯之担不但沿江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还把江上所有的船只掠到对岸。
刘伯承司令员和先遣团团长杨得志勘察了地形后，决定自扎“蜈蚣筏”，趁夜暗偷渡。
第一支竹筏扎好了，八名挑选出的勇士乘着竹筏，向对岸划去。
但是刚到江心，一个巨浪打来，竹筏翻了，八名勇士落到湍急的江水里，几个沉浮之后便消失了。
第二支竹筏又扎好了，营长孙继先从营里挑选出18名勇士，叮咛复叮咛，“同志们，全团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全军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过去一个人，也是胜利……”
黑夜里，传来战士们雄浑的低吼：“我们一定渡过去……”
夜，黑得如同漆墨，竹筏下水后，开始还能听到竹片的划水声，随后便什么也听不到了，刘伯承司令员、杨得志团长的心都揪了起来，只有阵阵寒风从耳边吹过。
一个小时过去了，正在大家心情越来越沉重的当口，只听“乒”的一声枪响。这是渡江成功，向敌人发起进攻的信号。
“乒乒……”又是两枪，接着是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
“好哇，他们过去了，交上手了……”
“好哇，老杨，是我们的，我们的勇士过去了！”政委黎林高兴地说。
“第三支竹筏，马上出发，岸上所有火力，对敌人的固定目标进行火力压制……”
第三支竹筏又下水了，这回竹筏上不但有一挺重机枪，还有一门迫击炮。
红军的机枪、步枪子弹不断送向对岸，只见对面山顶火光闪闪，敌人面对着河对岸和已经过河的眼皮低下的双重打击，已经开始慌乱了。
第三支竹筏在我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又靠岸了，竹筏上的官兵马上投入了战斗。尤其是那门迫击炮大显神威，将“双枪兵”们苦心修筑的碉堡工事，一炮一个炸得稀烂。
侯之担手下担任守江的4团团长见大势不妙，不管侯之担在电话里如何叫骂，带上烟枪和细软，抢先溜了。
1935年1月3日，红军主力渡过乌江，急速向遵义挺进。
6日，红军先遣团攻克“九响团”，消灭黔军一个营，然后红军便穿上敌人的服装，佯做败退的样子，骗开遵义城门，没费力便占领了遵义。
红军在这里进行了长征以来第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载入我党史册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个时候召开的，会议正式解除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重新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确认了他在全军的领导地位。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红军进四川与张国焘率领的红4方面军会合的计划，率红军移师西上，向云南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