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看了这个蔡妈，她虽然是个佣人，但有时连宋美龄也要让她三分，她的权威甚至超过了侍卫长，除蒋介石之外，她对谁都敢发威使性，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威慑力和这样大的神通呢？其实很简单，她是宋家的老佣人，一向为人忠厚老实，坦率直爽，能帮助人，有求必应，只要自己能做得到的，尽力去帮助别人，勤勤恳恳地为宋家干活，因此博得了宋家上下所有人的欢心和尊敬。尤其是宋老夫人特别喜欢她。宋家的三个少爷和三个小姐都是她照料看着长大的，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哪个少爷、小姐淘气了，她都敢当面“教训”。她有天生的泼辣脾性，有话就说，有气必出，心直口快，从不存私，心胸犹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宋家人都知道，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发脾气，也是为了维护宋家的利益。因此，有时她的粗野之举，大家也都让她三分不去计较，等气一消了，她很快就会喜笑颜开。
蔡妈就是跟随宋美龄出来到了蒋介石身边的。
蔡妈见杜月笙竟敢如此对待宋家三小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大喝一声：“杜老板，你给我出来！”说着，将刚刚放到桌上的茶点等等，用力掀翻。桌子上的东西哗啦一声撒满地上。
“杜月笙，你放我们出去，我们要回去。”杜公馆的一些女眷们吓得目瞪口呆，她们从未见过有谁敢在这里发脾气。蔡妈不管女眷们怎么劝解，真真假假地撒起泼来。
此时的杜月笙正在他的房间里，为自己的“杰作”而沾沾自喜，听到蔡妈的一声呼叫，顿时怒火上升，刚想发作，瞬即又克制住了，随即嘴角边又撇出一丝奸笑。他本想不理睬蔡妈的叫喊，但那不停的叫闹声，又使他坐卧不安。他正考虑是否给蒋介石打电话说一下，恰好宋子文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宋子文听懂了杜月笙的弦外之音，是为交纳“保险费”的事。
宋子文放下话筒，驾车直驶社公馆，将宋美龄主仆二人接回。从此之后，宋子文暗中一直替蒋介石支付“保险费”。而杜月笙目的达到了，气也总算出了，一场“蒋杜争斗的把戏”收场了。但宋美龄始终没明白是她哥哥从中摆平了这场事件，还以为是蒋介石的威风使这群青帮大亨们屈服了呢。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
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早已“梦寐以求”的野心，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
“美人”到手，“江山”重坐，然而蒋介石的心情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愉快起来。婚礼前后，各种“不和谐”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杂音”一直萦绕在蒋介石的心头。令他感到头疼的倒还不是这种种“杂音”本身，而是“杂音”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他的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事，根本不买他蒋中正的帐。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不想坐在架空了的权力宝座上眼巴巴地望着诸侯雄踞四方。
北伐战争“伐”的是旧军阀，不料旧军阀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北伐中发展起来的“新军阀”们又成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拦路虎。这些新军阀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崛起，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暗中却又相互争权夺利，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地盘。倘若任其发展，坐视其大，蒋介石的天下是连一天也坐不稳的。
这种种“不和谐音”，搅了蒋介石新婚燕尔的好心情。
5．内助则柔，外助则刚
蒋介石所追求的“完善无缺的婚姻”，似乎在宋美龄身上得以实现。论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产、相貌、个人学识、修养等等，宋美龄都可算是当时中国无以匹敌的第一小姐”，这样一位小姐成为蒋介石的夫人，很快就成为蒋介石处理国内外日常事务的有力助手。
就大事而论，宋美龄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中积极争取美国援助等方面均有过大的贡献。
宋美龄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作风也比较民主，思维方式趋于西化，不拘泥古板，她有较强的事业心，热衷于妇女儿童事业和公益事业，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宗教事务也颇关心。在成为蒋介石夫人之后，宋美龄的政治立场始终与蒋介石保持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她也成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
作为蒋家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之一的宋美龄，她的千秋功罪自有史家评说。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妇女，一位基督徒，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的中国人，宋美龄也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更做过大量有助于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好事。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宋美龄婚后“相夫”的日常生活，一向鲜有人知，今录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的一段回忆，以见点滴：
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南道上都是轻步走过，我每次碰见，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宋美龄经常随蒋出访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总是三间，包括卧室、办公室、秘书室。宋美龄和蒋介石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宋喜吃烤鸡、猪排，蒋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烤肉、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有人从山下捎去蒸溜水应用，1935年暑期在峨嵋山时，还以瓶装矿泉水犒赏侍从室高级职员。蒋宋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80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声，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儿蒋说：“哦，我先见到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不认输。在溪口时往往手拉手徒步于妙高台、相量岗之间，此地群峰环抱，曲径通幽，风景独美。他们在千丈岩欣赏胜景，蒋称宋为Darling，但我一直没听到过宋称蒋为什么，即使出门散步时，便衣警卫跟随很近，也没听到怎样呼唤（依煦外国习惯，远远喊人是不礼貌的）。
待从室人员对侍从室称“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都不带姓，不带官衔。先生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是他侄孙辈，（从中尉升到少校级）；夫人的内务副官叫斯绍凯，平时穿蓝色长衫，没有军衔。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40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下手事。
宋也有私人秘书，所以她也有秘书室。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的，这或许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30多岁，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后来调到中山门外贵族学校当校务主任，宋美龄常常去视察，关心备至。继任的忘其名，个子很小长得不顺眼；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穿着时髦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叫吉兆鹏，广东人，40多岁，秃顶，带着妻子，是宋子文介绍的，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宋美龄的秘书主要是代她做些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个工作，他们相互联系，经常碰面，共同商讨，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龄辞了航委会职务后，即去香港，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经理、贵妇、小姐们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在做救济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时当然有些感到拘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所配的。
蒋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较节省，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每一个省、县若有耶稣教会，必邀集教友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1933年底和 1934年初在浦城、延平，都住在教会房子里。
1933年4月，宋随蒋在江西抚州，住在抚州中学隔河的木结构三间小屋里。有一天深夜，忽闻枪声，由疏而密，间有机枪扫射，延续约两小时，宋闻声后不惊慌，即持自卫手枪准备抵抗，后查明为外来部队过境，事先未联系好而发生误会。以后侍从室文职官员每人发给手枪。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送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见信封上一张邮票被扯去，她立即查询，经外收发胡某承认为集邮而犯下错误，送上原物，也就未予处罚。他俩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对蒋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悉心，处理得体。如1933年、1934年间公务繁忙，人少事多，侍从人员常由漏夜工作至天明。办公室离蒋送住处很近，宋往往亲自做糕点派人送给电务员谢耿民、邵恩手、孙德庆等人当半夜餐；对少数侍从人员，在年终时各送一套长袍马褂以资笼络。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饭多不方便，经王世和提了报告，宋就叫她的中国厨师每天中午多开一客，每次都是两菜一汤，很可口。当时我从早到晚都在“公馆”里，随时能遇上宋美龄，她总是微微点头微笑有礼，毫无做作。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不浪费分秒。她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每日必看书报。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柔。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对蒋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片子皆是小提琴独奏曲，都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至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宋美龄不在时，蒋也有这个习惯。宋对基督教的几个节日非常重视，按西方风俗过圣诞节，即使是在军务前线时也不忘节。1933年12月，蒋和家及侍卫人同机飞往福建浦城前线，我在随后一架波音发动机塞可斯基水陆两用机上，还搭乘有德国警卫顾问斯太乃司、电务员三人、宋美龄的女秘书一人、厨师二人，带有为宋美龄烤好的一只火鸡。不料一小时后，我坐的这架飞机一个发动机失灵，迫降在景德镇20里外的小河上。那正是圣诞节前夕，又因为有两个外国人（另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厨师不得已只好将那只原是宋美龄用来过节的火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以后我们赶到蒲城，因为文件由我携带着，蒋一整天办不了公，宋美龄要我以后都同机出发。
蒋的私人飞机里有一睡榻，因宋美龄有晕机病，在飞机上总横卧在睡榻上，但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事了。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总想把自已的小家庭安排得宽敞舒适，宋美龄也不例外，而是更讲条件。除了出去在外地临时住上三间平房或楼房将就一下外，她自然想要一个永久性的象样的公馆。
宋美龄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贾尔业爱路，正房约四开间，纵深颇长，楼下有一个大容厅，四十人不挤，也可放电影。这幢房子本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是宋家买过来的，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是法租界住宅区里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抽木条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十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三倍，有小溪行贯过草坪，溪阔3米，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间以假山，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并不觉得身处闹市。由一个40多岁麻脸男管家看管。
室内布置除应有的大小沙发、大茶几桌椅外，墙上挂的颇精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大山人画的春、夏、秋、冬四花鸟条幅，意境逼真，确是神品。这座房子终蒋之身总共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住不上两个月，无论蒋去南昌、重庆、昆明、贵阳……宋美龄有时是稍后赶来，有时先期回来，这种时候宋总是单独在这里住上一个时期，并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
抗战前在南京曾住在中央军校校长公馆，楼下有客厅。饭厅、秘书室、副官室，还有一个狭长的小会客室。宋会客就在一排玻璃窗到底的圆形书房，墙上挂着意大利人画的风景画，我见过她在这里接见过卫生署长刘瑞恒。上海税务局长吴启鼎。楼上的房间全部都是他们俩受用。室内布置平常，墙上也不挂画。
这个公馆并不中宋美龄的意，她在1931年起就看好了中山门外小红山的一个山坡；在树木丛中从未有过建筑物，四周围都是空旷地。她就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我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从这里朝东北方向可望见中山陵，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建房的任务交给南京市工务局长赵志游，由陈品善为主的好几个人设计了多种建筑图案，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修整好几次。市长魏道明和赵志游为了讨好宋美龄，还特请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画室内墙壁的装饰花样：有千姿百态的鸟群嬉戏在嫩绿翠柏林中。屋内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他们各人一间）以及其它众多的大小房间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施工又常加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淡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于是这座房子长期不能竣工，抗战前夕只好停止建筑，抗战胜利后方才完工，但事过境迁，也就不以为好了，宋美龄把它改作耶稣教堂，每逢礼拜日准时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1934年在庐山观音桥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蒋、宋盖起三开间的小木屋，在水泥平台，坐在靠椅上静听桥下泉水叮咯，远眺五老峰雄峙众山，颇心旷神信。但他们只小住几天，就废置了，改买了一所外国人的旧房子，即枯岭路十二号；那所房子起先叫十三号，我提醒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基督徒忌讳十三这个数字。”他改为十二号。这所房子傍依山脚，门前低，后面渐高，有个大平台，他们常常围坐在那里打桥牌，谈笑自若。张学良的美籍犹太顾问瑞纳常来作客，宋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