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个人挤在船舱里，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正在这间黑咕隆冬的小船舱里进行着。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及准备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指挥员张太雷、黄平、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
会议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主持，他压低嗓音，激动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我们关于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地鼓起掌来。
张太雷同志讲完这次起义的意义后，叶剑英同志又详细讲述了敌我之间的态势和起义的基本部署。他说：“本来，我们认为张发奎同情我党的处境和主张，是我们党可以依赖的左派力量，因此在他来广东时给了他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但没有想到，他把桂系军阀赶出广东，成为广东的霸主后，便翻了脸，不但不支持工农的革命运动，反而磨刀霍霍，也准备对革命进行镇压了。首先，他把我们党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武器全部收缴，据说还要对警卫团进行‘清理’，如果再拖延下去，我们党保留的这几支武装都会不战自亡的……”
张发奎，北伐战争中的一员悍将，曾经担任北伐军第4军军长。面对广东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他很快暴露出其反动的嘴脸，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血腥的镇压。
“现在，张发奎之所以没有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极想在广东扩大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以便在随之而来的军阀争斗中处于强者的地位。情况紧急，我们恰恰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争取尽快起义……”
叶剑英说到这里，又转了口气，说：“此时起义，尽管有利条件很多，但困难也不少，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在广州市内不但有张发奎的军部，还有公安局、保安队等反动派控制的武装，白鹅潭里，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估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此外，已经迫近广州城的李福林部、薛岳部、许志锐部、缪培南等反动武装，本来是要同张发奎一决高低、争夺地盘的，一旦我们起义，占领了广州，他们就会调转枪口，趁城内大乱的时候向我们进攻。因此，即便我们夺取了广州城，也会陷入四面重围的境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会议最后选出了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还确定了起义时间：12月12日。
然而，会议的第二天，情况突变，因为走漏了风声，张发奎准备立即动手解除警卫团的武装。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起义委员会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在11日凌晨准时举行。
12月11日凌晨3时许，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首先举行起义。起义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也发出了起义正式开始的号令。霎时间，在市内各街巷，各工厂厂房集结的数千名工人赤卫队员，像海涛般涌向各个预定战场。他们系着红布带，扎着红袖标，手执木棍、短刀，个个高喊着杀声冲向敌人……
广州城内的市民也都悄悄地趴在窗前，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称之为“红带友”的工人兄弟在街头上与敌人的大战。
两小时后，起义部队占领了全城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省政府和市公安局等重要据点被攻克，大部分街区已被起义军控制，四处都是赤卫队和教导团的警戒哨兵。
总指挥部里，这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叶挺指点着市区的地图，高兴地对张太雷说：“战斗进展顺利，大部分敌人都已消灭，剩下的被剑英指挥的教导团追击到观音山、五层楼一带，估计很快就会结束战斗……”
张太雷兴奋地说：“这太好了，可惜让张发奎跑了。对了，有许多赤卫队员没有武器，他们响应委员会的号召，正在几个据点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可是哪里有武器呢？”
叶挺说：“正好东校场军械仓库刚刚被我们攻占，各种武器都有，让周文雍同志带领他们去搬吧，尽快把没有武器的工人和海员武装起来……”
周文雍用军械仓库的枪支，武装起一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
正在此时，总指挥部又接到报告，帝国主义的军舰，不顾我们的一再警告，悍然冲进港口，向我江边阵地和八旗会馆开炮。敌舰上的炮火不但猛烈，而且射程极远，几乎大半个城区，都能被敌人的炮火所笼罩。
叶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起义副总指挥叶剑英，希望他率领的炮兵连能火速赶到白鹅潭，阻止敌人军舰的恶行。
在这次起义中，炮兵连攻关夺隘，可谓战功累累。拂晓，他们首先配属教导团2营，用密集的炮火袭击了驻沙河燕塘的敌第4军炮兵团，将敌炮兵团的大部火炮摧毁，使敌人的抵抗火力大为减弱。但不幸的是，我炮兵连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敌炮兵团被消灭后，炮兵连沿珠江河堤返回广州市区，途中，得知英军防守的广九车站尚未攻克，炮兵1排排长带一门山炮立即前往支援，用山炮准确地摧毁了英军的主要火力点，使得教导团6连顺利攻占了车站。下午2时，这个连又奉叶剑英的命令，迅速前往警卫团叛变的2连驻地，用猛烈的轰击，将刺在起义军心头的这把凶刀铲除。然后又赶到肇庆会馆，击溃了在这里负隅顽抗的张发奎残部。
接到向敌人军舰进行炮击的任务后，炮兵于下午4时赶往白鹅潭。
此时，美国战舰“沙克拉明”号和英国战舰“莫丽翁”号，得知广州工农举行军事起义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尤其是得知他们驻防的广九车站和中央银行已经被起义军控制后，更是恼羞成怒。他们从白鹅潭逼近市区后，一方面用远程大炮向起义军指挥部和重要基地发射重型炮弹，一面在舰上组织海军陆战队，企图动用他们的舰载武装冲上江岸，配合反动军阀的围剿，重新夺回他们的租界。
炮兵连到达江边后，立刻构筑阵地，迅速测定了射击诸元，便用各种迫击炮向敌舰发起了轰击。
我炮兵连使用的多是85毫米迫击炮，这种炮的口径小，射程近，炮弹的威力也十分有限，在轰击土木建筑的地面目标时，人们也许觉得它威势赫人，但对于一艘用厚厚的钢板包裹起来的战舰来说，这种炮基本没有什么威胁，炮弹落在甲板上爆炸后，只能在舰舷上留下一团被火药烧黑的乌痕，其他毫无损伤。
敌舰见我起义军的迫击炮无法对其构成威胁后，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在舰上高高升起星条旗和米字旗，留声机里放出嗲声嗲气的音乐。许多水兵还故意从舰炮后面露出身来，高扬着手中的酒瓶，叽哩哇啦说着挑衅的话语。
炮兵连的官兵们气炸了肺，可是对此只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不知是谁提出了一条建议：“听说敌人的军械仓库被咱们占领了，里面会不会有重型大炮？”于是，炮连在请示叶剑英副总指挥后，立即前往军械仓库查看。果然天遂人愿，仓库中不光有重型迫击炮、山炮和平射炮，还有几千发各种类型的炮弹。炮兵连官兵立即将十几门重型迫击炮和平射炮推运到江边。
此时，敌舰虽然不惧我军的炮火，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也不敢轻易下舰，双方在江岸上下形成了对峙局面。
可敌舰全然不知，起义军的小型迫击炮已经更换成威力大、火力猛的重炮了。
当我军的重型迫击炮发出的炮弹在敌人的舰舷上炸开的时候，巨大的轰响把敌人吓了一跳，他们这才知道，岸上的起义军已经更换了装备。
重型迫击炮虽然威力较大，但毕竟射程有限，敌人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将军舰撤到江心，脱离我军炮击的有效射程后，再进行拼命的还击。
这样一来，我军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虽然岸边也有几门射程远、口径大的平射炮，还有几发珍贵的破甲弹，可是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会操作这种炮，人们只能对着它摇头叹息。
正在这时，有几名工人纠察队员到江边来助阵，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刻爬上炮位，调整炮口，极熟练地操作起来。原来，他们几个都是兵工厂的工人，对这几种炮不但会用，还能修理，操作起来自然轻车熟路。
一切准备妥当后，其中一位光头师傅让大家都闪到一边，他装填进炮弹，用送弹棍把炮弹捅进炮膛，从瞄准镜中仔细瞄准后，说了声：“放！”
另一位师傅猛然一拉发火绳，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江岸如同塌裂了一般，巨大的炮身在后坐力的带动下前后猛然伸缩了几下，一股强大的气流挟带着枯草、土块、尘土、树根劈头盖脸地向着闪躲不及的炮兵兄弟身上扑来。
三五秒后，江心传来一声沉闷的雷鸣，不过这一回响声是从敌舰上传来的，只见一股浓稠的黑烟从船舱里升腾起来，敌人的留声机哑了，星条旗被烧焦了，十几个身披火苗的水兵从船舱里跑出来，不顾死活地纷纷从舰舷跳到水中。
“好哇！打中了，打中了，看你们这些洋鬼子还神不神气……”江岸上，炮兵连的阵地一片欢腾，工人师傅只用一颗穿甲弹，就将敌人舰船上的厚甲板穿了一个大窟窿。
“轰，轰……”接连又是几炮，炮弹无一虚发命中了敌舰，“莫丽翁”舰的前甲板上也起火了。他们在我炮兵的沉重打击下，自感无力反击，更无法靠岸登陆，只好调转船头，向着白鹅潭的远处驶去，转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打得好哇！打得好！工人师傅了不起……”炮兵连官兵和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一齐欢呼起来。
正在此时，总指挥部派来的通信员带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命令，命令中说：起义举行后，虽然解决了市区的敌人，但附近的反动军阀闻讯而动，他们一方面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焰，一方面为了争夺广州这块肥地，已从四面八方向城区逼近。城外的几处据点，已被李福林部和薛岳部占领，情况十分危急，望他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归队，向海陆丰地区转移。
起义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起义部队撤出了广州城，向花县方向游动前进。一路上，遭到反动大军的围追堵截，人员损伤极大，到达花县时，仅剩1000余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失败了。
在这次起义中，张太雷同志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周文雍同志被捕，在就义前的刑场上，他和一直掩护他们进行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笑对刀丛，向着整个世界宣告了他们的伟大爱情。
“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新中国诞生的30多年后被搬上银幕，片名就叫《刑场上的婚礼》。
“头可断，肢可裂，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周文雍同志在监狱墙壁上写下的这首慷慨激昂的诗句，激励着无数后来的革命者不屈地战斗着。
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其中的经验教训却成了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此次战斗中，炮兵部队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在每一位起义官兵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炮兵，是战争之神，没有炮兵的军队，就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起义部队得出的弥足珍贵的结论。
第02章
黄洋界上炮声隆，红军用仅有的一发炮弹命中敌指挥所，毛泽东写下不朽诗篇；“山大王”初识大炮威力；一个俘虏兵急于立功发炮近百发，耗弹太多，炮兵团长被撤职。
黄洋界上炮声隆
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作为落脚点，并且在山上站住了脚。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来到山上，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下辖三个师，第10师师长为朱德，第11师师长张子清，因有伤正在治疗，故暂由毛泽东代，第12师师长为陈毅。三个师共辖六个团、一个教导大队。在第28团中编有一个迫击炮连，共有八门迫击炮。当时之所以起名叫红4军，并不说明还有其他的军，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用来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罢了。
两支部队的会合，使得井冈山猛然红火起来。山下永新、宁岗等五县，都建立了革命政权。井冈山，成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正当红军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时候，由于湖南省委的瞎指挥，造成了“八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险些丧失，于是出现了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6月底，红4军收到湖南省委的一封密信，信中要求他们消灭永新的敌人后，主力部队立即向湘南发展，井冈山只留袁文才一个营驻守就可以了。信中要求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为了监视其行动，省委还派杜修经为特派员前往督阵。
那时，井冈山的红军军委和根据地的湘赣边界特委都要接受湖南省委的领导。因此，湖南省委的意见就等于是上级党委的意见。如果反对或者不执行，说重些就是对抗党的领导。
很明显，省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曾经对井冈山周围的敌人做过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井冈山地跨两省，东为江西，西为湖南。湖南人善战，而江西人善于做买卖，大都不愿当兵，所以兵无战意。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情况，避开湖南的强敌而不断向江西发展，从而才使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如今湖南省委却反其道而行之，让红4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与强硬的湖南军阀相撞，这只能是以卵击石。
怎么办？毛泽东思虑了好久，决定争取特派员。
于是，毛泽东利用各种会议，说明红军向湘西发展是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征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并向省委陈述了没有执行省委决议的原因。
正当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风波已经平息时，突然又传来惊人的消息，红军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到湖南颥县后又私自向湘南进发了。毛泽东立刻派人下山去追，但他们拒不执行。山上山下的红军立刻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险。
这两个团公然违抗军令，贸然下山，是有原因的。
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开后，受到29团官兵拥护，因为这个团中的官兵大多是湖南人，思乡心切，再加上有特派员壮胆，所以便擅自行动了。临下山时，他们又鼓动拉上了28团。
结局不出毛泽东所料，湘南第一战便惨遭失利，29团几乎全军覆灭，仅剩团长、党代表等百余人。28团下山后，原先就有叛意的2营营长袁祟全率部投敌，红4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单枪匹马去追，结果被叛匪杀害。
为了挽回败局，接回残余部队，毛泽东率31团3营前往营救。至此，井冈山上守山的只剩31团两个营。
赣军得知红军湘南大败，便趁山上空虚之机，向根据地猛扑，永新、莲花、宁岗三县相继落入敌手，井冈山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这五个哨口便是上山的必经之地。
国民党军熊式辉得知红军已经大部离山的消息后，立刻调集四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黄洋界扑来，企图乘红军主力未归之机，一举攻占井冈山。
守山的红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