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文学家、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落入敌手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何叔衡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一种说法是“宁可跳崖，不愿被俘”，最后被敌人打伤后枪杀；一种说法是他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举枪自杀。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敌人抓住游街，临刑前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壮丽诗句，然后英勇就义。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还有许多许多……
假如他们当时随主力红军转移，或许不会死于敌手。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毛泽东侥幸踏上征程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去看望已回到瑞金的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
毛泽东问：“什么任务？”
聂荣臻答道：“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说完，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议论转移的问题。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遵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关心战略转移的问题，尤其是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但组织上没说，他也就不随便打听。后来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他立刻转到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看来，毛泽东参加长征也是很侥幸的。如果毛泽东没能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伍修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长征出发前却把毛泽东派往于都进行无关大局的调查，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所以伍说，“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1934年的10月以前，这里一直是一派安宁自足的景象：风和日丽，庄稼丰收已成定局，地里留下的只是晚稻、荞麦和红薯。农民居住的青瓦屋顶上晾晒着的豆秸和其他东西，参差不齐地从屋檐上搭拉下来。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在院角堆放着。农民们放心地知道他们打下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的时节。但是，这些天于都却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大批粮食，而且不断招募新兵扩充队伍。这说明，从那时起，红军就在为突围转移做准备了。
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毛泽东一到于都便不辞辛劳，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检查赣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请工人、农民、赤卫队员和区、乡、村干部来座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依据。后来，中央红军正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设了五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于都河。
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突然患了恶性疟疾，第二天高烧到41℃。他嘴唇干裂，两眼深陷，消瘦的脸颊通红通红。卫生员钟福昌给他又吃奎宁片又打奎宁针，用冷毛巾敷额头，他依然高烧不退。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打电话向瑞金梅坑中央政府汇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连夜骑马赶往于都，亲自对毛泽东进行仔细的检查和精心的治疗；毛泽东的病这才好转，到第八天体温下降到37℃。但刚刚能起床，毛泽东又开始批阅文件。傅连暲一再劝他多休息几天，但他的回答总是：“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对于张闻天如此关心毛泽东的身体，毛泽东内心是很感激的。其实，毛泽东转变对张闻天的看法是在这之前就开始了。 一个月以前，毛泽东从会昌回来居住在云石山的一所大庙里。这所漂亮的庙离红军总部不到半公里路，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直支持李德的张闻天也住在大庙里的一厢。这一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日渐消融。张闻天在闲谈中流露出对博古“左”倾军事领导的不满，毛泽东找到了知音。从此，张闻天和毛泽东接近起来。
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的这种“靠拢”，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长征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建议被采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为以后长征路上毛、张、王三人酝酿改变领导的计划创造了条件。这是后话了。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挽救反“围剿”失败的危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夜深了，秋风瑟瑟，毛泽东披上衣服来到桌前，拿起笔又开始给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毛泽东还在信里写了对行动路线的具体建议。
天亮时分，毛泽东将写好的信仔细封好，表情严肃地向警卫班长胡昌保和警卫员吴吉清交待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10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铨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胡昌保和吴吉清接受任务后即刻启程，他们从于都到瑞金昼夜兼程90多公里路，终于在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赶到瑞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重要的信送到了博古手里。
但博古看了信后反应很冷淡，他与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红军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正式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并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想到贺子珍还不知道允许她同行的消息，以为这一别将难以相见时，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做好出发的准备，并叮嘱她一定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同时毛泽东也迅速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向大家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他的讲话着重强调：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10月15日，毛泽东完成最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于都召集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
毛泽东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提高嗓门大声说：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向在场的干部们深情地环视了一下，最后激动地说：
“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怕。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18日下午5点多钟，出发的时间终于到了。毛泽东和大约20多名跟随的工作人员走出院子，与路经于都的中央纵队会合在一起准备上路。毛泽东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多个口袋的旅行包。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于都河畔。秋风吹动河水，发出阵阵呜咽声。于都的男女老幼和留下的战友拥到浮桥边高声呼喊：“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毛泽东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要回来的！”然后坚定地迈上了浮桥，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第一章 走入低谷湘江遗恨博古痛不欲生（一）
“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将有多长。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作“西征”，因为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方向，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
西征的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缓缓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全军达86万多人，其中红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共有一万多人。
按照李德的“设计”，这八万多人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红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红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护拥着的轿夫。
这支庞大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驮着印刷厂、兵工厂和造币厂机器设备的大批骡马，挑着各种“坛坛罐罐”的几千名挑夫，摇摇晃晃地掺杂在行进的队伍中。这哪里是在行军打仗，简直就是一次“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的：“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如此庞大的队伍，为了躲避敌军，又只能走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
幸而红军西征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辖部队防守的。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22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31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1927年发生南昌起义后，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跟蒋时有磨擦，不愿为蒋卖命。这次奉命拦截“西窜”红军，他心中清楚，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可又不敢直接违背蒋的命令，就来了个“阳奉阴违”，一方面严加设防，一方面暗中与红军代表秘密谈判。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陈济棠与红军达成让出一条20公里宽的通道的协议。1934年10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冲破了陈济棠吹嘘的“钢铁”封锁线。这样，红军顺利通过了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气急败坏，又下令湖南军阀何键与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化城口部署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由于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以保存实力，没有派重兵对红军进行拦截。而何键因曾遭红军多次打击，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在红军的强大压力下，小股敌军很快就被击溃，红军没有经过十分激烈的战斗，又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主力相继进入湖南。
11月6日，蒋介石对堵击红军又作出了新的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湖南境内，从良田到宜章之间又设立了第三道防线。中央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攻克宜章，占领了白石渡，又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顺利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这支长龙还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但问题总会暴露。果然，当蒋介石终于弄清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丛山间，奔腾着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流入湖南后，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硬是要冲过蒋介石已经布置好的包围圈，这样，就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否则就会全军覆没。
毛泽东曾坚决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决定，主张“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但是，无论毛泽东怎样坚持，红军还是被李德、博古等引进敌人40万重兵的包围之中。
当主力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时，本来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因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