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的政治遗产主要是杰克逊民主，亦即大众政治之滥觞。美国立国后的精英统治延续了六位总统，现在面临平民化的挑战。当最后一位贵族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孤寂地退出白宫时，面对熙熙攘攘的杰克逊拥戴者，他神情沮丧，对未来一片茫然，这种浓重的失败感一直影响到他的孙子——史学家亨利。正如哈茨所言，在美国受挫的是贵族——精神贵族、天然贵族，他们自以为高明，但握有选票的人民不认你。美国人可以接受你比他富比他高明，但不能接受你摆出一副富人高人的架子。
国家共和党改称辉格党来对付“安德鲁国王”，但他们屡战屡败，势力寡不敌众。直到1840年，他们终于悟出，在确定了人民主权的美国，对人民摆架子是必败无疑。于是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也向人民套近乎。在1840年竞选中，他们精心包装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森，把他说成是从小圆木屋中走来的人民代表，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两党又多了一条共识，贵族终于向人民缴械，至少在辞令上不得不如此，但要真正完成转化尚待时日。
哈茨对辉格党的分析富有真知灼见，他指出，汉密尔顿和辉格党的错误在于他们对欧洲辉格党的盲目仿效。在欧洲，辉格党代表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与民众联手反对贵族，又能与贵族联手排斥民众，可谓左右逢源。但是在不存在真正贵族的美国，他们自己就成了最上层，成了“反动贵族”，成了众矢之的，显示不出其自由主义本质，因为大家都信奉自由主义。遗憾的是，他们看不到民众这一与他们相同的本质，因此不是去联合民众，而是将民众视为“暴民”，然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欧式暴民，这就是他们受挫的根源。
4民主党与共和党
在对待奴隶制的问题上，民主党和辉格党内部各自按地域分裂为南北两派。民主党以南方为大本营，最后成了支持奴隶制的党，并因此遭重挫。辉格党淡出，北方成立新党——共和党。至此，民主、共和两党确立，延续至今。美国政党名称不是民主就是共和，民主党从民主共和党中分出，其对立面最后还是成立了共和党。派系似乎总是在“民主”和“共和”里变来变去，而且还能相互演变，因为民主与共和只是侧重不同，并不对立。但美国从未产生过自由党，因为在自由主义上，两党可以说没有分歧。
内战前，民主党的目的是维护种植园利益，这是奴隶制的根本，手法还是强调州权和少数权，以州权与联邦抗衡。共和党的口号是维护联邦。林肯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代表工商利益的辉格党员，又是忠于《独立宣言》、解放黑奴的民主代表。也就是说，在林肯身上，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终于合二而一了。林肯继承了分歧双方能延续下来的合理成分：他既代表了北方工商业对南方奴隶制农业的胜利，又代表了联邦和民主的胜利，他的崇高威望决不仅仅来自他的个人魅力。
联邦党失去政权，但他们主张的联邦不可逆转。辉格党自行消亡，但他们要发展的资本主义不可逆转。奴隶制消灭了，但民主党生存下来，因为民主不可逆转。几次三番的党争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共和国初期几大矛盾的解决方案。联邦权与州权的冲突以联邦的胜利告终，州权从此退出美国政治的焦点，不再成为问题。南北冲突以南方统一到北方的体制告终，奴隶制被彻底埋葬。工商业与农业的冲突以全面工业化结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得到确定和强化。精英与大众的冲突以民主的胜利告终，大众也同时纳入了自由主义的轨迹。自由主义的美国终于洗刷掉奴隶制这一身上的污点，卸下历史的重负，可以轻装前进了。但在这一切到来之前，首先要付出六十万生命的代价。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目录。
Perry Miller and Thomas HJohnson ed，The Puritans：A Sourcebook of Their Writings（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63），vol1，pp209…210
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pany，1955），p41
Edward Dumbauld，ed，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pany，1955），p8
查尔斯·奥·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0页。
同上，第10页。
同上，第125页。
同上，第171页。
同上，第113页。
同上，第152页。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
美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激烈的争论，但不得不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却只有一次，那就是由奴隶制引起的内战，这说明奴隶制确实是美国体制中唯一无法调和、无法妥协的异数。奴隶制直接违背了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价值，不可能被纳入美国自由主义的大框架中，它在这一文化中毫无合法性可言，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日益成为美国人的难堪。
奴隶制最初并非南方所特有，但是南方天然的气候和农作物，以及殖民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在那片土地上历史地形成了以奴隶制为核心的种植园经济。而南方人又是各殖民地中最英国化、贵族化的。如果说新英格兰清教徒是反对英国而来到美洲，准备着在另一种制度下过另一种生活，那么，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们正是为了到美洲来当英国绅士的，他们要将英国的一套照搬到北美来，这一当老爷的心态和奴隶制倒正相吻合。一旦种植园奴隶制正式形成，它就影响到南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围绕着奴隶制连成一体，形成僵固的传统，难以自我纠正。北方在独立后取消了奴隶制，奴隶制便成了南方的区域性问题，南方文化成了美国最特殊的部分。
如果美国维持在13个州而不曾向西扩张的话，奴隶制的问题也许不至于非得在血泊中解决。路易斯安那购地、兼并得克萨斯与俄勒冈、墨西哥战争，使美国的疆域成倍地扩大，新领地上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成为南北对抗的焦点。在自由主义占主流并且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北方看来，奴隶制早已变得无法容忍，如果再让它扩展到新领地，等于承认它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合法化，岂不成了历史的倒退？而南方也意识到，如果奴隶制不能扩展到西部，南方必将萎缩，建国初期的南北势力平衡必将彻底丧失。围绕奴隶制的南北对抗终于越出了妥协范围，南方惟有以独立来试图摆脱困境。但是正如林肯所说，联邦是不容分裂的，美国要么全部变成奴隶制，要么全部自由。
内战是两种制度的决战，自由主义的美国清理门户，一举摧毁了奴隶制——其体内的畸瘤。战后，南方完全统一到北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去，挣脱羁绊重归一体后的美国活力洋溢，生机勃勃。但对失败的南方来说，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痛苦经历。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南方的理论困境（1）
1南方的杰斐逊传统
南方虽然有摆脱不了的奴隶制，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形成和北方同样的自由主义传统。美国革命的成功是弗吉尼亚绅士和马萨诸2塞清教后裔联手抗英的结果，双方在共和立宪上也无分歧，他们领导新生的共和国长达半个世纪。更有意思的是，开国诸贤中最重要的自由民主代表杰斐逊正是一位南方人，整个南方都为他感到自豪，维护着他的传统。当杰斐逊领导他所称的“1800年革命”将美国引向更民主的道路时，南方正是他的老根据地。
为什么恰恰是一位大奴隶主成了美国民主的代言人？这若非虚伪，岂不匪夷所思？其实看来奇怪，却也不怪，事情毕竟就这样发生了。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奴隶，自由人才感到他们彼此间的平等，希腊城邦的民主也是与奴隶制并存的。在南方，奴隶主们以一种优越的主人心态表现得宽容大度，他们在主持大庄园的过程中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本领，庄园主之间有风度地平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同是社会中的上层，北方的富人必须面对一个心怀不满、易于骚动的底层。相比之下，南方绅士要安全得多，因此也容忍得多。奴隶是不容易作乱的，而下层白人由于种族优越论的安抚，也得到心理满足而与他们认同。在当时，相信白人优越与信仰人类平等似乎并不矛盾。
杰斐逊书写“人生而平等”时，也许就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心态中，他的民主理论不能以“虚伪”二字轻易处置。与其他革命领袖一样，杰斐逊并不赞成奴隶制，在《独立宣言》初稿中，他曾写了一段谴责奴隶制的话，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必须一致对付英国，大陆会议以团结为重而将其删去。奴隶制与独立宣言的自由平等理念相去甚远，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杰斐逊对此当然再清楚不过。但是对于一种如此深深编织进南方社会的历史产物，他也奈何不得。每当想起他钟爱的共和国里潜藏着这个隐患，他便惶恐不已，为他的国家感到战栗。也许他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他总算没有活到大祸临头的那一天。
革命时期，美国政治人物无论南北，对奴隶制可以说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视之为“不得已之恶”，虽容忍，却不为之辩护。制宪者们在合众国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因为他们不想冒新生联邦分裂的危险。倘若当时不容忍，南北肯定成不了一个国家。但是宪法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奴隶”一词，表明制宪者们耻于提及它，因为奴隶制与革命立国的精神完全不符。他们还在宪法中规定，奴隶的进口必须在二十年后结束。很有可能，他们是希望奴隶制在南方能像在北方一样自然消亡，因而暂且搁置，存而不论。
2卡尔洪维护奴隶制：强调州权和少数权利
到了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在美国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并且由于领土西扩，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南北关于奴隶制的冲突。虽然双方达成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和1850年的大妥协，但是问题仅仅被推迟和搁浅，从未得到真正解决。
南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前景暗淡，一是北方因为启动工业化而实力大增，二是庞大的西部已经崛起。西部由于地理自然条件和经济人文因素，更可能与反对奴隶制的东北部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南方已被逼向少数地位，再不可能与北方势均力敌，其社会结构也必将随之面临危险。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制度原封不动，南方在1830年前后开始放弃原先的立场，改变策略，为保障自己的未来作准备。
作为南方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约翰·卡尔洪是美国内战前政坛三巨头之一，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北方，亨利·克莱代表西部。卡尔洪原本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后来由于充分意识到南北冲突的严重性和南方面临的险境，不得不改变立场，为本地区的利益辩护。他死于内战前的1850年，临终前不久，他在国会的发言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断言，联邦正在分裂，已经不存在全国性的政党了，连教会也成了区域性的，原因是北方的强大打破了制宪时南北的区域平衡。北方控制了联邦政府，将关税强加于无助的南方，还不让南方平等地进入新领地。他还抱怨，从1835年开始废奴主义者不断地攻击南方体制。然而和所有自知理亏的人一样，卡尔洪只是一味抱怨别人对他说三道四，却绝口不提奴隶制本身是否应该受到攻击。
卡尔洪指出，1790年宪法刚实施时，全国人口近400万，北方只比南方多45万人。当时共有16个州，南北各8个。由于奴隶按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计算，所以北方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略占优势，但仍在南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这种平衡是当时各州愿意加入联邦的基本原因。到了1840年，这一平衡已被打破，全美总人口达到1700万，北方将近1000万，南方只有700多万，相差约240万。北方有众议员135人，南方只有87人，相差近50人。北方在州数上也超过了南方，因此在参众两院和选举人团里都占绝对优势。由于他们左右着政策倾向，南方被排斥在公共领地之外，无法建立新州，照此发展，趋势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北方。
更有甚者，北方仇视南方的社会组织和种族关系，视之为美国的污点，必欲消灭之。北方两党对废奴宣传不仅从未加以制止，反而逐渐受其影响，大众亦然，连强大的宗教体系也未能抵制，他们的这一仇视随时可能转化成行动。在北方的绝对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立法来为他们服务，而南方却完全无力阻止这个政府来摧毁南方的现存体制。联邦的纽带已然被削弱瓦解了，除武力外，将再无维系的力量，因此南方已经无法安全而有尊严地留在联邦内。应该说，卡尔洪的推理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准确地预见了事态的发展。南方确实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废奴，要么脱离。遗憾的是，他始终无反思之诚意，从不反求诸己。
诚然，卡尔洪本人还是想维持这个联邦的。他提出了几点要求，作为南方留在联邦的条件：1）满足南方对新获领土的平等要求；2）北方必须严格执行逃奴法；3）北方停止废奴鼓噪；4）修宪，以保障南方自卫权利。卡尔洪认为，美国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地区由于人数的优势而完全控制了全国政府和制度，少数沦为多数的牺牲品而无力自保，双方对立而仇视。针对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所造成的弊病，他提出“一致多数”（concurrent majorities）的理论，即全国立法必须取得各地区的多数，这是他从少数的利益出发，试图限制多数优势的策略。据此理论，他也曾建议过设立双总统制，一个代表北方，一个代表南方，各自有否决权。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如果现在不解决南北冲突，恐怕将来再无机会。如果北方不能答应南方的条件，请明说，让我们和平分手。他很无奈地表明；“我已经充分、自由、坦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可能的话，就挽救联邦，不行的话，就挽救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我已经没有责任了。”
卡尔洪从制定宪法时的背景入手，强调南北势力的均衡，诉诸州权和少数权利。他利用宪法对奴隶制的默认，强调南方的宪法权利和南方作为少数的权利，以防止北方作为多数将其意志合法地强加于他们，但他却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少数权利理论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即使在南方，拥有奴隶和庄园的人也只占白人的极少数，大庄园奴隶主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卡尔洪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已经开始背离杰斐逊，他不再否定奴隶制，但也不肯定，只是说如若摧毁奴隶制，对南方的白人和黑人都将是一场灾难。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南方的理论困境（2）
州权论的不彻底性
州权与联邦权之争是美国早期政治的一大焦点，长期骚扰着这个年轻的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