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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是复杂的，人们的言谈和情绪是十分不一样的。某些学员拒绝进攻，而炮兵拒绝射击。的确，同大口径要塞炮兵和装备有12英寸火炮的起义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作战是困难的。我们野战炮兵的火力当然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可间接效果也是很重要的。在冰上进攻的步兵应当得到火力支援。所有野战炮兵都用来强击叛乱要塞，主要是以火力伴随陆军在芬兰湾踏冰前进。
我们炮兵连的观察所设在利西诺斯沙嘴。就是在这个利西诺斯附近某个地方，我和法捷耶夫当时分手了，他去步兵当政工战士，我则留在这个炮步连也当政工战士。
进攻是十分困难的。冰上面的积雪已经融化了，但水下面的冰仍很坚硬。我们穿着白色伪装服模黑在浓雾中开始进攻。但是，叛乱分子仍然发现了成散兵线进攻的步兵，开始从堡垒和军艇上对步兵进行拦阻射击。12英寸的榴霰弹发出阵阵爆炸声，简直使我们震耳欲聋。岸上同样也不大令人愉快，排炮声隆隆作响，弹坑里可以放置一幢整个两层房屋，而在冰上还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最悲惨的并不在于重型炮弹的爆炸，而在于每一发炮弹，不管它能不能带来杀伤，落在冰上就炸开一个大洞，可破碎的薄冰几乎马上又遮住了大洞，叫人不好识别。在阴晦的天气里，在冒着炮火仓卒跃进时，我们的战士不时地掉进这些大洞，马上就沉到底了。
就这样，我和法捷耶夫都成了战争史上不寻常事件的参加者，当时得到战列舰补充防御的第一流海军要塞被陆军强击攻占了。
这是来之不易的。可是，革命热情是这样之高，所有人，的的确确是所有人，从指挥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亲自参加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和德边科到列兵，其中包括我们这些政工战士、大会代表，都充满了一个愿望：尽快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在苏维埃全国的历史关头是一次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在战斗中没有看到法捷耶夫，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之前，在没有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不论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考虑其他问题。
夺取喀琅施塔得后，我回到岸上来到营指挥所得知：十大代表受命返回彼得格勒。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想了许多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似乎觉得，既然叛乱平定了，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的确，在远东那里还有日本人和白匪，而我已经不想返回滨海地区：我认为，自己已打完仗了，有理由请求搞民事和平工作。
我向中央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不，亲爱的同志，请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调用，它会规定您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于是我就这样一辈子留在了部队。
从中央委员会回到第三苏维埃之家，我看到从喀琅施塔得回来的代表还没有离去。代表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工作，可有一种说法，列宁很快就要专门为去过喀琅施塔得的大会代表发表演说。我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聆听列宁讲话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们到过喀琅施塔得的应有奖励。
的确，列宁马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给我们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实是把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又重复了一遍。
在坐得满满堂堂的大厅里有不少扎着绷带的伤员。
伊里奇在向我们讲话，而我们听着他的讲话，倍感心满意足：一是，在喀琅施塔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二是，我们还健在，坐在这里聆听列宁的讲话。
我们感到，今后为了实现列宁报告中包括的那条路线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必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同他们的论战还在大会前就展开了。
列宁讲完话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建议合影留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们走出政府大楼，走到室外合了影。
我又（仍然）被派到远东，我回到师里，一直战斗到消灭所有白匪为止。直到1923年，同滨海第17军一起从远东来到乌克兰。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再晚一些时候，我在一种杂志上读到了法捷耶夫的第一部作品。但是，直到《毁灭》一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所不熟悉的作家正是我所熟悉的布雷加。
《毁灭》一书以其真实性给我这样熟悉远东国内战争性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人。
后来，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曾就《毁灭》一书作过全面的报告。应该说，我是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报告的。除了介绍书的内容之外，我还回忆了作者，这位旅政治委员和十大代表。
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二十年，我仅仅见过法捷耶夫一次：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一次小型的代表大会上。我记不清见面的原因了。
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了。我指挥第19集团军。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和亚尔采沃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时，三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来到我这里。
我认为，我们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的会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家来说，会见的益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战争，而对于我来说，好处在于我体会到了国家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于是国家的优秀作家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士兵中间，下到前线，下到战斗行列里。我毫不隐瞒地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支援。此外，这又一次证明，苏联的先进知识分子准备完全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他们相信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临走时，三位作家答应要写自己与第19集团军军人会面的文章。的确，后来只有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实现了自己的应诺。他在《星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很好通迅。
战争期间，我第二次见到法捷耶夫是1942年冬季，当时我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加里宁已经被收复。在随后的进攻战役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了我们方面军。
战后我也见到过法捷耶夫，可是这里我只有意识地回忆他在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斗中的情况。
4月25日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步兵第128军（军长为П·Ф·巴季茨基少将）一整天都在柏林南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坦克兵们摊上了不寻常的任务——强击筑垒城市，攻占一幢幢房屋，一条条街道。
雷巴尔科的坦克兵攻占大城市已经有很多次了，并且几乎总是采用机动和迂回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或逃遁。而在这里必须一寸寸地攻占，并且还是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人装备有充足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这给坦克带来很大的危险。
坦克兵的逼攻取得了胜利：这天傍晚，他们向柏林市内推进了3—4公里，肃清了采伦多夫区和利希特菲尔德区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且展开了夺取施特布利茨的战斗。
轮番进行强击的残酷斗争要求我们建专门的战斗组织——强击队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每一个强击队编有一个排到一个连的步兵，3—4辆坦克，2—3门自行火炮，2—3门重型火箭炮，一组携带强大爆破器材的工兵（应当说，他们在柏林战斗中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和几门随伴直瞄火炮——85毫米和122毫米加农炮，以及152毫米和203毫米加农榴弹炮。
越往后，我们的坦克兵与步兵的联系就越牢固，越密切，坦克在城市战斗条件下处境困难。坦克的能见度受到限制，在狭窄的街道上和居民稠密的街区尤其如此。而步兵的视界宽广，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帮助坦克兵。坦克兵们尽管都很英勇顽强，可是并不能独立地在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雷巴尔科的部队在柏林城内战斗时，列柳申科的部队继续在波茨坦东南为夺取哈弗尔河渡口进行战斗。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强渡过哈弗尔河，于中午12时与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第328师部队会合。现在，乌克兰第l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柏林以西直接联系上了，严实地闭合了合围圈。会合后，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6军与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部队一起向波茨坦继续进攻。
在方面军最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正同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进行激战。
现在，德军第9集团军被两个方面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它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位于它南面和西南道路上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紧紧地钳住了，其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该集团军仍具有战斗力。4月25日，该集团军进行了变更部署，继续习·找仍想突破的地方，去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在西部，普霍夫的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5军在原先的地区继续同芬克的集团军进行战斗。在这里，芬克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层开了几个得到坦克支援的步兵师。
我认为，无论是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第12集团军司令，还是“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都不能不面对现实：他们一心想要执行的计划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原希特勒将军们，其中包括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战后的著作中把当时一切不合理的命令主要归罪于希特勒一人，而凯特尔和约德尔仅负一点责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凯特尔最初参与了芬克集团军进攻的组织工作，他采用了常说的两面派的手法。他当着芬克的面没有完全说明被围的第9集团军和在柏林以西被半合围的第3集团军已经陷入的危险处境，从而使芬克还充满着徒劳的希望。而在向希特勒报告时，又明显过高估计了芬克集团军的实际能力。
结果，希特勒继续相信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第9、第12和第3集团军的联合力量还可以拯救他和柏林。可能，他作出留在柏林的决定正是与这些希望有关。应当说，这一决定的前提不论多么希奇古怪，可它还是有某种逻辑性。我再重复一遍，德国人仍然希望，能在最后关头使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发生冲突。
4月25日，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的新尝试也未能得逞。敌人的冲击是凶猛的，但我们十分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同时损失也很少。
梁赞诺夫将军为了在这天支援叶尔马科夫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特别成功地使用了自己的强击机。强击机通常是低空一批接一批地活动，向进攻的德军坦克投去小型反坦克炸弹。现在敌人的坦克部队已经体验到当年，即1941和1942年我们坦克兵所体验到的一切。当时德国法西斯空军不许我们的坦克兵生存。
看来，这天对于芬克来说是心理转变的一天。他继续执行受领的命令，但是他的行动使人觉得，干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目的：进攻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到4月25日，敌人为柏林解围的一切企图，把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成两半，切断其突击集团与其余部队的联系的一切努力显然遭到了失败。任何东西已经不能使希特勒和躲在柏林废墟下面的残余部队摆脱他们所落入的陷井。
在希特勒军队的退却道路上，电线杆和树上吊满了士兵的尸体，似乎是因在战斗中胆怯和随意撤离阵地而被处死的。我用“似乎”一词是因为，按我的印象，德军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是很顽强的。在这些日子里，能把必然结局钓到来拖延几天和几个小时的几乎唯一的实际力量，不是希特勒或者凯特尔和约德尔，而正是这些士兵，
法西斯上层人物绞死自己的士兵，力图推迟自己的末日。我说的最原始的含义——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的精神死亡早就来临了。
所有这一切，究竟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够卑鄙、够狂妄的了。
在柏林，直接处于合围的有一个很大的德园法西斯军队集团，人数20余万，该集团包括：第9集团军6个师的残部，1个党卫军警卫旅，大批警察分队，10个炮兵营，2个强击炮旅，3个坦克歼击旅，6个反坦克炮兵营，1个高炮师，还有2个高炮师残部及数十个国民突击队营。而且，该集团在每天的战斗中，还或多或少地由市民加以补充。
所有可以彭动起来同我们的进攻部队作战的柏林市民，都鼓动起来了。他们不缺少武器。此外，市民们被用于进行防御作业，以及充当弹药搬运工、卫生员，甚至充当侦察员。
谈到柏林街道上穿便服同我们作战的那些人时，应当指出，这是战争最后几天和投降时将有的一种现象：一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官兵，为了设法不被俘获，乔装成老百姓，混入当地居民中。
总之，参加柏林防御的有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侦察机关提供的情报），我想，这个数字不完全准确，最大可能是，它不会高于、而只会低于实际数字。
4月25日，在柏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日终前，崔可夫集团军已在柏林市中心的东南街区作战，而在马林多夫区，崔可夫集团军左翼已与雷巴尔科集团军会师。加强有卢钦斯基集团军3个师的雷巴尔科集团军肃清了柏林西南郊的敌人，现在在进行争夺施马尔根多夫的战斗，迎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实施进攻。列柳申科在继续进行夺取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的战斗。
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在柏林战役现阶段上，我们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中出现的复杂性，并且，我要补充说一下，这种复杂性是难以避免的。两个方面军部队愈接近柏林市中心，出现的困难就愈多，特别是在航空兵的运用和瞄准方面困难更多。
在市内进行巷战时，确定航空兵对当时应该攻击的目标实施准确突击的方向，一般是很复杂的。一切成了废墟，一切都笼罩在火光、烟雾、尘土之中。从上面往下看，很难看清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从雷巴尔科的报告我得知，曾有过他的部队遭到我航空兵突击而造成损失的个别情况。
很难搞清，究竟是哪个方面军的航空兵打了陷入巷战的混杂人群中的自己人。
而如果由于某种疏忽，在前线突然打了自己人，而且还造成了损失时，常会引起极度紧张。在争夺柏林战斗时，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尤其是4月25日的一整天，这类报告一个接一个地传来，而且，显然，不仅报告了我，也报告了朱可夫。
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都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建议，希望对柏林地区作战部队如何进一步组织协同的问题，加以明确，消除谁也不希望的争论。
于是，根据大本营的训令，划定了一条通过米腾瓦尔德、马林多夫、腾珀尔霍夫、波茨坦车站的新的分界线。军事文书指出，以上各点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
这件事发生在傍晚。在确定分界线之前，雷巴尔科的1个整军和巴季茨基指挥的军，已过分界线很远，现已将他们所占地区划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必须将他们从柏林市中心撤回分界线内。但是，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就难了。凡是打过仗的人都能理解，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将自己的坦克兵撤回分界线时的心情是多么难过。
而且确实是他们首先进入突破，首先转向柏林，夺取了措森，强渡了泰尔托运河，经过最激烈的浴血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