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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初，美国情报机构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苏联不太可能维持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当时尚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如何。在霍普金斯访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出一个联合支援使团前去莫斯科讨论苏联的需求，在伦敦负责军事援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比弗布鲁克则是丘吉尔派的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这次会谈所采用的方式虽然符合共产党人的惯例，但西方代表团却感到意外和震惊。在9月28日第一次会谈中，大家较热诚。斯大林概述了前方军事形势。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新鲜内容，反而产生一些错觉，因为这个独裁者掩盖了苏联失败的真实原因，而佯称完全是由于德国装甲部队实力太强所致。第二天会谈时，气氛迥然不同。代表团成员感到对方充满着猜疑和敌意。会谈毫无结果。斯大林对会谈议程几乎不感兴趣。无礼地暗示说，是苏联挑起了战争的全部重担，并说已提供的援助微不足道。次日，斯大林采用巴甫洛夫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手法（这种手法在以后与外国政界人士和特使们的许多次会谈中已司空见惯了）。他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表现随和，很快便达成协议。接着又是一番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畅饮伏特加，频频举杯祝酒，离开时总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终于达成了协议，虽然这协议仅仅说明苏联人愿意接受援助。这次会谈表明了苏联人采取只取不予的手法，给苏联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一直到那时，美国始终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而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这方面的情报是不会提供的。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获悉他们还得冒着风险把军用物资和补给品运往苏联港口。会谈中，这种态度上的突然变化可能有双重目的：一是使英美与会者感到不知所措而动摇他们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使代表团成员欣然离去。这是针对当时德国电台有关会谈破裂的宣传最好的一种批驳办法。这次会谈有点象征收保护费，因为会谈向这位独裁者表明，为了与他结盟西方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苏联外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十分重视战后的欧洲国界线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当时苏联军队在白俄罗所以及乌克兰遭到失败，德国人即将向莫斯科挺进。那时英国还是个资源丰富的第一流强国，已取代德国的地位，似乎成为战后能与苏联觊觎欧洲大陆的野心进行对抗的唯一欧洲国家。莫斯科逼迫英国承认1941年苏联的国界线。这条国界线把非法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波罗的海国家、部分芬兰以及波兰领土都纳入苏联版图。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问题上，斯大林只好改变立场。他认为建立一个新波兰对苏联的利益极为重要，愿意在苏联领土上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提供立足之地。这可能是为了（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表明）使他便于控制或在需要时扼杀这个政府。1941年他就在盘算如何处理东德的领土和如何保住苏联在中部欧洲的地位。他想和丘吉尔做一番交易，签订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来划分欧洲的势力范围，就象1939年8月同德国的做法一样，他认为美国对欧洲的看法是对欧洲的干涉。但是丘吉尔不事先与美国协商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这一点对斯大林并不是没有影响。丘吉尔常常被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绪所苦恼，他担心斯大林强迫别人承认他攫取的领土是作为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所索取的代价，所以，丘吉尔很想与他达成某种协议。但罗斯福和赫尔坚决反对给斯大林预支“贷款”。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不愿纠缠在欧洲那些问题上，他深信政治上的国界问题和血缘问题应放到战后和平会议上去解决。
战争初期，苏联和英美在战争目的上分歧很大。当时这已是很明显的了。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自豪的丘吉尔，却对斯大林和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同僚们的战争目的持乐观态度。尽管丘吉尔否认为了和苏联结成联盟而丧失原则，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唯一的目的就是消灭希特勒。然而这一值得称赞的意愿，竟然简单化地成为战争目标。斯大林和他的政府也同样决心消灭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但是，甚至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已经在设想战后欧洲的前景，目的不仅在于赢得战争，而且在于赢得随之而来的和平事业。对丘吉尔来说，唯一的敌人是近在法国的加来，而俄国人则离得很远很远。丘吉尔是否认真考虑过，战后欧洲将是由一个强大而又有威胁性的国家的独裁者、一个罪恶多端的狂人被另一个独裁者和狂人所取代，这是令人怀疑的。罗斯福的态度和政策有点自相矛盾。战争初期，他决心不把别国领土让给斯大林，这使他赢得了声望。但是，他和国务卿对中欧和东欧没有明确的政策。他还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目的及手段，对战后欧洲的设想是基于相信苏联会根据和会的决议和希望而撤离所占领的土地。看来，罗斯福对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缺乏了解。他倾向把进行战争的政治责任下放给战地司令官和参谋长。罗斯福在决定对抗纳粹德国的措施时大胆而有远见。他坚定地维护基本的自由权力。他并不认为苏联成为联合国前身那个组织的成员有什么不合适。王权思想不合他的口味，他对不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持有偏见。他不喜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至少是西欧类型的）。他对别人指责他用美国资源扶持英帝国非常敏感。同其他伟人一样，罗斯福是一个自负的人。他非常相信靠他的人格和规劝的力量能把敌对的斯大林争取过来。这种信念最终还是错了。
后来斯大林施加高压，想迫使英国向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英国与这些国家并没有争端，与这些国家宣战对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进一步孤立芬兰。另一方面，这年年底日本在太平洋向英国发起进攻后，苏联并没有向日本宣战。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那时要去莫斯科，主要目的是谈这件事。会谈象通常演戏一样。第一天，即12月16日，斯大林企图逼迫艾登讨论战后欧洲问题，包括苏联的国界的具体划分以及分割德国的问题。会谈几乎毫无进展，但气氛还是友好的。第二天，艾登就象以往别人一样感到震惊。斯大林怒不可遏，根本不讲道理。莫洛托夫尽其最大努力也无济于事。整个气氛紧张、冷淡。在12月19日第三天会谈中，通常的第三幕开演了。在艾登前面的是一位温和得多的独裁者。在最后一天晚上的会谈中，艾登提出第二年春天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问题。斯大林只是恳求目前不于预，理由是苏联人民在思想感情上会反对这种战争。和以往的会谈一样，最后艾登在一片热情款待中结束这次会谈。
在腊斯登堡，德国元首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美和苏联不可能合作，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他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长远目的是在各地推翻资本主义。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合作的破裂，并从中捞到好处。而英国和美国决心使他们与苏联的联盟不因为德国的宣传或苏联的不信任和挑衅而遭到破坏。
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事先毫无所知。当日本海军轰炸机袭击珍珠港的美军基地时，希特勒和美国人一样感到震惊。那年早些时候，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与松冈洋右会谈时，他们想要日本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对付太平洋和远东的英国人。他们保证一旦美国或苏联干涉就会支援日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为了打消东京的担心或忧虑。德国并不希望日本也进攻苏联或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总部似乎对劝诱日本攻击苏联远东的沿海地区又逐渐发生了兴趣。7月10日，里宾特洛甫指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着手办理此事。日本似乎作了一番考虑。在此前一天，即7月9日，哈尔德同陆军情报局局长马茨屈还交谈过，他们认为德国对日本的要求仍不明确，“我们既然要求日本去进攻新加坡，现在为什么又唆使它去对付俄国”。
8月4日，日本驻柏林武官本泽中将拜会了马茨屈。金策尔的记录是这样记述的，本泽提到日本有可能不顾困难和其它曾作过的许诺，“格守三国条约对俄国发动进攻”，关东军若从满洲发动这场进攻，最低限度要用十六个师，编成四个军。此后，这件事便不了了之。据瓦尔利蒙特说，德国人实在太自负了，以至日本人提到可以帮助时，竟然遭到拒绝。8月19日，日本人告诉奥特将军说，日本目前无意介入战争。
诚然，克里姆林宫不知此事。当苏联遭受德国进攻时，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人也插一手。6月23日，苏联驻东京大使询问日本外相，日本是否想恪守中立协定，他得到的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在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前，苏联一直担心自己受到关东军的威胁，不敢减少那里的部队，尽管在莫斯科战役期间确实抽走了一些。1941年8月，他们有些担忧，伯日本会对美国经海路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给苏联运送物资制造困难。按计划主要靠美国船只每月向那里运送二十二万吨食品。日本对美国发起战争后，这条补给线并没有被切断，因为一百二十艘美国太平洋货船换上了苏联国旗。
具体地推测日本进攻苏联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并无多大益处。那时日本是第一流的军事强国。日本陆军和海军飞机在质量上远比苏联空军优越，如果日本动手，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力量有可能会迅速被摧毁。另一方面，日本坦克部队相对来说是弱的，十六个步兵师难以成为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深入到西伯利亚。最坏的可能也不过是苏联可能失去苏联在远东的沿海工业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岛以及西方的一半进口援助。另一方面，假若日本全力以赴对付苏联而不打美国和英国，如果日本作为德国的亲密盟国在夏季参战，苏联全境可能很快就为他人所占领了。然而，日本如果不进口某些战略原料，尤其是石油，他的实力是有限的。这些原料，只有从美洲、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或英属中东才能获得。日本倘若不先使美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就不可能对苏联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它的生存要依赖太平洋水路。美国早已同情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中国，因此，要美国在这方面支援日本是不可思议的。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说，日本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12第十二章 维亚兹马和秋季的泥淖第十二章 维亚兹马和秋季的泥淖艾伯特·西顿 ＇英国＇＇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德国投入东方的战争时，弗罗姆的后备军只有四十万后备兵员，油料储备只够两个月到三个月使用。被德国陆军总部留作预备队的二十八个师，除了三个师，全部都参加了夏季的作战。德军遭受的伤亡，虽只是苏军伤亡的一小部分，但远非轻微，到8月26日止，已达四十四万人，其中九万四千人死亡。到8月底，分配给各处的补充兵员只有二十一万七千人，可是他们到达各自的单位无疑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很多人在到达铁路运输终点之后，还需徒步行军。除了波罗的海地区能利用海上运输以外，油料补充日益困难，其原因是缴获苏联铁路车辆太少，尤其是油罐车就更少。这就是说，若不把苏联的宽轨改为欧洲的标准轨，铁路的利用率是很低的。德军坦克部队的实力，由于人员的伤亡和车辆的损坏，已降到编制定额的一半。灰尘、沙地和长途行驶使发动机严重磨损，而提供新的发动机进行替换，又有困难。摩托车辆也负担过重，按编制，缺少三分之一。由于希特勒决定对新组建的师提供装备应优先于原有的部队，结果坦克和摩托车辆的整个供应状况更加严重。
部队得不到足够补充的状况，在勃劳希契和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眼里显得相当严重，而在战场上（尤其是在徒步行军的步兵兵团里）实际情况更比这糟得多，因为人员、马匹的劳累和武器的磨损是无法以统计表的数字反映的。物资短缺和降低补给标准，使人们初步看到了德国今后的命运将发生变化。8月底，古德里安抱怨说，装甲部队已筋疲力尽，战斗力己很有限。他举明策尔的第6装甲团为例。他说，该团按原建制约有一百五十辆坦克，到9月14日能作战的坦克已减少到十辆。到目前为止，坦克兵的伤亡不重，但摩托化步兵连已减员到每连五十人。人们已注意到，新的补充人员缺乏作战经验，也不坚强。没有冬衣。皮靴、短袜和衬衫很缺乏。面包也不能按时供应，汽车的水箱没有防冻液。这还是得到宠爱的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情况。步兵的情况更要糟得多。
第22步兵师（不仅仅这一个部队如此）注意到：在战斗中新补充的步兵越来越难指挥，各级人员已形不成一个整体，人们不再凭他们的自觉主动采取行动，一切意外发生的情况都得由上级下命令处置。第98弗朗哥苏台德步兵师也有同样的感受。这个师的师长，也是该师军史和日记的撰写人，在评论赖歇瑙这位狂热的陆军元帅所发布的命令每个下级军官都要在自己的地图图板上写“不停地追”几个大字时，提到种种不祥之兆。机动车辆陷入泥淖无法开动，步兵劳累不堪，每天有几十匹战马在执行任务中死亡。执行一般勤务的装着滚珠轴承的胶轮马车不堪使用，它们难以适应糟糕透顶的道路。在当地征用的农用轻便马车显然不受恶劣环境的限制。德国、匈牙利和爱尔兰良种马由于劳累和饥饿而死去，但当地矮小的俄国马却能生存下来。它们什么都吃，甚至吃白桦树的嫩枝和农舍屋顶铺的茅草。通信兵和摩托通信员开始在森林中失踪。步兵的“休息”成了“执行新任务”的同义语，这新任务是搜索森林，寻找潜藏的敌人。这个步兵师常常沮丧地回忆起送给游击队成百吨弹药的“礼品”。由于没有运输工具，这批军火在新格利鲍夫交给一个俄国老人保管。各步兵连仅剩下三十到四十人。有一个步兵团，从7月31日到8月10日，损失了三十七名军官和一千二百名士兵。这个师在9月27日补充兵员到达时，已减员三千八百人。某个营从补充兵员中分到三十七人，它报告说，这种补充只不过是向大海注入一滴水而已。一个科堡的炮兵连分到十六人，他们冷漠地说：“很明显，在科堡已没有什么人了”。一个团长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国家里，要征服的土地真够多的。然而，步兵与摩托化部队的看法迥然不同，因为他身后的每英里路都是靠他本人花费力气走道来的。只有步兵能懂得这一点。他们一连好多个星期和污泥、雨水打交道，有时热，有时冷，吃得差，且不能按时就餐。他们拖着疲劳的、长满虱子的身子，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进攻，保护他们的只是他们身上的一张皮。他们的动力除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