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而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殷实农户，反而被强迫接受，秋天则以高于法定利率的数额逼勒还贷，一个原本惠农意义的“新政”，结果却成了地道的扰民主之举。同样，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过程中，类似的扰民行为也司空见惯。当时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的批评，其实主要集中在扰民和聚敛上，实际上并非一点道理没有。将司马光视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实有失公允，至少在那个时代，他应该算是一个富有士大夫责任感的人。只是，他只看到了新政之弊，过于看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王安石变法虽然暂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却难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竭泽而渔之嫌，而且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加剧了朝野、官民的紧张，所以不可能顺利推行下去。但是，变法失败后，一部分道德感很差的官员意识到了新法对他们的莫大好处，结果后来的朝廷上，不断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新旧政的拉锯闹剧，直到北宋灭亡。历史学家公认，后来的新政已经完全变了质，成为搜刮民财的灾难。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场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改革，是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变成自我渔利的机会的。
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一度曾经想过有所作为，想要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算是西晋的功臣荀勖却一盆冷水浇过去，言道：省官不如省事。无论荀勖其人在历史上多么不堪，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有道理的。当面对一个素质低下效率不高的官僚体系，却又离不开它的时候，要想改革只能循着“省事”的路径，什么时候国家的“官情”变了，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变招。如此，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凡是国家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政治往往会以“无为”的面目出现，因为只有尽可能地不生事，简化行政程序，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明代中叶张居正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从税额上来看，百姓负担是加重了，但改革却很顺利，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手续简便，项目单一，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百姓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所以推行顺利。的确，省事比省官更有效。
52。宰相的座位
所谓宰相的座位，不是说宰相家里或者官邸里的，而是宰相在上朝时的座位。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古代题材的影视剧中，看见不论是什么朝代，上朝时所有的大臣，包括宰相在内规规矩矩地分班肃立，而皇帝则高高在上，踞坐在龙椅上，听大臣们低眉顺目地奏报。这些场景无疑又气派又好看，但却不都是真的。
在宋朝以前，上朝时宰相是有座位的。魏晋之前，三公就是宰相，“三公坐而论道”，上朝没有坐的地方哪儿行呢？皇帝坐得，他们也坐得。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登基，居然要拉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那时候还没引进椅子），丞相不仅有座，而且要和皇帝平起平坐，引得外间纷传：“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南北朝结束。隋唐兴起，皇帝虽然牛气了许多，但执政的宰相依然不弱，这个时代以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这些宰相们在朝堂之上依然有座位，而且可以跟皇帝争三争四地唠叨。
宰相们的地位高，权力大，责任也重。有时候，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大旱啦，涝灾啦，地震啦，宰相也要负责任，丢掉乌纱。就算是皇帝不下令免职，知趣的，自己就悄然隐去。因为自古传说，执政者是要承担调和阴阳之责的，有灾异，古人就认为是阴阳不谐，原因是宰相没有做好工作，所以他们要丢乌纱。
宰相没上朝座位，据说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有的说法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从后周继承下来的宰相范质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正讲着，赵匡胤突然打断他说，你先不用讲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质遂起身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已经没了。原来趁范质站起来的时候，皇帝悄悄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儿也没有办法，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玄，把赵匡胤说得像个市井无赖，或者乡下的顽童，居然在朝廷上干这种骗人起立偷偷撤椅子的勾当。如果要是真的话，那么范老先生说不定会来个大屁股墩，非闹得朝上大乱不可。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军汉出身，对读书人却还尊重，头脑也相当清楚，想来不至于当众这样胡闹。
比较起来，另一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说是范质自以为是前朝旧臣，不是赵匡胤的亲信，所以宰相当得不踏实，因而自我贬损，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上茶。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以后遂成定例。然而，范质的马屁并没有保住他的地位，不久宰相就被那个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取代了。
从此以后，宰相乃至整个朝臣们的地位就每况愈下，明清连宰相也不设了，皇帝老儿自家一个人既做皇帝又当宰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自家忙不过来，就找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虽然干的都是过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从官制上讲，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质，人员都是从别的衙门中抽调过来的。所有人的本职都是原来的官，他们入阁或者入军机处，本质上不过是给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没有丝毫的专断处置之权。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处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阁老与军机大臣非但与从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与宋朝没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赵普当宰相的时候，有时赵匡胤想要添置点东西，赵普不点头，就是什么也添不成。气得赵匡胤哇哇直叫，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从前了。
从明朝开始，这种宰相的风光就再也不能出现在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风。明代原本帮皇帝打点笔墨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的昏庸和懒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权”，成了“立皇帝”。朝臣们包括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上朝议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想站着说话必须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权的地位，在臣子们的“五体投地”中达到了最高点。
53。“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提起“九品中正”，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要口诛笔伐，说它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弄得贫寒的读书人没有官做，太不公平。当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九品中正”面对这种指责确也无从逃避，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里，它的的确确不是在选拔人才，而是在核定门第。很有点像我们后来的“文革”时期，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唯成分论。
“九品中正”又称“九品官人法”，是曹丕刚刚继承父业，还没有来得及逼汉献帝“禅让”的时候，新“王”上任三把火，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制定的。“中正”是一种特殊的官，每个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做中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郡人士，二是现任京官，所以，中正其实是兼职，每三年才行使一次职务，具体事务由其属员“访问”承担。中正的职责就是为本地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评定品级，也好备吏部选拔。
一般来讲，中正要向上面提供本地士人的三种材料：一是“家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的出身，上三代都是干什么的，再加上你的社会关系，叔伯舅舅，七姑八姨，再加老丈外带舅子；二是“状”，就是对你的行为、道德和才能的综合评语；三是根据“状”，再参考“家世”而评出的“品”，一共有九品，即九个等级。三年评一次。九品的排列，据说是受了班固评定古代人物的影响，班固曾经将古代人物定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按陈群的原意，“品”的评定，主要依据是“状”，即重在表现。但由于“家世”是死材料，硬指标，而“状”则是可大可小的软条件，在大家势族的影响下，评来评去，尺度倒了过来，“状”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了，重在表现就这样变成了唯成分论。其实就是势族高门不加干涉，按这种评法，或早或晚，终归是要变成唯成分论的。就是今天的各种评比，从评先进到评职称，只要有能量化的指标，最终都按量化来评，别个就成了摆设。九品中正制实行到最后，尚书省的吏部干脆按各家族谱牒给官，只要上了名家的家谱，就不愁没有高官做，自然，吏部诸曹也必须精通谱牒。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贫寒之士也有不得已造假的，反正那时候既没有户口登记，也没有相片，姓王姓谢的又不是那么两家，只要是同姓，长点心眼就可以伪造谱牒混进高干子弟队伍。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之学大盛，造假之风甚盛，辨伪的功夫也大，官方打假比私家还积极，精通谱牒学的古代“王海”也出了几个，所以造假没成什么气候，做官还得凭家世。
具体的九品评定虽然落实在纸上是九品，但社会上只将之分为上品和下品，凡四品以下，一概被视为下品，不会有人理睬了。按当时的习惯，一品是要给皇族的，别的人，任你有多高贵的门第，也休想跻身其列。但是，皇族做官掌权一直是让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变成了好看而无用的高帽子。真正值钱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品，人称“灼然二品”，或者简称“灼然”，大家趋之若鹜。到了后来，稍有点来头的，就要争二品，连三品都不屑了。
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最后竟变成了给纨绔子弟排门槛高低，无论从哪儿说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除了满足那些世家子的虚荣心之外，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过，当初曹丕和陈群的原意可并不是这样。西晋的名臣卫璀说：“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后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重。”（《晋书》卷三六《卫璀传》）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要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实际上与从东汉一直传下来的“乡里清议”有关。在实行“九品中正”以前的相当一段的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都不能不考虑乡里读书人的那种专门的评价人物的舆论，那种说三道四的“月旦评”，说好能扬你上天，说歹可按你入地。据说大名鼎鼎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年轻时赶上老爹死的时候身染重病，带着热孝让婢女伺候他吃药，不巧被人瞧见，就传他守孝的时候还给婢女怎么怎么样了。结果一连好多年，他就是没举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不过，这种“乡里清议”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较重视你的行为，而非家世，而且还多少有那么点“舆论监督”的味道，虽然婆婆妈妈，但绝对直言不讳，管你是谁，该说就说，一点情面也不讲。
显然，曹家父子对这种“乡里清议”并不喜欢，这倒不是乔玄说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是因为“月旦评”之类，有太强的唯道德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实际效应。对于面临群雄并起的曹操，获得乡里好评的“八俊”、“八及”之类的道德家毫无用处，想要在乱世中扫平群雄，只能打起“唯才是举”的旗帜，才能聚拢一群可用之才。显然，这种旗帜明显蔑视“乡里清议”的尺度，对清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则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变成了官方评议，或者中央评议。也就是说，对士人的评议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属员访问才能作出，或者说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而这些中正官又必须是由现任的京官兼任，这样就把选官的第一级选拔之权收回到了中央。
从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还是由“评”而选人，与乡里清议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将“私营”变成了“官营”而已。在这个制度实行之初，也确实有“乡议余风”。王嘉在做京畿冯翊郡的中正时，认为门第不低的吉茂“德优能少”，结果给定为下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刘毅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然而这也仅仅是“余风”而已，在传统社会里，凡是官办的事情，时间一长就难免要变成官样文章。想左右乡里评议无论怎么讲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纵官方评议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换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既然好操纵，那么就挡不住这种评议向权贵们想要的方向滑动。
问题的关键是，早在东汉年间，官僚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强的世袭化门阀化的迹象。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读书人通过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身为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上升渠道。关键的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经学氛围日见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入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也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的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的门生。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是那给了自己官做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的权力。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结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几率就越高，而他们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主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