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圣经，就算是一个教区的小教堂，也不会拥有一整本圣经，能有若干经卷便已非常了不起；若连低级教士都没有机会阅读圣经，那一般平民百姓就更与圣经绝缘了。不过，当印刷术由东方引入欧洲、且逐渐普及化後，情况开始有变，从1450至1600年，书籍数量激增二十倍，书价便宜，较多人负担得起；圣经之印行量亦因而大增，1520年时，在欧洲流通的圣经约有一万二千册。
更正教提出＇惟独圣经＇的口号，是需要有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说的下层建筑）配合方能生效的。若非教育进步、识字人数增加；若不是印刷术发明、圣经大量印行，人民根本就不能阅读圣经，也不可能拥有圣经，＇惟独圣经＇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罢了。
第三，经院哲学崩溃。这方面由於牵涉太多复杂的神学问题，无法在此详谈，我只能提纲挈颌地略提一些要点。自十二世纪以後，＇唯名论＇逐渐压倒以新柏拉图主义与奥古斯丁传统为骨干的＇唯实论＇，教会多年来艰苦经营出来的一元化、由上而下的神学模型备受挑战。取而代之最重视具体特殊的现象、经验主义的知识论，多元化神学思想抬头。由於道统与教统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一元化的道统之不存，人对教会权威的尊敬便随之减少了。
与此同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兴起，对圣经及古教父著作的研究大增。不少学者从基督教的原始经典里，既发现教父间就同一个神学课题原来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也发现圣经、教父的看法与现今教会的教导有许多差异之处；他们遂开始怀疑罗马教会的教导的唯一性与合理性。马丁路德便是藉著研究圣经及奥古斯丁的著作，寻到他赖以反对大公教会的权威与理性基础的。
第四，经济发展，教育普及。许多富有的城市兴办大学，作为当地文化会会萃的标志。这些大学成了教会以外的学术力量，并不受教会所管制。譬如说，马丁路德任教的威登堡大学（WittenbergUniversity），虽然教授主要由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便是属於这个修会的）提供，但学校的管理权却在世俗贵族——撒松尼的选侯、绰号＇智者＇的弗得烈（EIector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1486…1525）的手上，故马丁路德可以在世俗政权的保护下，获得教皇治权所不能及的学术空间。大学遂成人文主义思想孳生的地方。
D．灵性因素。
宗教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属灵觉醒运动，那麽，促成这个运动产生的必然不仅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有深远的灵性因素在其中了。
许多更正教的学者或牧者，对大公教会千馀年的历史，作了片面而歪曲的报道，例如指摘教会早在二世纪开始便已堕落了，而在四世纪成为罗马国教以後，教会更深陷在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里。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与事实的距离相隔不止千里之遥。
我当然不会说中世纪的教会是理想的教会（也根本没有一个时期的教会是理想的），但我绝不同意天主教或大公教会在千年以来，均处於漆黑一片中。若说二千年的教会历史中，竟有近千年的黑暗时期，那基督作为教会元首、圣灵作为保惠师，便难逃失职的嫌疑了；而这个自其传递以来，黑暗时期远较光明时期为多的宗教信仰，其真实性亦甚可疑了。（有人甚至偏激地认为教会自保罗後即开始堕落，且要待到宗教改革，甚或他们所属的宗派领袖出现以後，教会才开始拨乱反正。二千年教会足有一千九百年堕落，这样的宗教叫人如何置信呢！这样自大自义的心态，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中世纪的教会，确实是存在著豪奢荒淫、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教士渎职、道德水准低落等问题；宗教改革前夕，这样的问题尤为严重。但是，腐败只为教会招来人民的广泛不满，为改革预备好心灵的土壤，却并不直接促成宗教改革的发生。并且，正如我在下文详细说明的，宗教改革的真正改革意义，并非在使教会由腐败的一转而成为圣洁的；否则，我们也许需要更多宗教改革，甚至该主张＇不断革命论＇呢！。
事实上，在宗教改革前夕，教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罪恶满贯，而是旧有的属灵模式失效。随著时代的演变，传统的属灵模式开始显得落伍，过去建造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属灵标准与要求，已无法满足商业化的城市生活与世俗心灵；昔日那种依附权威，信托教会、圣职人员、圣礼等中介机制来接触上帝的方法，已难以安顿渴求独立思考与自行经验的宗教心灵。
在十四、五世纪时，教会面临危机是人人皆知的；不同阶层的人士均感受同样的危机，但又不知如何解决。大公教会曾多次召开大公会议，企图推行改革之路，可惜均未曾见效。也有不少人企图透过重振传统的属灵模式，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灵性低落的问题。例如金碧士（Thomas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ImitationOf Christ）便是在此时期写成的；全书宣扬的是贫穷、俭朴、出世等典型的修道主义理想，企图藉此挽救教会腐败的颓风。问题是，在中世纪这样一个封建、农业、静态的社会里，推销出世思想，或许能适合人的需要；但在商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中鼓吹同样的思想，便肯定存在著隔阂了。这种遥远的主张只能令人欣赏、羡慕，却无法与当时中产阶级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期望的是使信仰更符合进步与发展中的社会，且对世界、物质、学术有较多正面的肯定；他们不欲离开世界来寻求信仰的意义，却盼望教会将信仰意义引入他们所处的世俗生活中。教会企图以早告失效的属灵模式，去解决因著这失效所造成的属霾弊病，将问题的根源变为答案，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了。
（一个与前述的情况相仿的例子：香港社会道德水准低落，人欲横流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这与传统道德观失效、新的道德观又未曾建立起来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若不了解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人心态的落差，是造成现今道德虚无主义盛行的原因，而妄图藉重振传统礼教来解决现实问题，将问题变成答案来应用，则不管我们推行多少次儒学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也不会使香港人品格高尚起来。）当时，民间有许多自发性的研经运动，最负盛名的要算是伊拉斯姆 （Erasmu ot Rotterdam， 1467－1536）了。伊拉斯姆与马丁路德同属奥古斯丁修会。1516年，他首先倡议及促成希腊文圣经的重印。所以，马丁路德并非注重读经的第一人。这种研经运动，也可以说是对当时面对的属灵危机的回应。
IV。 路德的个人档案。
A．家境与学业。
马丁路德生於1483年，卒於1546年。他在德国东部艾斯利班城（Eislebon）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父亲不久由务农转业为矿工，後经营矿场。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1502年取得学士学位， 1505年得硕士学位。父亲一心让他朝律师之路进发。但据路德忆述，他在一次旅途中遇风暴，受惊而呼求：圣安娜救我！我愿意成为一位修士。。〔相传圣安娜（St．Anne）为玛利亚的母亲，被教廷封为圣人。〕结果在他平安归家後，为了守此誓约，虽遭到家人大力反对，仍坚决投进奥古斯丁修会。这个故事很有趣，但却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路德是一个具有十分强烈宗教感的人，这从他日後的宗教经验中可以得见；他应早已有心过完全奉献的生活，进入修会不会是临时而仓猝的决定。
1507年，马丁路德受封圣职。修会的长者很快看出路德具有研究学问的恩赐，遂派他到威登堡大学教授伦理神学。威登堡大学是一所当时新设立的小型大学，位於撒松尼附近，由选侯弗得烈全资兴办。路德在教授神学的同时，获准修读神学博士学位。当时一般人要到四、五十岁，才可能获修会批准修读博士学位，因为这是花费高昂的投资，马丁路德是个十分突出的例外。路德在1512年完成博士课程，正式成为威登堡大学的圣经教授。
B．属灵挣扎与出路。
1．挣扎：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马丁路德是个敬虔的修士，他渴望过完全委身的生活，也渴望成为一个表里一致彻底圣洁的人。他追求深度的属灵生活，却常常落在挣扎与绝望之中。马丁路德的困扰是：愈想成为谦卑的人，便愈触碰到心里彷佛是扎了根的骄傲；愈要敬虔，心里愈有反叛的意念：愈要圣洁，便愈发现灵魂深处的罪恶，愈觉得自己离圣洁的标准甚远，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18下）。他落入极深的困境中，无法自拔。
他的神学思想是促成这个属灵困境的其中一个原因。路德受唯名论的神学家奥坎（ William of Occam，约 1300－ 1349）的影响甚大。奥坎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神是绝对神圣、自由及自主的；既不受人之理性掌握，也不为人的工作与圣礼左右。人不能凭任何法事、功德、行为（包括圣礼在内），操纵上帝来达到某个预期的宗教性後果。上帝是绝对自主的，人不能控制上帝分毫。这种思想今马丁路德无法藉某些宗教行篇来为自己的困境寻觅出路。他清楚知道不能透过长期祷告、禁食，使自己变得较为属灵；也不能藉任何义行改变上帝对他的诊断。路德愈认识上帝的圣洁与光明，及其与人的差异，便愈照见自我内心的污秽与黑暗。这是信仰的（paradox）：对信仰愈是认真的，便愈自觉不足；在信仰上马虎了事的，反倒自觉在水准之上（甚至每每以「谁能无过？有错能改，善莫大焉。来作自我开脱）。
马丁路德受困极深，遂求助於修会副会长史道柏兹（JohnStaupitz，1524逝世）。史道柏兹很关怀路德，他在了解路德的困境後，便介绍他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路德藉此接触到奥氏所诠释的保罗神学，确认救恩是上帝主动来拯救人，与人的作为无关。
1513至1518年，路德在威登堡大学教授诗篇及罗马书。诗篇所反映的神学思想，让他坚定地反对神秘主义的属灵观；他不相信人可以搭建一道天梯，逐步逼近上帝，最终与他契合。他却认定人无法接近上帝，只能是上帝来接近人。路德这种观点，进一步否定人有成为属灵人的可能。
路德曾经在 1510至1511年间前赴罗马朝圣，一心寻求启迪，以解决他的属灵危机。但他在那里发现的却仅是混乱与腐败，因此对教廷深深失望。
2．出路：因信称义。
直到某年（马丁路德的「重生」日期不能确定，大概是1512至1519年之间，多数估计为1516年），当路德读到罗马书一章17节：惟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他的眼睛突然豁开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属灵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在这节经文里，路德看到惟有藉著信心而得生命的人，才被上帝看为义人（其实他刚好将经文的意思反转过来），这节经文便成了他的属灵突破。路德确信人不能靠己力达到敬虔境地，得蒙上帝的悦纳，因为人本身就是不敬不虔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限制，并且甘於接纳这样的限制，从而放弃藉自力来成为义人的妄想。事实上，上帝之所以接纳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圣洁，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信心；因著信心的缘故，上帝把我们当作义人（称义）。为甚麽信心有这样的果效呢？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藉著信，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与基督连结起来，我们躲在基督的身後；上帝的审判眼目不再看到我们及我们的不济，而只看到基督和他的义，他更把原为基督的义，转拨到我们的账户上来。如此，上帝因著耶稣基督的缘故，称我们为义人。
这里路德所理解的义，不是人的义，而是基督的义、上帝的义。他相信罗马书一章17节提到的义人，不是指人藉努力行善而得的义（active Justice），而是他获得上帝的义这份白白的礼物（passive justice）。
＇因信称义＇ 是路德在信仰上的重大突破，它也成了更正教一个关键的教义，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义人，才能讨得上帝喜悦； 他在最根本的结构上，完全没有成为义人的条件与可能性。人之所以能讨上帝喜悦，全因耶稣基督之故；所以我们是被称为义人。对路德而言，他不相信基督徒有成圣的可能（必须紧记，他不是在信主前经历欲为善却不能的属灵危机，而是在信主之後；所以人在道德上的无能不单是在信主前，而是终身的，与人的本质及结构有关）。加尔文认为人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称义的结果，但在称义後却仍须学习成圣，故基督徒的一生有两个阶段：称义与成圣；但路德却认为人永远不能离开称义的地步，永远不可能在事实上成为义人，他能讨上帝喜悦的凭籍，只有信心一项而已。
路德的见解最有相当见地的。任凭我们如何热心，为主作了多少工作，也不能在上帝面前邀功；而只能对主说：我本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作本是应该作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因著耶稣基督的缘故，才接纳我们手所作的工；藉著称义，上帝接纳我们所奉上的祭，就是那总是残缺不全的祭。人不能离开称义而活，称义不仅限於初信主一刻，乃是一生之久，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路德强调在基督理的自由，他甚至鼓励我们『勇敢犯罪」（意思是冒犯罪的危险去作抉择）。因为人不能永远只做对的抉择，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做所谓＇对了＇ 的抉择，上帝也不会因他偶尔抉择对了而决定接纳他，他只因基督的缘故，而把人看为对的（称义）。这样，我们便在基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免於恐惧犯错的自由。
现今我们为很多＇坏神学＇ （bad theology）所影响，常常讨论如何准确地猜度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断求问上帝在自己生命中每一步的旨意，彷佛他严格监管著我们每个抉择，并为每个抉择预先布置了他的标准答案，然後要求我们猜想出这个标准答案；要是我们猜不中的话，则它便会因著我们的脑筋不灵，而治我们的罪。若事实真是如此的话，我们便得惶恐度日，免得有所差池，祸从天降了。但上帝果真这样子要求我们寻找他的旨意吗？倘若他对人有指示要求，为甚麽不明明说出来，好让人知所遵行，却要放作神秘，东藏西匿，扭扭捏捏？他究竟要考验人对它的顺服，抑或在锻炼人猜度的智慧？当然我们都同意，上帝若清楚显出他的旨意，人便得不折不扣地顺眼遵行；但人若每一步都要推敲猜度上帝隐藏的心意，他便没有甚么自由可自了。我们不是要放意犯罪，但我们不用惧怕自己会因偶然犯错而遭受天谴；人只能藉信靠耶稣基督，才讨得上帝的赦免和喜悦。这是路德有关基督徒的自由的思想。
V．反对赎罪券的行动。
A。 赎罪券的售卖。
在中世纪後期，教廷财政收入非常拮指。一方面，原来每个地区的教会与人民均须向教廷缴税，称为＇彼得便士＇（Peter'sPenny）；但随著世俗君王权力日益壮大，他们从中剥削并禁止其辖地的教会将金钱运至罗马教廷，教廷财政便自然陷入困境了。另一方面，教廷与教会上层人士生活日益奢华，亦是财政危机的罪魁祸首。教廷面对经济困扰，必须广开财源，赎罪券的发售是其中一个徵集资金的方法。
这里我们谈一谈赎罪券的缘起。首先，中世纪的大公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