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的晚节- 第7部分


我许多惊险万分差点被日寇杀掉的事，后来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才安全一
些，徐来说她和张素贞在刚去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而唐生明却只晓得享福，
我说这正是唐生明高明的地方。张素贞则认为唐的长处是遇到很严重的问
题，表面上仍装成满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真正是“大
智若愚”。那天随便我们怎样说，唐生明总是一支接一支抽烟，听了我们说
他的好话也好，坏话也好，只是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戴笠之死，唐生明、徐来、张素贞都非常悲痛，我去南京为戴笠主办
后事时，专门去上海安慰过他们。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通缉令取消了，
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的事，很有意
见，连他自己也说，虽然为国民党做过一些好的事，但替汪伪政府做过的坏
事却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他这种口直心快的话，给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员拿
了作攻击他的口实。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意见，所以直拖到1946
年下半年，军统局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蒋介石才找局长郑介民、
副局长毛人凤去研究唐的工作，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那么多单位、那
么大的地方，需要那么多人去工作，连抗战前他担任过的警备司令都不给他，
这的确出他的意料。所以他接到这个设计委员的任命后，连设计委员会都没
有去过一次，工资也不去领。我代他把每月工资和毛人凤特别批给他的特别
费领了交给他的时候，他接过看也不看一下，便向桌子上一丢，还是徐来向
我说了一声“谢谢”。

1948　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才把唐生明安排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
当我向他道贺时，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的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他又牢
骚满腹地说蒋介石过河拆桥，用得着他的时候，说得那么好，过后就忘记了，
我劝他少说这些，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1949　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尤暗中勾结，准
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要我和唐往来时提高警惕，并注意他的言行。我便把
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
我？”他认为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
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
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
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
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在
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
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
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凤特别关照他们，不要告诉我去杀什么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我训练的特务。直到长沙解放，他们逃到昆明见到我时
才说，准备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在唐生明家附近潜伏，唐出门时，只打了
一枪没有打中，唐跑掉了，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找不到机会。要杀随
程潜起义的军统特务张毅夫也没有杀成，只把长沙警察局长刘人爵杀死了。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的家中掩护了一部中共地下党的
电台，军统特务完全不知道，只怀疑他会随程潜起义，所以派人去杀他，因
距离稍远，一枪未能打中，所以他能逃掉。如果知道他家中有地下党电台，


那就会趁程潜没宣布起义前，公开去搜捕他，准会活不成了。他很得意地笑
着说：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中共地下
党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个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确有一套，很不简
单，要比我高明得多。

湖南解放后，他很不适应初解放时那种生活，希望利用过去关系，为
党做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全家去香港定居。毛人凤知道后，派人去打过
他一次，也是因远处打枪，连打两枪而未中，后来香港警务方面对他加强保
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只暗中严密注意他在香港的活动。1956　年他从
香港回京，任国务院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1957　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
改造时，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
去看望我们。这对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
爽的谈话，更增加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他在与我们会见时，坦直地表示：
他过去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特别是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要他们来看望我
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只要改造好，诚心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
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都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加了大家改造的信
心。所以1958　年后我们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
成百的战犯没有发生过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鼓励我们，特别
是唐生明的谈话分不开的。

十二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第一个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后，1960　年我
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个看望的又是唐生明，因他在去功德林战犯改造所见
到我时，便把他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五号的住址告诉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
便第一个去看他，他和徐来及几个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欢迎。当时正值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有定量，不够吃，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北京后，除了
常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
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
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
我感到意外。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
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接
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院，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
济过陈。我听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时，上海特区区长吴nai　宪是黄埔
一期毕业，与陈赓同一中队，军统得知陈去了上海，吴带领大批特务到处去
寻找而无结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见到你，怎么不
知道你和陈赓有往来？”他听了大笑：“我和陈有往来，如让你们知道了，
我就成了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


不要有自卑感。

他说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
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
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
而和共产党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包准会反驳你，毫
不留情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
产党是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
的该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
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而真
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为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
“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贵”
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
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
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
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介石总
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
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
“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
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
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
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
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使他吃过一段平生从没有吃过
的苦头。首先是被全国政协的红卫兵把左手腕扭成重伤，1966　年11　月8　日
与他夫人徐来，一同被“四人帮”逮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因抗战前，徐来
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去
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把她打成“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
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还是被折腾死于狱中。
唐生明于1974　年才被释放出来，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屋内。伙食是东吃
一顿西吃一顿，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政府发还了被抄的财物，他又过
上正常的生活了。

我和他几十年交往中，只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文革”开始后，
全国政协的红卫兵对我们这些人去领一次工资，便打骂一次，大家把领工资
视为畏途，我便答应代他们去领，计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领工资，照例是被痛骂一顿，我还主动打扫完厕所才
把工资领到，会计室的同志从不刁难，说代谁领就让我代谁领，我正一份份
地签字时，一位会计告诉我，从这月起原来扣发你们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以
后不再扣发，过去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些没有扣
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送到杜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郑庭笈都住在一个
大四合院内，当我大声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时，都猜不出，那个时候谁还记
得照顾我们。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时，唐生明从正北房走出来，只见他眼眶
通红，噙着满腔热泪走在我们当中，他边揩眼泪边用激动的口吻说：“这是
周总理听说政协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准他们再扣，已


扣去的还要补发。”我们这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唐生明又补上一句：“周总
理对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过去，看到他还在揩眼泪。说实在
的，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我们并不在乎，不扣而还补发，也只有那么多，
但在那种人人喊打我们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这种感激心情，
怎不使人流泪呢！

1980　年后，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经营商业，台湾方面来人告诉我，国
民党因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折磨，企图拉他走回头路。我有次和他谈话时，
暗示他应当把“文革”吃的苦头归到“四人帮”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
听就懂，便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背叛党的，不论
他们（指国民党）用什么优越条件，也不问他们拿出多少钱来，我不会半点
动摇，而能保持我的晚节”，我当时为他这几句话感动异常。

他又补充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我
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去投国民党？”面对
这位投去投来的特殊传奇人物，口直心快说出这番话来，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　年10　月24　日，82　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
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好友共400　多人。11
月4　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
举行”，并发表“唐生明同志生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伐
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四·一二’后，
在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
和支持。”“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
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同志到上海治疗
养伤时，曾给予资助。”“对唐生明同志这种患难中的情谊，我们党一些老一
辈革命家时为怀念和称道。”。。　

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许多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有忘记，全部
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出来，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神秘的传奇色彩。
唐公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