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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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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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
织上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
万一外,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
们几个年轻战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
得难过,真想去找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
以为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
之前,首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
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
有棵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
低声说:“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
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
的同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
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
中弹。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

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
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
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
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 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
年夏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
副处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
员、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
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
谋长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

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天,敌人
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处是
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
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
了,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
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
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

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
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
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是

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
长郭如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
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
1935 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
放出来,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
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
导团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 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
英失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
了三五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
子,头戴一顶破钢盔。

这个人见到陈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跑到陈毅面前一个劲地哭喊:“首
长啊,首长。。”

陈毅定睛一看,原来是曾纪才。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
赣粤边的一个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离开时,他担任新建的代英县县委书记。

陈毅书记安慰曾纪才,劝他不要哭。末了,又问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曾纪才说:“我在代英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
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
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主力红军撤
退时,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绅送外地。走到

半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
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右倾
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
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又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
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给他们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
有什么去处?”曾纪财哭诉着悲惨遭遇。“听说主力红军走了,老首长留下
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
又打听到老首长在仁凤山区。我拿着这个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


用它热一下吃。平时就用钢盔遮风雨。现在总算找到了老首长,我就是死也
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劝慰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总会总结经验教训的。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点着头说:“革命中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
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我只希望将来重新作
个结论。”

陈毅看着这位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
然,我虽然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

项英、陈毅把突围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路我很熟。”曾纪才说:“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
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由曾纪才带路,项英、陈毅向油山转移。在往油山途中,项
英、陈毅曾几度历险。

项英、陈毅安全地抵达油山,多亏了曾纪才。后来,陈毅派曾纪才到游
击区去做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和游击队。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几十年
后,陈毅还忘不了他,说:“曾纪才是个好同志。”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
一千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许许多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牺牲了:
瞿秋白、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刘伯坚、古柏。。
1957 年7 月,陈毅同志在一篇回忆三年游击战争的讲话中说,那时,我几乎
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李天柱等同志。

从1935 年4 月开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
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国共再次合作,
改编为新四军。


后记

编者曾到“红都”,住在瑞金宾馆,发现内有一幢久无人住的别墅。经
打听,原来是50 年代为毛泽东建造的。当时瑞金人以为毛主席肯定会回来
的。很遗憾,直至1976 年9 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红都”人也未宿愿以
偿。人们猜测着、议论着。其中一种说法是:瑞金,毛泽东虽然曾在这里度
过了一段心情愉快的时光,但留给他更多的是难以言状的失意和惆怅。

不仅仅只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陈毅等一
大批曾在这片红土地上叱咤风云的红军将帅、中共高层领导人,也都未故地
重游。

瑞金,毛泽东曾在这里把全国苏维埃运动推向峰巅;同样,“左”倾教
条主义者又把这股红色巨流引入了深渊。这块全国最大的苏区,以残阳如血
的结局,宣告了红军第一次“大决战”的失败。历史,留给中国革命多么深
刻的教训,让人反思无穷。

邓小平,与众不同。也是在瑞金这片红土地上,他第一次被打倒。在往
后的几十年中,邓小平又两度“靠边站”,原因无外乎重蹈旧辙——“右”。
然而,1972 年12 月,邓小平在第二次“出山”之前,竟千里迢迢回到了他
阔别了三十八年的瑞金。重温历史,老人感慨万千。他说,瑞金对中国革命
作过重大贡献。他还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少坎坷,从来不平坦。邓小平来
到会昌,当看见“邓小平旧居”土屋后面那棵千年大榕树依旧傲然挺拔时,
禁不住发出惊叹:“这棵大榕树还在呀!”当年,邓小平是从于都告别中央
苏区,迈上万里征途。在于都河畔,老人伫立良久,思绪万千,他默默无声
地注视着奔腾不息的于都河,当年那幕人叫马嘶万众渡江大撤退的悲壮场
面,仿佛就在眼前。邓小平说,长征离开于都时,我专门弹了一床四斤重的
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瑞金,有诉说不完的神奇故事;长征,中国革命一个永恒的话题。

1996 年10 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 周年。为纪念中国革命这段伟
大、曲折、悲壮的历史,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
训,我们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使用了许多老前辈的回忆。他们当中,有些已谢世。
在此,深表怀念。同时,还参考了高文谦、王健英、戴向青、余伯流、石永
言、陈志凌、王廷科、刘良、李方晖、赵炜、金瑞英、陈家林等党史界同仁
的部分研究成果,一并鸣谢。由于时间仓促和作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
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对这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给予了
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
1996 年4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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