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这是个原则问题，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付主席直接领导的，一定要按中央首长的讲话去做，我们就是依靠三军的牌子，使文化大革命走向正轨。
以后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要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样提是不对的，是错误的。现在是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负责全军文革工作，要防止骄傲，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请示报告。
地方不要到处抓一小撮，这样会上敌人的当。
要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解放军，不能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威信搞垮。要保护革命群众，要搞解放军，就要上敌人的当，搞垮了谁去搞三支两军，谁去保卫文化大革命啊。104）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
1967。09。01
〖时间：下午。参加会议的首长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笑）。我这一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可能有分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清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不说你们全体，而是说部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关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 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