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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请准备，请准备！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你将穿越死亡，进入冥界，最后来到生界。准备好，卡利克莱茨！”
（陈杏云 译）
《科幻之路》（第一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
新疆域
《她》这部小说对过去充满了浪漫的色彩。就在此书发表一年之后，埃德华·贝拉米（１８５０－１８９８）出版了一本书，激起世人对鸟托邦的兴趣，并更深信乌托邦的进步意义。此书名为：《回顾：２０００－１８８７）（１８８８）；两年之内印了３０万册。几乎人人读这本书，谈论这本书；也有人作了认真的努力，试图把书中描述的想象中的社会变成现实。当时就成立了１５０个国家主义者的俱乐部，最后合并成一个国家主义的政党，并出版了《国家主义者与新国家》的杂志。
《回顾》一书中，那些理想主义的说教被裹上了故事的外衣，但小说也颇有悬念，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去读那些说教的内容，因为他们渴望知道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主人公名叫朱利安·韦斯特，他睡了一个多世纪，醒来后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人人过着体面生活而又充满科学奇迹的时代。故事结尾是，主人公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乌托邦社会的一番经历只不过是一场梦境而已：朱利安·韦斯特醒来发现，他是在做梦，但使他睡不安稳的梦是，他醒来时仍在令他厌恶的过去。这种对传统的失望情感的倒叙手法，是贝拉米巧妙的写作手法和灵感。
在美国，乌托邦文学的兴起比较晚了。威廉·迪安·豪厄尔斯（１８３７－１９２０）自已是一位乌托邦作家，以《利他乡来的游客》（１８９４）一书著称于世。他认为，美国乌托邦文学之所以起步较晚，是与向西部开拓新疆域有关。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向西部开拓，但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１９世纪末，开拓新疆域的活动基本结束，人们开始关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豪厄尔斯说：
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就设法找其他活干；如果一个人经商失败，他就改行重头干起；而如果一个人失业了，经商又失败了，他就到西部去，抢先占有一块公地，然后，随着国家的兴盛他也发财致富。现在，国家兴盛了，公地也没有了，各种行业也已人满为患，再想找其他事干又没有本事。为生活而斗争的方式改变了，原来的自由奋斗受到了制约，原来的自由斗士现在却陷入了有组织的劳动力和有组织的资本的两头夹攻的境地。
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政治上的重新组合是乌托邦著作兴起的原因之一。在贝拉米的著作中，对乌托邦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的贡献。贝拉米的鸟托邦是一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当然，在他自己时代，人们并不把他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回顾》一书给乌托邦思想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未来的概念：这种理想的社会不是存在在没有的地方，而是存在在未来。这给每个人以一种向往，也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拓疆域的结束给人类一个新的疆域——未来。而在未来，有另一种前途，是一种新的前途，那就是科学可帮助人类进入一个富裕的新世界
几年前，英国的作家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埃德华·布尔沃·利顿（１８０３－１８７３）出版了一部乌托邦小说，名为《未来的种族》（１８７１）。小说描写叫作弗里尔·耶的地下种族。因为他们使用一种能穿透一切的电，叫做“弗里尔”（这使人想起英国的一种饮料叫“鲍弗里尔”，即浓缩牛肉汁），他们进化成一个智慧和感情方面都十分优越的民族。但有些布尔沃·利顿同时代的作家不同意他关于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益处的观点。
塞缪尔·勃特勒（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在乌托邦游记小说《埃瑞洪》（１８７２）中，把他的乌托邦社会放在新西兰的腹地；在那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人们不再使用机器，因为机器也会进化，产生意识，而最终会奴役人类。威廉·享利·哈得孙（１８４１－１９２２），美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写了一部乌托邦小说《水晶时代》（１８８７），小说描写在未来社会中，英国人穿着古代罗马市民穿的那种宽松的托加袍，用手工工具耕地。威廉·莫里斯（１８３４－１８９６），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在散文《乌有乡消息》（１８９０）中，也主张破坏机器。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１８６６－１９４６）~期的科幻小说对科学抱有悲观主义的观点。但后来，深受费边社会主义者①的影响。威尔斯曾经说：“费边社会主义者使我改变了方向，把我从成功的、仅，仅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涯，改变成一个活跃的费边主义者。”从此，他开始写了许多宣传乌托邦的小说。在他的乌托邦社会里，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了主宰，社会中充满了科学的奇迹，机器获得广泛的应用。但这样的社会的到来，往往是由于一场可怕的战争的干预，就像他帮助写成的经典电影剧本《未来世界》（１９３６）中所表现的那样。与此相反，威尔斯早期的科幻小说《当沉睡者醒来》（１８９９）中，其情节不仅运用了贝拉米的手法，而且，很可能是对贝拉米的想象所作出的反响。在这部小说中，未来科学的进步被一小群暴君所阻碍，他们把穷人强迫拉入“劳动公司”。
【① １８８４年在英国成立了费边社，费边主义者主张用缓慢渐进的改革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部分是对贝拉米作品所作出的反响，主要是对威尔斯后期宣传说所作出的反响，一个新的文学样式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又译“反面乌托邦”。在英语里，该词有“坏地方”之意）。首先是埃德华·摩根·福斯特（１８７９－１９７０），美国散文家和小说家，他写了《机器停止了》；接着是伊夫杰尼·扎米亚京（１８８４－１９３７），前苏联作家，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是《我们》，至美籍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１８９４－１９６３）的《美丽的新世界》和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的《一九八四》达到了高潮。
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科幻杂志里，充斥着关于未来乌托邦社会的小说。在这些乌托邦社会里，科学技术消灭了匮乏和贫困；明智的法律消灭了暴君。当然，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反乌托邦小说。弗雷德里克·波尔和西里尔·科思布卢斯合著的《宇宙商人》（１９５３）把充分发展成熟的反乌托邦小说引进了科幻杂志，并且运用了科幻小说的特点，把貌似真实的论点作了充分的强调。今天，反乌托邦的观点仍然十分盛行。也许，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也许是美目的武器试验和在处理亚洲问题上歉疚，使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幻灭了，并给社会注入了一种新的反社会情绪。
贝拉米的乌托邦观念，在一部分当代科幻小说家中仍时有表现，至少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背景得以表现。这在美国作家麦克。雷诺兹（１９１７－１９８３）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出版了一本也名为《回顾》的小说；他最近承认深受贝拉米的影响。反乌托思想当今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２０００年的向往。
（郭建中 译）
《科幻之路》（第一卷）作者：＇美＇ 詹姆斯·冈恩
《回顾：２０００～１８８７》（节选）＇英＇ 埃德华·贝拉米 著
一
我是波士顿人，出生于１８５７年。等一等，读者朋友一定认为我犯了个小小的口误，把１９５７年说成是１８５７年了。然而事实上，我的叙述并没有错，我确确实实是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６日的下午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是圣诞节后的一天。而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却是２０００年的某一天。光阴巨变，可是从体貌观察，我完全还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读者朋友如果认为这段叙述十分荒诞，不足为信，这已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确实，我的经历不同寻常，如果你们听我说下去，就会知道这并非我编造的故事。
凡是上过学的人都会对近代史中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情况有所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文明程度与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程度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十九世纪末，社会进步的各种因素尚处在酝酿阶段。那时社会分成四个阶级或者说是四大族：富人、穷人、受教育者与文盲，这种划分最早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社会形式的变更，局势的动荡都不能打破社会由这四个阶层构成的格局。不同阶层之间界限分明，难以逾越，就是现今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差异或种族隔阂都不能与之相比。
我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属于能够受教育的阶层。换句话说，一出生我就拥有享乐人生的基本要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伸手可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源自我的祖辈，后传到我的父辈，然后轮到我来继承，以后我的子子孙孙还要延续我的家业保持这一社会地位和享受这种生活。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朋友们也许会对此十分困惑不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只享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不对社会有所奉献呢？一个完全有劳动能力的人如何能心安理得地生活得优游自在，毫无负累呢？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我的祖先积累了一笔财富足够供几代人享用。而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大，以至于数代人享用不尽，其中的奥妙恐怕不是平常的加减运算能够算得明白的。事实上，传到我手中的资产已大大超过了我祖父当初拥有的那笔财富。打个譬喻说，我们三代人烧柴取暖，却没有消耗一根木柴——如何巧妙地使用财富是一门艺术，我的祖辈已将这门艺术发展到完美之境。所幸的是，在现今的世界上已没有它的用武之地了。而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富人们冠之以一个堂皇的名字叫“投资”，而靠投资所得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费时间去分析这个所谓的“投资”在生产中的具体环节：用一句话总结它，这种“投资”就是富有阶级通过投入资产进行商品生产，投资者从商品中抽取永久性的税收。
这种逻辑若放在现今的世界里显然是荒谬的。可是难道一个世纪之前就没有人看出它的不合理性？其实，在更早的年代里，就有许多立法者和预言家曾为取消或尽可能降低这种“利润”作过各种努力，但都失败了。这种投资方式是与那时的社会制度相依相存的，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政府一般都放弃这种努力。
我想，借用下面一个比喻的说法，也许可以更好地向你们说明我以前生活过的那个社会的总体情况，特别是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我把那时的社会比做一辆马车，一大群脖子上套着纤绳的人正拖着马车在一条崎岖不平、满是泥沙的道路上往前行进。坐在车上最前头的驾车人催得很紧，他不顾道路有多艰难，从不允许拉车的人们有丝毫的懈怠。车上挤得满满的一车乘客对拉车人的艰苦形状无动于衷。即使在爬一段极其陡险的山路时，他们也绝不会下车走路以减轻马车的负荷。乘车者处在高处，路上飞扬的尘土碰不着他们，一路吹着惬意的微风，悠悠闲闲地欣赏道路两旁的景致。偶尔他们也会对拉车人的功劳与过失发表一些苛刻的意见。
自然，他们的位置是人人心向往之，都不惜为之奋斗终身的。他们不光要为自己谋得车上的一席之地，还要努力将它传给子孙后代。马车的乘坐规矩就是这样定的：乘客可以将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指定的继承人。但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结果是车上的人彻底丧失了他的位置。所以说，那些高高在上，看似十分快活轻松的乘客事实上并不是无忧无虑，他们时刻都在担心有朝一日会出现意外而失去眼前的一切。
每当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震颤一下，总会有许多乘客被颠出车厢，滚落到外面的尘土中，他们只有赶紧抓住纤绳，加入到拉车的人流中去。遭遇这样的命运自然是够悲惨的。但身处舒适的地位上的乘客也不见得感觉幸福。因为对莫测前途的担忧与随时可能降临的厄运的惧怕像影子一般跟在他们的身后。
难道乘客们就只顾自己快活，明知自己的重量都压在那些流血流汗的劳苦大众屑上而不感到一丝的内疚吗？就因为自己拥有贿产，得到穷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就无需对这些同类有一些同情之心吗？当然不是的。富人们也时常对拉车的穷人发一发表示怜悯的问候，特别是当马车经过一段艰难的道路时更有安抚的必要：当马车在沿一条陡峻的山坡向上爬时，许多拉车的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在饥饿的煎熬中，有人终于走到了体力的极限，脖子挂在纤绳上昏迷过去，身体被拖在烂泥里。这样的惨像时有发生，乘客们看了往往会表现出十分逼真的同情姿态。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拉车的人们喊话，为他们鼓劲，平息他们的不平与愤怒，告诉他们在未来的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今生的苦难会得到回报的；车上还有一些人捐钱为受伤的拉车者买疗伤药膏。
每当马车磕磕碰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后，车上的人们就都松了一口气——不仅是为了可怜的拉车者，而且也是为他们自己又躲过一次翻车的危险。
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即正是拉车人的惨状使乘客越发看重他们现有的位置、更加不顾一切地攥紧自己的位置，以防被摔出车外。假设，乘车的人们都敢肯定他们自己和亲友们都不会有从车上掉下去的可能，他们也许就不会费神去理会拉车的人们——最多偶尔参加一些慈善捐款活动而已。
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看来，其非人道的程度筘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有两件事实——两件十分奇怪的事实——也许可以为之作出部分解释。第一，那时候，除了拉车的劳苦大众和为数不多的乘客，绝大部分富人都抱着一种坚定的观念，认为社会的运转的方式历来如此，只此一种，别无它途。尽管社会分工不甚完美，但要改变它是不可能的。有些哲学家甚至警告说，不要妄费心思去进行补救性的改革。
另一个事实更加奇怪了。在乘车的人们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幻觉，他们觉得自己与拉车的人不是属于一类人，他们是上等人，天生的比拉车的人们要聪明、优秀，所以他们的位置理应就在车上。
你们也许不能理解这种观念，但你们尽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属于乘车者那一类，也有过那个阶层的人所共同的幻觉。最奇怪的莫过于那些刚刚从地上爬到车上时间不长的人，他们肩头被纤绳勒出的疤痕还没褪尽，就开始染上这种幻觉，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来。这就难怪乎那些祖祖辈辈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