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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的李忱会去青龙寺——宪宗生前常去的地方，会在飘翥的黄叶包围中尽情地缅怀父亲；他也会在飒飒西风刮起的时候到景陵哭陵，将埋藏多年的苦痛化作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嚎。一个极修边幅的中年人竟然会如此失态地在父亲的灵前发泄；特别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磨损后，丧父之痛竟然还会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这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使我们觉得也许有必要给出一个解释。李忱是不是将自己三十年来的辛酸经历都归因于父亲的早逝，从而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虚构一个慈父形象，幻想那不曾有过也不会再有的父爱？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不那么有人情味，却是遵从政治需要得出的解释——李忱不抆的两行泪水是用来谴责他的兄长穆宗在父亲柩前欣然忭舞的身影的。它要给人一个印象：是李忱，而不是穆宗李宥，是宪宗皇帝天然的和合格的继承人。谁又能听得懂这多少带有点表演性质的哭泣其实是一句廋语，有力地、带着炫耀性姿态地强调了李忱与宪宗的父子情深。
李忱使他的时代充满了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政治生活被这种怀旧情绪深深洇染了：令狐绹能在短短四年间由翰林拜相，得益于他父亲在宪宗出殡时尽职尽责，而他本人对元和旧事又颇为熟稔；和他的情形仿佛，元和宫变中遘难的吐突承璀曾担任过神策军护军中尉现在由他的养子吐突士晔承受。如此的人事安排，可以理解为巧合，更可以理解为刻意。父亲曾任用过的权贵，现在他们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杜黄裳的儿子杜胜入门下省，裴度的儿子裴谂被钦点为承旨学士……他们在两省、在玉署、在禁军和其他重要位置上的身影，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前一段峥嵘岁月的追忆，暗示着大中朝无论君臣都与那个时代具有紧密的传承关系。所以，李忱的怀旧是一种姿态，是从形式上进行过巧妙安排的。手中紧紧攥着的一大把发黄的回忆，李忱要编织出一条绳索，使人们将他和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更紧密一些地绑在一起，绑出一种合法性来。
当然，李忱不能公开自己的意图。作为一个帝王，他不能让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公开的问题。但他的努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那个题目。这就需要我们来解读他那些难以启齿的忧虑。
解决自己非次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外，这种处心积虑的安排也许还有另一目的：重新唤起人们对君主的尊重并重建以强势君主为核心的朝廷，就象宪宗曾经做过的。鉴于此，我才将李忱的努力与文宗运用权术操纵内外廷臣僚、武宗倚重李党来提高行政效率相提并论，把它当作挽救王朝的又一方案——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李忱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李忱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李忱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可是，也许就是这个过分巍峨的自我遮住了李忱生命中的大部分阳光。
当我们看着多少神光离合的传说从眼前一幕幕演过，当我们为他的身世唏嘘、为他的坎坷扼腕，从海宁到齐安、到泉州、到泾县，万水千山地追寻他百折千回的萍踪梗迹，一直来到大明宫，我们由衷地希望看到庙堂之上依然是那个“运鞠于空中迅如流电”的李忱，那个安国寺里机锋无双、充满悟性的李忱，特别是在瀑布前睥睨万物的李忱。然而，我们失望了。数年后裴庭裕试图撰写《宣宗实录》时，他发现，大中朝的历史是由若干饶有趣味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细节合成的。
大中十年，李忱命枢密使宣谕翰林学士，起草任命萧邺为相的白麻诏书。由于萧邺此前兼领判度支，承旨的王归长、马公儒等向李忱请示是否解除他的兼差。枢密使们也许不了解从太和三年起宰相不兼领判度支已成惯例，并不需要专门请示。平心而论，他们的覆奏或许仅仅是出于谨慎。李忱却心生疑窦，觉得枢密使的用意可能在于替萧邺争取保留兼差。他断然改变初衷，改崔慎由为相，御笔亲题并交付翰林学士行文，绕过了枢密使。萧邺因此与相位失之交臂。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证。可两年后，崔慎由也罢相了。因为他深深浅浅的寥寥数语微微露出规劝李忱建储的意思，使李忱艴然不悦。他认为宰相在暗示他的老去，认为宰相正试图树立起他以外的另一个权威。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相似的例子：诗人李远没想到他的仕途几乎断送在一句“长日惟销一局棋”上，李忱从潇洒的诗句中品味出几分文人本不可免的疏懒和放旷；牛丛画蛇添足的一句话使他的紫衣得而复失；葬送马植政治生命的，说起来竟然是宦官馈赠的一条腰带，李忱将它看成内外庭勾结的铁证了；枢密承旨孙隐中更正了公文中非关痛痒一个别字，后果是被李忱逐出长安……细节，细节，总是细节。如果掸下那些浮尘似的细节，你会惊讶一册大中朝的史书尽是白页——除了某些离奇传说的记载，用董其昌风格的行书在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痕迹淡到了飘渺，飘渺到勾起一种历史的幻灭感！
李忱孤独地拿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来捶打、驯服他的臣僚，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来雕琢自己、表现自己。在许多与贞观朝相同或相近的细节后面，却少了一个恢弘的主题，少了一番全局性的关照。这使李忱的缜密沦为一种没有规划的精工细作——与民生大计、军国要策没有多少干系。
当我翻看裴庭裕所著《东观奏记》时，感觉就如在看一组凌乱的蒙太奇镜头。除了原始素材匮乏，这恐怕还别有原因：传说和细节，正是解读李忱的两大要点。它们是我们从点滴史料中找到的合理逻辑和动力。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位在冷眼和讥笑中度过龀髫年华的人具有怎样敏感的一颗心。李忱的出走其实是他生命的一个分界点：全部的历史记载都忽略了他出走前乏善可陈的生活经历，全力以赴地关注其后半生，关注一个细腻的内心世界和它最终的土崩瓦解。但正是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他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生前的，更重要的是身后的。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是他极度自卑，也是极度自尊的理由。极度的自卑和自尊，在他身上内化为完美主义气质，在对待旁人时却外化为不显山、不露水的刻薄和猜忌。也许由于每一次都象是针对某个个人，每一次又都不涉及什么重大政务分歧，李忱对官僚们的刻薄没有像宪宗后期那样引起普遍的反感。可他骨子里对文职官僚的不信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令狐绹对此有自己浃髓沧肤的感受。十几年里，在李忱的睨视下，深渥圣眷的他也汗湿重衣。
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李忱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
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李忱终于失去了他的共事者。
没有共事者的李忱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那么多的细节上。
我们曾经以为，君主的失位是长时间危机的肇因。现在，权力回归了，却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给唐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咎于我们已无缘见识那些与长安城一起毁灭的晚唐宫廷档案。可是有些相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李忱的统治下，唐的境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最为刺眼的是东南方，那里向来是很温驯的。我怀疑，已化做纸灰的档案即使有更为详尽的记载，也不足以让我们对李忱有更高的评价。因为，对当时情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唐朝其实是一本将根系分布在江淮的大树。汲取自东南水土的养分经过运河转运，维系着西北乔竦参天的最高一枝。南方持续的供养是它屡遭雷殛斧磔而不死的原因。现在残枝败叶还没有收拾了当，根部又被咥噬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运河上的漕船慢慢地朽了，江南的田园慢慢地荒了，长安的文官们在李忱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他们无所事事，习惯于虚伪地应付——当虚伪成为习惯，虚伪也就可以被视为另种真实了。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没落，从气质上，从人本身开始的没落。我们几乎能听见王朝交错的根须在泥里皲裂的声音，细如虫吊，却密如僽雨。表土下的槁腐、没有风时的凋零是使人无知无觉的，麻木的，无法带来强烈的应激反应，但终是彻底和无可挽回、不会复苏的。
唐，就这样衰朽在没有风的“宣宗之治”。
以没落为主题的故事，往往要在情节中安排一个深刻而漠然的角色来预言迫近的灾难，比如一羽升鼎的雊雉、一峰沾满泪水的铜驼、燮王宫中的老宫役孙信，或者《废都》里那个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如果大中年间也有这么一位，那一定是韦澳。关于韦澳，我们只是通过不多的文字对他有粗线条的了解。也只是在透着灵性的片言只语中，人们才发觉，韦澳是那种只有末世才有的人物，对时世有自己天然的悟性。当年，唯独他没有误读李忱。在对“宣宗之治”的一片溢美之词中，他那一句“尔知时事浸不佳乎”足以使我们超越其他的文本，也超越“宣宗之治”的皮象之说。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治史的人拿李忱聪察明断的一面来说教，进行发挥和衍伸，而聪察明断的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被忽略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位乾纲独断的帝王本应具有的进取意识，而是停留于对元和一朝表面化的模仿。所以，在元和宫变后阻止帝国政治行情下滑态势的三次努力中，这是最为消极的一次。检讨对李忱的认识，我想，他只是一位说得过去的天子，如此而已。随着李忱大渐，破败中的平静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我们确实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了，壬辰或者癸巳日，当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副使亓元实满腹狐疑地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李忱不知何时已一视不暝，尸首向东静静地躺着。
船山先生“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提法，窃以为持论过苛了。李忱到底没有走到明朝崇祯皇帝的那一步——我一直是将那个在阒无一人的空城里徘徊、在煤山的枣树枝头摇荡的一幕看作历史最悲怆的定格——尽管无论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是外部环境，李忱与朱由检均不无相似。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宣宗李忱的死亡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死亡，意味着长安的死亡。
曾几何时，长安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长安。长安的话语就是天下的风云。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朽不堪的长安越来越自说自话、自悲自喜、自鸣得意又自怨自艾起来了。连温婉柔媚如女子一般的南方也开始对长安这个久癃之夫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了，象一个长事病榻的侍妾表现的那样。文宗、武宗到宣宗，三次同属无望的努力对老迈的长安而言委实太多了。在反反复复的消耗中，长安的活力有了一个幅度非常明显的衰退、枯竭，枯竭了的长安终要衰变为行尸走肉。李忱之后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冗长的葬礼而已。
由此看来，李忱倒的确是一位与太宗遥遥相对的人物——一个精心地宣告开始，一个刻意地标志结束，联系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从元和宫变算起不到三十年内，李忱是第三个死因与炼丹术有关的天子了，而他对伏火丹砂的迷信尤其值得玩味。时值晚唐，内丹术与不重符箓斋醮重心性的上清派正逐步成为道家的主流，而滥觞于前汉、大行于盛唐的外丹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实践后已不可逆转地趋于式微。人们对铅汞毒性和虚妄的尸解谬论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理性精神鹤立于末世的李忱却别有深意地选择丹炉寄托他的灵魂。简单地将这个选择与先前诸帝对金丹的一贯嗜好一体看待，是不能很好地诠释其中的深意的。李忱御极的时候年届四旬，唐朝不少帝王都没有能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已步入生命的黄昏了。一个狡猾的术士在预测李忱的帝王生涯到底有多长时，故意混淆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诱使他产生错觉，错以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避免王朝走到山穷水尽。
说不清李忱是渐悟，还是顿悟。不过十三年的时光已经足以使他看穿方士的语言伎俩，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看透官僚的颟顸和局势的糜烂。单纯的集权作为一种救世的方案并无验效，而重新设计和实施方案的信心更早在此前就消磨殆尽了。更遑论，李忱可能根本没有那种素质超出细节去把握百弊丛生的全局。情况就是如此，谁又能从容面对满目狼藉？可以想见，一个曾经参禅悟道的沙弥，会昌灭佛后重兴释教的法力无边的护教者，是带着怎样落寞的表情转过身，跌坐在铜釜前，背对那一步难似一步的境况。
炼丹术，包括整个道教的道德态度都是构建在个体主义伦理基础上的，依靠个体的绝对宇宙化、自然化去实现其追求，而非立足于现实社会结构与社会目标之上的。所以，由禅入道，其实是李忱将普渡众生的若大情怀置换为寻求个人超脱的狭隘追求这一深刻转变在宗教信仰上的体现罢了。连这种追求多少也是消极的。与其说李忱想从炉火香烟中找寻一条羽化升天的路径，不如说他用铜釜炼就了一个在死亡之前就可以撒手不管的理由，炼就一枚不能致人长生便能致人死地的伏火丹砂。我不知道李忱在服药瞬间是否带着一丝“求仁得仁”的快慰，但看起来他是准备将孤独进行到底了——就如海德格尔道破的那样：“死总是自己的。”
经历了九曲十八弯的艰难后，他还是永远地放弃方向而得到解脱了。难怪《庚溪诗话》会把“瀑布联句”视为谶语：一种奔向大海百折不回的豪迈，终归还是换做一腔心事付诸东流的无奈。
水声石响，一句“终归大海作波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