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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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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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厉名行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边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我们也从孙丕扬的故事中看到,顾炎武所说的“现在”——明朝末年,也同样面对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等等也是不得已。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真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四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考满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吏”是不入流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官。用当代语言打个比方说,他们没有干部身份,只能算国家正式职工。如果想工转干,就要苦熬九年,通过三次考察,这才有了“工转干”的资格,可以混个三把手四把手干干。但是有了资格并不一定能当上干部,人多位置少,什么时候能上岗是很难说的。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抢先的办法,这便是“飞过海”。  
  《醒世恒言》中说:“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当然这也不能怨绍兴人。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路。(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全中国的大小衙门里充满了绍兴人,原来是生存环境逼的。而从绍兴人的角度看,“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绍兴人在北京托人走后门花的钱,只是推动请托方式运行的一小部分费用,因为它只涉及到吏员〃工转干〃这一条途径,不过是明朝选官的数条途径之一,并且还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径。至于推动整个“请托制”运行的费用总额有多大,当时没有正式统计,我现在也很难估计。但我们知道,在孙丕扬上任前的嘉靖年间,也就是《醒世恒言》中写到的“飞过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的厚礼,经常点著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另外,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年头全够,这笔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注3),大概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上边这两个例子不过是群豹身上的两块斑点,明朝文职官员的“岗”在两万个以上,吏员超过五万五,武职更超过十万,这两块斑点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和推测请托费用的整体规模。  
  这笔官场上的巨额投资,最终自然要从老百姓身上一钱一两地捞本取利,《醒世恒言》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的道理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甚低,不应该有很多银子,银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当然也可以像《醒世恒言》中说的那样,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和结伙打劫的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  
  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了,那些权贵,包括孙丕扬的那些花大钱钻营进来的部下,都断了一条财路。没有过人的胆量,或者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被人家攥在手里,谁还敢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断了自己的财路,谁又肯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此外,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  
  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事实上权贵们也犯不上去招惹众怒,因为请托的道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彻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领导的吏部堵住了这条路,而吏部的考选只是官员升迁的途径之一。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叫做保举。为了弥补吏部考选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县正官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不论年头和资格,也不用抽签。崇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曾有一个人求他保举,开口就要送他三千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见保举的行情。在保举的道路上,权贵们的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络绎不绝,从来就没有断过。这条溢洪道虽然不那么干净,但也起到了稳固大堤的作用权贵们可以绕开抽签制度,无须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上觉得抽签选上来的官员实在不好用,又提倡保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果然不错,但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经皇上的倡导,保举的口子越开越大,请托方式也逐渐取代了抽签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挤入捞一把的行列,于是形势大坏。忧国忧民的人又呼吁恢复抽签制度,却发现这东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崇祯听到了报告,就把祖宗牌位摆在朝廷上,让官员们在神圣的气氛中抽签定岗。当时许多地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险地和肥缺全在一个箱子里装着。崇祯规定,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员规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边的人替他抽签,不能让他溜了。(注4)这就是说,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抽签制度再获新生,而主持恢复这个制度的竟是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皇上有权,但是找不准打击或提拔的对象,分不清敌我友,贪官污吏用信息战打败了他。  
  抽签当然不好,但考虑到这许多复杂情况,《明史》的作者最后还是说了许多体谅孙丕扬的话。这位史官前辈说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转述如下: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注5)  
     
五 
 
  说了半天,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大家都没牢骚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养了千千万万的文武官员,自然期望上边派来一个贤能的领导,否则很应该大发牢骚。不过发牢骚也白发,他们的嗓门不够大,掌权者听不见。这个比喻是嘉靖和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原话是:“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注6)海瑞这句话说得异常简洁精确,后人很难超越。但是这话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上边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满一定会替他们作主么?事实上,大量的官办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官员的服务对像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这条信息通道并没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户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丢官,除非他们在官场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显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老百姓的嗓门确实有问题,但是加害于人或者造福于人的实际能力更成问题。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那时候又没有“海选”的手段,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或者砸饭碗么?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感到十分幸福,当牛作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的三宫六院和伺候他们的万千宦官也要好好养活着伺候着,但身边毕竟有了一个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节和数量掌握得比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暂时做稳了奴隶。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有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注1:(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  
  注2:(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停年格  
  注3:《万历野获编》卷十二  
  注4:《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注5:《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赞  
  注6:《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  
 


 
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1)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2)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  
  “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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