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卷入这场大战的有33个国家，
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
的协约国。日本乘着德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对德宣战，派军队夺取了
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它不只要夺取山东，而且还想进一步独占全中
国。1915年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此时袁正急于称帝，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完全承认
日本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宗舆在条约上签字。这样，陆和直接负责办理
“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
的卖国贼。日本下最后通牒的5月7日和袁答应日本无理要求的5月9日，
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但是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
骂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1917年8月，段在日本授意下对德宣战，并向法国派出了15万名华工进行
战地服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1月11日，打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等同
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
时广大人民之所以热烈庆祝协约国胜利，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能乘此机会争
取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尤其是收回山东主权。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武
力霸占山东主权，是强权政治，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是公理战胜强权；既然
公理战胜了，且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因而理所当然应由中国收回山东主权。
因而，“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中国人民怀着“公理战胜”的
渴望，关注着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并对这一会议寄予很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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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参加和会的国家有
20多个，实际上操纵着会议的是美、英、法三国。中国人民没有认识到一战
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巴黎和会也只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
会议，因而广大国民对和会充满了幻想。
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向和会提出了六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
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归还租借
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不久，在中国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
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代表的两项提案一提出，就被和会的最高会议——美、英、法、意
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挡了回来，理由是：这两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
之内。于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解决山东问题了。然而，英、法、意因和日本
有密约而支持日本，美国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由和会
暂收或交五国共管，将来有条件地交还中国，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这时，
日本以退出和会和不参加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相威胁，最后，是在美国的妥
协下，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满足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中国外交彻底失败了，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
从而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早在4月下旬，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全国人
民就异常愤慨，尤其是广大山东人民，更是怒火中烧。4月20日，山东人民
10余万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消息传出，鼓舞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斗
志，推动了各地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5月1日、2日披露于报端。5月3日，北京各
界纷纷举行集会，讨论如何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下午，由政界人士组
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办法。
可是，广大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外交协会开会的同时，
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发起和筹备5月4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5月2日，北大学生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天
下午，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在北大召开该社各校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一位
叫夏秀峰的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与会代表非常激动。会议决
定5月3日7时在北大召开会体学生大会，并邀中等学校派人参加。
当晚，还未到约定的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内外，已经挤满了来开会
的学生，除北大1000名同学全体参加外，出席的还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
表。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新潮社、工学社和平民教学讲团的成员，是这次
大会的组织者和骨干。张国焘、夏秀峰等在会上发言，群情激昂，痛哭流涕。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巾，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
四个大字，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呼喊声相继而起，全场一片
义愤填膺的气氛。
大会在激烈的掌声中一致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
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
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
银元、钞票、铜子、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都纷纷捐到台上来。大家
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了，但是，学生们仍然不去休息。他们有的
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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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等，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来，用来作游行示威的旗帜。
5月3日夜，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北大学生在积极准备外，北京高师
工学会的一部分同学也在秘密集会。会议决定用激烈的手段惩罚卖国贼曹、
章、陆，他们查明了三人的住址和门牌号，并从大栅栏的照相馆拿到了他们
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人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应用；以工学
会的匡互生为首的各校激进分子20人左右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有的人写好
遗书，有的人向亲朋好友托付了后事。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
下午1点多，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
场。
天安门前，各校学生手中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
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边竖立的一幅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
落款是“北京学界同挽。”这里“曹瞒”指的是曹汝霖，“章悖”暗指章宗
祥。北大学生谢绍敏3日晚写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人们
群情激愤。
学生们在天安门汇合以后，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集会，然后，一名北大学
生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各校学生代表在会上演讲，
揭露了曹、章、陆的卖国阴谋。学生们还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
通告》的白话文传单1万多份。《通告》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两个信条：“中
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戳，而不可
以低头！”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当时许多北京市民群众闻讯前来围观，并深
受学生们爱国激情的感染，有不少人也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来。
5月4日，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开始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天安
门出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当
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守卫在那里的巡捕拦阻，学生们不得已之下，
派罗家伦等人为代表将事先准备好的《陈词》递交美、英、法、意各使馆，
表明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决心。被阻的3000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
个小时，他们痛切地感到：“国家还没有灭亡，自己的土地就不能自由通行，
如果国家真的灭亡了，那将怎么能够忍受呢！”学生们怒火中烧，于是决定
自己找卖国贼算帐。4点半钟，学生队伍来到曹汝霖家门口。只见曹宅大门
紧闭，门前警察林立，愤怒的学生高喊道：“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
并将写着“打倒卖国贼”字样的小旗掷入院内。由于无法入内，大多数学生
预备散队回校。在这种情况下，以匡互生为首的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奋不顾
身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窗户打破，爬进曹宅。宅内几个全副武装的军
警吓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把大门打开。
当学生们冲进曹宅时，曹和章宗祥迅速躲了起来。找不到曹汝霖，学生
们愤怒异常，为惩办卖国贼，匡互生在曹的卧室点燃了床帐放起了火。藏在
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听说起火仓皇奔出，被愤怒的学生抓到，还误以为是曹汝
霖将他痛打一顿；曹躲在一个小箱子里没被学生发现，才逃脱了学生们惩罚，
但赵家楼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学生示威的高潮。曹宅起火半小时后，警察总监
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散去，未及走脱的学生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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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派逮捕。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5月5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
课，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反对北洋政府镇
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经社会各方面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释
放。
被捕学生释放以后，各校开始复课。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于5月8
日下令“慰勉”请求辞职的曹汝霖，同时传讯5月4日被捕的学生。北大校
长也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出走。
于是，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的斗争重新尖锐起来，学生们强烈抗议军阀
政府对学生们的传讯，并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
援，扩大爱国斗争统一战线，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派代表去天津、南京、上海
等地宣传联络。5月11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和学
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5月13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
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否则，学生们将全体
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在这时纷纷向军阀政府提
出辞呈。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5月1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
下达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然而，就在同一天内，北京政府也下了挽留曹、
陆的命令，还连续下了两道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
步激怒了广大青年学生，北京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5月19日宣布总罢
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的要求。
根据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决定，5月19日罢课以后，学生们广泛地展开宣
传活动。学生演讲团以7人一组，纷纷涌上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亡的
道理，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学生们讲到痛切处，听众们深受感动，有时甚
至“痛哭淋漓。”许多市民主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热情支持。同时，
学生们还广泛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运动一
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百般地进行干涉和破坏。“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
日本驻华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断提出警告，要求取消学生的排日运动。5月
19日总罢课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变本加厉。对日本侵略者一向奴颜卑膝的
皖系北京政府，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对运动进行破坏。他们一方面对学
生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分化手段，宣布提前放假，同时举行高
等文官考试。在反动派的镇压和分化下，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一
部分学生退出运动，广大学生仍坚持罢课。到6月初，由于反动派的倒行逆
施，学生又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发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三个卖
国贼辩护，另一个是要求取缔学生的爱国运动，并要求学生们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这种对照使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决定从6月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如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
被捕完为止。
6月3日，学生演讲团数百名学生上街演讲。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驱
散听讲的群众，并逮捕讲演学生178人，由于捕人过多，便把北大法科校所
临时改为拘留所。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并未被武力镇压所吓倒，6月4日，
更多学生上街演讲。这一天，反动军警又拘禁学生700多人，致使北大法科
也收容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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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的大逮捕，并没有使学生们屈服。6月5日，参加街头演讲的
学生增至54人，他们都背着行李，准备随时入狱。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涨，北京学生点燃
的反帝爱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大城市。天津的学生首应而起，上海、济
南、长沙、武汉、南京、成都等大城市和其他各地的学生，都纷纷罢课集会
游行，就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展开了各种爱国活动，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反帝
反军阀的爱国革命洪流。
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唤起了民众，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
统治，充分显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带头作用。但是，“六三”以前运动
还只限于学生们之中，没有工人农民参加，因而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进而掀
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
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
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闻讯奋起，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北京被
捕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革命的烈火
燃遍了黄浦滩。
和北京一样，上海的学生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早在一个月前，当北京
学生“五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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