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国最小的大教堂，同时又是牛津最大的学院礼拜堂。基督教堂大教堂只有48米长，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差不多有它的两倍长。此地最早的教堂—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座修女修道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一致认为是牛津的保护神弗里德斯维德圣女创建的。12世纪下半叶，奥古斯丁教团的教士会成员在该传说的基础上修建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座教堂，更准确地说，这是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1870~1876年修葺过的。比如东首的玫瑰形窗户就是他增建的诺曼式建筑之一。
中世纪的教堂通常是由东向西建造。建筑节奏从唱诗班开始，延伸进大教堂的主厢：后诺曼式圆柱，哥特式蓓蕾纹饰柱头，拱廊的双拱罩住暗楼，如此烘托之下，墙壁显得比实际的要高。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圣坛上方的网状拱顶、悬垂装饰和星星图案，一副天空的写照。这一悬垂装饰建于1500年前后，像钟乳一样悬挂在支肋和拱肋下，堪称为后哥特式精品，没有使用一点钢筋混凝土。拱肋交汇于拱顶背后，支撑着整个建筑，而我们只能看到拱肋的末端。这一天才的工程设计可能出自威廉·奥查德之手，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石匠大师之一。奥查德也在莫德林学院和神学校工作过，后被安葬在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里。
每座学院礼拜堂都是一座亡灵纪念馆，惟独这一座内容最为丰富，是对食堂里悬挂的名人肖像的最后补充。忧郁的作家罗伯特·伯顿，一尊斯图亚特时代的半身塑像，身穿黑色长袍，神情冷漠地盯着我们。另一位教员，那位备受尊敬的波科克，还学究般地戴着他的学位帽。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蒲柏给哲学家乔治·伯克利撰写了碑文；拉斯金的一句名言（“除了生活什么都不重要”）让人回想起约翰·拉斯金来；军人礼拜堂里的一块纪念碑则让我们想起了W·H·奥登，学生时他曾经穿着他的棉绒便鞋站在那里，在每个星期天早晨8：00做弥撒的时候。基督教堂学院最不受欢迎的院长的纪念碑位于大教堂的前厅里，可惜没刻上一位大学生写给他的讽刺诗：“我不爱它，费尔博士／我不能告诉原因／但我知道而且知道得十分清楚／我不爱它，费尔博士。”约翰·费尔博士是位激进的保皇派，他赶走了哲学家约翰·洛克，也将贵格会教徒威廉·彭恩逐出了学院。
中世纪朝圣者来这座教堂只有一个目的，瞻仰弗里德斯维德圣女的圣骨匣。它制作于1289年，毁于宗教改革年代，1889年又被重新制作，安放在内殿的侧堂里。哥特派石匠们将一颗颗小人头藏放在华盖肩部，藏在自然主义的叶形饰里，还有童话森林中传来缥缈声音的绿色女子。它和爱德华·伯恩…琼斯1859年在相邻的弗里德斯维德圣女窗上色彩斑斓地描绘的大概是同一则故事：这位圣女的尘世历险，她为逃避求爱者躲进了森林，直到羽化升天，坐在救赎灵魂的船上。这是伯恩…琼斯为基督教堂大教堂创作的五组玻璃画之一。除了前拉斐尔派的天使和圣者，你在此还能见到中世纪的和巴洛克式的教堂窗户，窗上绘有著名的大教堂谋杀案（贝克特窗，1340年）和亚伯拉罕·范兰热的巨幅约拿斯故事（1630年）。
诺曼式列柱门廊沿着回廊通进牧师会礼堂。今天，在那大教堂教士咨议会曾经开会的地方，在尖形窗户和精致的叶形柱头之间，基督教堂学院在出售旅游纪念品，也有和刘易斯·卡洛尔有关的饰物。老羊商店就开在学院对面，在圣阿尔代特路83号。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五章里，爱丽丝在这家小店碰到了那只正在编织的绵羊。如今那只绵羊变成了一名日本女子。尤吉·甘德，爱丽丝店的女老板，她在这间尖山墙小屋里出售那个童话世界的各种膺品：爱丽丝棋子、矮胖子钟、渡渡鸟顶针。爱丽丝会讲：“废话”。但水果糖却让人唾涎，爱丽丝·利德尔经常来这里买那种大麦芽糠。
从大教堂去学院画廊的途中我们经过佩克渥特方庭，学生们称它佩克：三面是住宿楼、爱奥尼亚立柱和中央山墙（1705~1714年），南侧是学院图书馆（1716~1772年）。在这座高贵的方庭里，18世纪的绅士大学生们就像住在自家的帕拉第奥式庄园上，任何一个来自贫寒家庭的人，在这里会遭受他一生最大的打击但也会得到最大的机会。那是古典式学院建筑，有着双重的意义，设计人是两名牛津学者。约翰·拉斯金对这里的印象不是很深，吸引他的是中世纪的建筑艺术，在他的古典式宅邸里，他感觉缺少“一扇能眺望一座哥特式小教堂的凸形窗”。
谁要是以为基督教堂学院图书馆的科林斯柱式正墙背后只有图书的话，他就太小看这么一所学院。一进门厅，你就会意外地看到一小部分精美的半身塑像和雕塑。整个二楼都是图书室，两扇威尼斯式窗户之间是牛津最漂亮的房间之一：挪威橡木的墙裙和圆柱，书架上方富丽的石膏装饰（1764年）。馆内藏书约12万册，其中有很多古版书、中世纪的细密画、希腊手稿、16~17世纪印制的乐谱。每张玻璃柜里有一顶红帽子，像是图书爱好者收藏的宝物似的—据说是沃尔西红衣主教的帽子。
顶楼是图书管理员们的茶室，一个贴有橡木墙裙的房间，他们的前任刘易斯·卡洛尔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并从这里俯视爱丽丝和她的姐姐在其中玩耍的院长的花园。比起其他收藏品，刘易斯·卡洛尔的纪念物在他自己的学院里却很少：几封信、照片、初版书。当刘易斯·卡洛尔俱乐部将其精美的收藏主动捐赠给博德利图书馆和基督教堂学院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接受，连牛津市也不接受。他们甚至错过了爱丽丝·利德尔的收藏，多年来，这些收藏品被居住在学院里的家庭出租给别的图书馆，2001年时它们被拿到索斯比拍卖了。好像这里的书呆子们至今还在怀疑卡洛尔的疯话和小女孩的朋友卡洛尔。
在牛津大学，没有哪所学院拥有像基督教堂学院这样重要的艺术品收藏。1968年，这些收藏品从图书馆迁入了坎特伯雷方庭的一个专用画廊里，画廊是由鲍威尔和莫亚合作公司设计的。基督教堂学院的这一收藏的核心部分要归功于两位前校友、一位将军和一名外交官。约翰·吉斯曾经为万宝路公爵战斗过，另外，他偏爱文艺复兴运动和意大利17世纪的艺术，喜欢那些伟大的威尼斯人。从他的收藏中，人们整理出了卡拉奇、廷托雷托、韦罗内塞、多梅尼基诺和伯纳多·斯特罗齐的作品，安东尼·范戴克的《高尚的西皮奥》和他的一幅描绘一名士兵站在马旁的极品油画。
基督教堂学院的第二部分收藏品是外交官威廉·福克斯…斯特兰韦捐赠给母校的。他是英国最早收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作品的收藏家之一，尤其是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派的作品。收藏的极品包括：杜乔、博蒂塞利、皮耶洛·德拉亚·弗朗西斯卡等画家的圣母像和女预言家，雨果未完成的哭泣，菲利皮诺·利皮神秘的半人马座，萨尔瓦托·罗萨的隐士。这里还悬挂着弗朗斯·哈尔斯晚年的一幅精彩作品，是一位老妇肖像，这是从教师公用室租来的，是那些教师们的私人藏品，他们偶尔也以一些流言飞语让我们开开心。
另外，该学院还收藏有约2 000幅古代作品。达·芬奇的《一个男人的恐怖头颅》，雨果的《雅各布和拉赫尔》，克劳德·洛兰的一幅河流水彩画，还有米开朗琪罗、提香、科雷吉奥、韦罗内塞、伦勃朗、鲁本斯、范戴克的优美画作，这是不折不扣的精品收藏。基督教堂学院的画作，加上阿什莫尔博物馆的画作，使牛津成了古代画作研究中心。
古代艺术中很少有刻画日常生活场面的。因此，一旦出现像《屠宰店》这样一幅历史画大小的题材，就更加让人感到意外了，这幅巨作是安尼贝利·卡拉奇1583年创作的。画作上，一只羊被屠宰了，它的一根后腿过秤后被卖了出去—直到17世纪的荷兰画作里我们才找到这种感觉，即使我们认为卡拉奇的死比做未日审判，这种诙谐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中也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这幅画是这一非凡收藏中最不寻常的，国王查理一世曾经收藏过它。
一座小庭院由画廊通往出口，它在基督教堂学院理所当然地是一道凯旋门，这是詹姆斯·怀亚特为坎特伯雷方庭（1773~1783年）设计的最后一座大型建筑。为了更好地确保学院的私密氛围，学院将游客入口（每年约花费25万欧元）移到了一侧的草地大楼里。这座威尼斯…新哥特式建筑建于1862~1866年，是学生宿舍楼。伊夫林·沃的“布赖兹海德”学生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和他的泰迪熊阿洛伊修斯就住在那里面，他俩生活得十分快乐。在一次丰盛的午宴上，他的一位朋友走上室外的阳台，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朗诵艾略特的《荒原》里的诗句。这所学院最出名而且珍贵的不是汤姆方庭，而是这片草坪。
基督教堂草地是地处泰晤士河和查韦尔河之间的一块古老的河谷草地，也是一块沼泽地，从前一到冬天就常被河水淹没。自从中世纪以来，这块草地再没有被耕种过，也没有喷过杀虫剂。那里生长着毛莨草和铜钱状珍珠菜，生长着斗篷草、耧斗菜、虞美人，是各种昆虫幼物、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的理想天国。依照旧学院章程，为了每天早餐时能喝到新鲜牛奶，基督教堂学院的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在此放牛。长角牛在驴蹄草一样黄的草地上悠闲地吃草，另有一条道路环绕着草地，这是我在任何一座大城市里都没见过比它更优美、田园气息更浓重的路。
无论是道路、墙壁还是长凳，名言在牛津处处可见，这条环道上也同样如此。就在一开始，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战争纪念园里，我们在地上的一块石板上读到：“我对他的承诺将使我朝圣成功。”此句出自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发人深省。向右拐弯是院长利德尔1872年让人铺修的新的人行道，是一条通向泰晤士河的杨树林阴道。当年这条路还是磨坊溪畔的一条小路，当刘易斯·卡洛尔带着院长的女儿们外出泛舟时就走这条路—1862年7月4日那天也是走这条路，那是他第一回给她们讲《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故事。
在6月的八星期节，这一段泰晤士河畔因举行划船比赛而热闹非凡。划船比赛的目的地就是这块基督教堂草地，趁着比赛的兴奋劲儿，有人甚至开始了调情。就是在这里，全体男大学生都深情款款地为朱莱卡·道布森跳进了河里—谁若不相信，请去阅读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同名小说。河滨小路始于河谷草地的南端，顺着查韦尔河向前，能望见尖塔的全景，这是牛津最古老的景色，所幸至今未被郊区建筑破坏掉。我们由宽道（Broad Walk）返回到出发地点，路左是牛群，路右是默顿学院的体育场和基督教堂学院。这条林阴小路是内战结束不久后修建的，路两旁原先长的是榆树，如今栽的是梧桐树。这条林阴小路就是牛津的帕尔马尔街，是高雅时尚的乡村步桥，人们在那里散步，欣赏着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欣赏着，尤其是在一学年结束的时候。
对于当地人和游客，对于一代代大学生和教授们，基督教堂草地是一个休息场所和灵感迸发的源泉。塞缪尔·约翰逊曾经在这里散步，红衣主教纽曼曾经在这里沉思，约翰·拉斯金曾经在这里作画，约翰·洛克曾经在草地里搜集过植物标本。布吕歇尔元帅1814年曾经在基督教堂学院做客，在喝了太多的白兰地之后，他为了恢复清醒曾经环绕草地一圈；卫理公会教徒乔治·怀特菲尔德曾经在这里的树下祈祷过。有时草地上会有一只翠鸟飞起。多美的草地啊！牛津的那些糊涂市民，他们竟想穿过草地中央修一条公路，而且是四车道。所幸的是，这个提议被群起的抗议阻止了。我们的基督教堂草地因而得以保存到了21世纪，成为最后的中世纪田园曲之一。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5节 奥里尔学院和基督圣体学院
我爱牛津，因为我爱读书，而牛津就是一本书。你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就像翻开新的一页。
—朱利安·格林，《我的城市》，1985年
“奥里尔学院？特别爱运动，好多美国人。”我在牛津大学的女房东用这句惯用语来形容奥里尔学院。划船比赛首屈一指，将女性接纳进他们的男性堡垒却忝居末位，直到1985年。这就和任何摄影小组都不会错过的它的多重背景一样，这些同是学院形象的一部分：奥克尔广场旁的彩色尖山墙房屋，有着弧形山花、挑楼、屋脊小塔的学校庭院，古罗马体大写字母像石头边饰一样装饰着大门。REGNANTE CAROLO这些字母组成的栏杆宣布：我来自卡尔国王的执政时代。奥里尔学院入口处的大院建于1620~1642年，当时的建筑十分流行这种阿拉伯风格的饰物，就像骑士衬衫上的镶边—镂空的字体，一种由法国引进的雅各宾时期石匠们的时尚。
大门上方的壁龛里有三尊粗糙的立像：1326年创办该学院的爱德华二世站在查理一世身旁，上面是供奉的圣母玛丽亚。学院原名为“受恩泽的圣女玛丽亚文院”，但由于新学院的名字里也有玛丽亚，他们就自称奥里尔—取自一座叫奥里尔的早期学院建筑，它的一个礼拜堂。只有凯尔特人① 的情结比牛津大学学院史的结纠缠得更厉害。
前方庭哥特式花格窗后面坐落着食堂和礼拜堂（1637~1642年），图书馆位于与之相连的后方庭。它是詹姆斯·怀亚特1788年设计的，共有7对，底楼是毛面砌石，上面是线条光滑的爱奥尼亚式立柱—小巧而显示其伟大。有则传说就诞生在那舒适的底层，那里是教员公用室，正如其他学院的院士们所抱怨的，那里逻辑味太浓。据说牛津运动就是在那里发起的，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理由表示怀疑。
当代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奥里尔学院学习过，化学家亚历山大·托德男爵和国民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更别提沃尔特·罗利田爵和托马斯·莫尔这些毕业很久的学生了。博·布鲁梅尔，摄政时期著名的花花公子，也曾经就读于奥里尔学院，虽然为时很短。有一回他用一根白带子系住一只寒鸦，让它在学院庭院里乱跑，用以讽刺地模仿院长的样子。但只有一位老校友成功地让高街上的母校增光了—泽西尔·罗德兹，一名很普通的学生，却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和牛津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要是泽西尔·罗德兹只有他的钻石矿和他的帝国梦的话，他的名字肯定早就随罗德兹主义一起在殖民史的曙光中为世人遗忘了，然而，没有比罗德兹助学金更能造福社会的了。
参观牛津大学，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一所学院赶往另一所学院。要想不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我们还是先去一座花园吧。当然是一座学院花园，基督圣体学院的花园。牛津最小的学院毗邻最大的基督教堂学院。基督圣体学院的花园也很小，貌不惊人，大多数人会将它忽视。风铃草、报春花、紫丁香和勿忘我，青翠的花菜叶、薄荷、鼠尾草，枝繁叶茂，超出了花坪边缘和路沿，仍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乡村菜园加略显杂乱的花草，这一混合体为基督圣体学院花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在花园结束的地方也就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