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局未能得到巩固，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东北事务的企图严重威胁着东北的政局。这种时候，如果东北军贸然加入内战，难免给日本以可趁之机。所以，张学良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呼吁通过会商解决纷争。但是，大战前及大战开始后，张学良成了双方决定胜负的筹码，一时说客盈门，各方代表你来我往，纷纷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在双方对张学良的“开价”上，蒋介石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他的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轮着班盯在张学良身边。张到哪里，蒋介石的就跟到哪里。蒋介石先是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委任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么一来，等于把平、津两市和整个河北省送给了张学良。如此巨大的“实惠”，对张学良当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与蒋介石比较，反蒋派拉拢张学良的手段就不值一提了。联军57位将领于3月14日联合发出讨蒋通电后，阎锡山先后派行营主任梁汝舟、军械处长张维清和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赴沈阳，冯玉祥也派了邓哲熙、门致中等先后到沈阳劝说张学良加盟。但他们都拿不出什么“实惠”的东西来拉拢张学良，又因为职衔与张学良相比太低了些，所以除了一般性的交谈之外，在态度上很难表现反蒋派拉张学良的“坚决”与“诚恳”。这样，使张学良认为阎、冯二对自己不够尊重，也就虚与委蛇，不肯表态。而蒋介石则不同，他一方面对张学良诱以重利，一方面又采取老一套的分化瓦解手段，以高官厚禄收买东北军的将领。这就使张学良感到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手腕的“高明”，更知道蒋介石的不择手段的性情。初掌东北大权的张学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决定倒向蒋介石。这一天，是1930年的9月18日。恰好一年以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九·一八”联系起来，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一东北军入关，在军事上使日本有了可趁之机，张学良加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成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交易的筹码。可以说，这是张学良所犯的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张学良加盟蒋介石集团之前，冯、阎部队在中原战场上已呈败势。东北军一入关，蒋介石集团如虎添翼，在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双管齐下的攻势下，先是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其后晋军和西北军将领也纷纷自寻门路投靠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其它杂牌军更是忙不迭地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在蒋介石集团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阎锡山命晋军迅速北撤，回到山西老窝，企图保住这块赖以起家的根据地。而冯玉祥对此并不知情，仍集结部队于郑州外围，准备与晋军协力对付气势汹汹的蒋军。及至知晓实情，冯部将领已各奔东西，冯玉祥只身陷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被蒋介石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击溃了。
在击败反蒋军事联盟的同时，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反蒋政治联盟也宣告瓦解了。当中原大战的序幕刚刚拉开时，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开始了一场既要统一又互不相让的大争吵。说“统一”，是因为两派都是反蒋的，因为同受蒋介石的政治压迫而走到一起来的。但是，改组派与西山派的誓不两立是源自国共合作时期的，在党统问题上都十分敏感而且各不相让。在反蒋军事联盟业已实现的情况下，政治上也急需组成一个国民党中央，用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中央”。在此之前，为了对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三届中央表示反对，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另立过中央。现在，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二届中央为合法的党中央，因此争执不休，反蒋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战火的炮声中酝酿了5个月，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大战开始时，汪精卫正在香港。虽然为了建立反蒋中央的事，改组派与西山派都想让汪精卫尽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是汪精卫却迟迟不动身。他是想等桂系和张发奎北上战胜蒋军后在两广建立中央，不愿到北平去。一直等到桂系和张发奎被蒋军击败，汪精卫的如意算盘落空，他才寄希望于北平，遂于1930年7月23日转道日本来到北平。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并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反蒋的政治大联盟总算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可惜，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只坐了9天，张学良突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反对扩大会议。9月19日泰军大举关，“国民政府”也跟着垮台了。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议如何收场。但蒋介石挟军事胜利之感，根本不给阎、冯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早在10月3日的“大赦通电”中，就已把阎锡山和冯玉祥列了不可赦兔的名单中。随后又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
11月4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不依不饶，逼迫他们出洋，并发布了通缉令。在这种情势下，阎锡山不得不离开太原，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则秘密潜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冯玉祥也迁居到晋西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在这里，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上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开办了一所小型的军官学校，训练军事斗争骨干。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玉祥住在这里，为的是防备万一，倘若蒋介石逼迫过甚，他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蒋介石以权谋加上金钱的力量，击败并摧毁了以阎、冯、桂系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同时瓦解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反蒋政治集团。但是，这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却并没有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蒋介石仍然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经儿可教”
1．“复印”蒋介石
蒋介石叱咤一生，雄踞中国政坛几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时留下了什么？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将崩溃的经济、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郁结于人民心头的怨愤而已。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个，除开“第一夫人”宋美龄婚前有约，不愿生养孩子之外，其余三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千亩良田一根苗”，就是蒋介石的大公子。曾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蒋经国。
世所共知，蒋介石名下有两个儿子，长为经国，次为纬国。但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官方身份”，他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里，蒋纬国却又自称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之子，真正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洲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
依据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说蒋介石有一个儿子蒋经国。据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资料，蒋经国的生平概略如下：
蒋经国乳名建丰，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县人。
蒋经国为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小学、中学阶段分别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联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1935年在苏联结婚，妻原名芬娜，后经蒋介石改名为方良，俄罗斯人。
蒋于1937年返国，此后数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动。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1940年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并兼任赣县县长。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蒋经国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1950年到1954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1954年至1967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4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1月升任“国防部”部长。1967年2月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5月起任“总统”，并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在国民党内，蒋经国于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当选历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在 28日举行的十届中委临时全会上，通过由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当上国民党主席。《大公报》的这个“生平概略”的确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当选“总统”的事也略去了。其实，蒋经国一生无论做了多少事，建立过何等“丰功伟业”，也都比不上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宝座那般“辉煌灿烂”。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忽；从家族遗脉的角度上说，他登上“总统”宝座，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父业子承，使蒋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蒋介石若是“在天之灵”有知，得知此讯也该瞑目了，因为他的长公子终于不违父愿，成功地“复制”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绿花红。在溪口丰镐房蒋家祖宅内，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所生的蒋家嫡传之子蒋经国。
蒋经国出世时，蒋介石还在日本，丰镐房内只有蒋介石的高堂老母和发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诵经礼佛打发岁月，蒋经国的出生，自然使婆媳俩欣喜欲狂。从此，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个延续蒋家香火的“命根子”。
蒋经国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岁时，始人奉化武山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是当地的乡贤周东。1917年，蒋介石延请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顾清廉为经国授业，正式拜顾清廉为业师。顾清廉后来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天资虽然不高，然颇好诵读”。
就在蒋经国入学开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就是蒋纬国。蒋纬国乳名建镐，与乃兄的乳名“建丰”搭配，正是蒋氏祖室“丰镐房”的名称，这丰镐的称谓源于西周时期两个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至于“经国”、“纬国”则更深有寓意。许敬宗的《宗庙乐仪》中说：“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蒋介石以“经、纬”二字命名其子，寄望于他们将来成为“经天纬地”的杰出人才，其望子成龙之心昭然于世。
既是“经文纬武”，前贤之言不可不遵，蒋介石在培养两个儿子时，也是刻意遵循着“一文一武”的路线的。
“生子肖父”这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蒋介石自也未能免俗。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塑造”蒋经国的方面的确用心良苦，他要求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中国之政治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脑子里的“嫡传”思想在无形中左右着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向，对于“嫡传亲子”的蒋经国，他要将其培养成“政治家”，也就是项羽所说的“万人敌”式的人物；而对蒋纬国，显见因为并非“嫡出”，则只须将他培养成“一人敌”式的人物可也。所谓“文治武功”，最终还是要以“文”。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当时他只有8岁，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县城陪儿子读书。转年，蒋介石又不顾毛氏的激烈反对，把经国接到上海，先人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至此，蒋经国算是结束了旧式的传统国学熏陶，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逐步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巢臼。这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托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负起经国在上海的临护与督导之责。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经国的信中叮嘱：
“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出课堂，参加上海全市各阶层人的反帝示威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同年6月，蒋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吴稚晖主持的外语学校补习。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2周。
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