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舞衣和中和殿千重万重的白幡素幔构成何其怪诞的对比，只是恍惚地感觉到自己真的在急管繁弦中离那些百无聊赖的黄昏越来越远了。想到这里，他甚至忍不住纥地笑了。轻薄的笑声穿透了梓宫，使棺柩里污浊的空气微微地泛起波澜，一如淤塞的池塘，死水裹挟着暗绿的千年藻苔一漾一漾的。
我想，少年的嬉笑包含着不加掩饰的真。因为心确实没有悲戚。在他眼中，那个刚入殓的大行皇帝不过是另一名游戏者。兴尽离场的游戏者是不会也不需要悲伤的。更何况，正是他的出局为自己的入场腾出了位置。李湛永远不会懂得，父亲的肉体放纵羼和着政治上完败后的无奈。声色歌舞尽可以化作骤风繁雨充斥着他的最后时光。但是只要游戏有些微间隙，生命底里的苍凉便又从肉体欢乐中百折千回一缕不散地透了出来。所以穆宗带着自我怨怼的狂欢是不彻底的，有明确的悲剧意味，也就永远无法接触到快乐的本质——一样的游戏有两样的体会，是因为少年还没有长大，没有长到可以荒凉的年纪。宫廷生活角色的转换对他来说，也就仅仅意味着一种更为繁复游戏的开始：在父亲发神策军两千疏浚鱼藻池的四年后，少年发诸军丁夫二万人开凿了凝碧池；父亲热衷于蚩尤戏，少年也好此道，还自内府出万钱在大内组织相扑朋；还有驴鞠、杂戏和龙舟……他的加入使大唐宫廷的所有游戏不仅没有因为父亲弃世而告终局，反而以更大的规模热热闹闹地展开了……中和殿百支红烛如果摇曳，那是少年借着入夜后的凉爽蹴鞠；飞天翩然往来于幽谷般肃穆沉静的三大殿，那是百尺竿上伎女石火明和她的五个养女持戟挥戈舞破阵乐曲；凝碧池渌波和杨柳岸边美人的笑声荡漾了，那是为少年捕鱼的一千神策军卒在洌滟水光中上上下下，象一千羽鸬鹚。
无怪乎《旧唐书》也认为，“以文惠骄诞之性，继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无论从那个方面看，李湛都是穆宗最为合适的继任者。但对王朝来说，那不过是不堪承受后的依然故我。
在无限热闹中，无限清冷地安放着天子的御座旒扆，空空如也。
日夜不息的游戏委实消耗了少年天子太多的精、气、神，以致于他经常不得不在早朝时高卧不起，听凭文官们携带着多少军国要事侯在寒冷砭骨的五更风中。即使他偶尔问政，也象没有一样。一个缺乏必要政治训练的孩子根本没有以自己的意志有效干预帝国政治生活的能力，而童趣盎然的脸孔又妨碍他恰如其分地履行礼仪上的偶像职能。
这就是宝历一朝。一个从时间上讲，短到可以忽略的段落；从历史叙述的逻辑上讲，也可以。因为宝历不象元和十五年以降的三年，连续地集中展示了帝国衰弱和解体的一种自然过程。但是我仍然愿意浓墨重彩地涂抹宝历朝印象——我把这两年时光看成一种极端状态，是集权中央高度弱化的一番历史表达，是环环相扣的情节演绎到极致后一个很有表现力的静止特写。
我们完全可以将李湛概括为一个纯粹的游戏者，可是他的时代却要用一个放空的御座来表征。两个意象揭橥了一对矛盾——个性与制度。
在隋末四起的烟尘中，一个强健的创业者开创了崭新王朝。他八表经营并希望自己的成就传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种强烈生命冲动被转化为一个异化于生命个体的外在制度体系。无论他的生命支脉如何繁衍、分裂和变异，那些被选择出来作为他精神和社会地位继承者的后代们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个体系。从接受，甚至是预备接受这个硬指令起，他们就失落了个体生命的本真面目，成为整个制度体系所不可或缺的最高表决机构。御座和作为其基石的历史官僚制帝国制度内在地要求个性的内敛。这与游戏者个性张扬，及其对生命本原性快乐的追求有着根本冲突。我们不能忘记，帝国制度是精密而僵化的，一但确立就按着既有的方式作惯性运动，制度和运作制度的人都缺乏足够的调适能力。所以，抵牾的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迁就的程度。遗憾的是，李湛所作的迁就极其有限。或者说，他压根没有意识到迁就的必要，自发地试图保留生命的自在状态。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且在维护政治制度的大臣们看来，属于一个道德问题。史官们做了一个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判断：宝历不君。也就是说，宝历天子李湛违背了“君君、臣臣”这一基本伦理规范——当整个政治制度在理论上以道德为其基点，个人不能适应它就意味着不道德。皇帝也不例外。只不过对皇帝不道德行为所激发的社会反应，不是惩戒，而是劝谏。尽管皇帝在形式上是不受制约的，但事实上不同的社会群体——宗教和文化精英、贵族，特别是官僚都有让皇帝对其负责的要求。他们当然不会坦率地说出来。在中国，他们总是声称皇帝必须对无所不在的上天负责。可上天的鸾音鹤信终归是由官僚们来传达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斟酌天命的具体内容。如蝇如蚁般地聚集紫宸门外的满朝朱紫可能从来没有指望过那个其实可有可无的孩子来扮演一个无所不能的主人公，但是他们毫无疑问希望他能进入他们预先设定的那个角色，最终在扮演那个角色的过程中泯灭他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个性，成为芸芸众生名义上的庇护者、权力机器形式上的操控者和道德生活的表率……是的，就这么多。
劝谏是使皇帝服从的方法。不幸的是，官僚的两面性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毫无疑问是将劝谏当成了表演的机会——枯燥的道德说教在延英殿的空气中嗡嗡作响，陈词滥调如雪一样落在御几上，一名又一名谏议大夫或其他言官出阁至金吾杖待罪，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魏徵，甚至是比干的表情……讪上沽直，以帝王的道德导师或道德的无畏捍卫者自命，这是他们唯一有把握的事情。帝国制度的内在要求与皇帝个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外化和异化为一出出对古代苦谏故事的刻意仿效。李逢吉的爪牙刘栖楚大约是其中表演最到位的一个。在殿堂上，他作足了一副预备死谏的架势，激昂的声音震得淤积在公寝里的空气沉渣泛起。可是，在刘栖楚高八度的声音里我们却隐约听到他的后台李逢吉正悄悄地用柔媚的音调在天子耳畔絮絮而谈，对他悉心维护。这使我们对刘栖楚的气概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一个俯身为人鹰犬的小人物通过廉价的箴谏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人格上的优越感、赢得了社会和历史的认可，由拾遗而起居郎、谏议大夫、刑部侍郎——短短数年，出身寒微的镇州小吏瓦釜雷鸣，甚至以词气欺凌宰相。于是，李渤、高釴、张权舆……还有李逢吉，竞相哓哓上陈。连李德裕也来凑趣。远在浙西的他将精心编撰的闳篇大论堂皇地书写在进献的六幅玉屏上。按照他的愿望，《丹六扆箴》会把帝王所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连同进献人自己道德维护者的形象一道树立在数千里外的太极宫或大明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丹六扆箴》之三正是“罢献”——除了彰显自己以外，我怀疑他们还能有其他什么目的。
也许裴度是一个例外。只有他在使用一种以孩子为对象的话语。同样是请求皇帝勤政，他显然要心平气和得多：“陛下月率六七临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贼臣皆耸畏……今方居盛夏，谓宜诘旦数坐，广加延问；漏及巳午，则炎赫可畏，圣躬劳矣”，因此裴度希望他能早些起床，坐朝听政。这当然包含着哄骗的成分，但正是哄骗的话流露着刘栖楚们所没有的真挚——我所说的真挚，是指唯有裴度的言语少了对自己的刻意表现，却达到陈说的本来目的——无论是临朝视事还是巡幸东都，那个身着衮龙袍的孩子都能爽快地接受裴度委婉的意见。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裴度人情达练、世事洞明。他的许多同僚不缺少这一点智慧。但是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
无法在历史上扮演挽狂澜于即倒的角色，文官们便很稳妥将自己装扮成先贤在本朝的化身，用皇帝的冥顽不灵来衬托自己的忠诚与明智。少年天子不过是他们将自己塑造成骨鲠之士的道具——有时候，我想，李湛逃避临朝视事的义务是不无道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御门听政和御门听戏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看官僚们做戏罢了。文官们忘了进谏的本来功用，而将它作为戏剧的表现手段。他们的表演完全符合为舞台艺术那种通过夸张而被辨认的标准。表演又显然不是为了给李湛看的，主要不是。因为无聊无益的政治活动是吸引不了对游戏有着广泛兴趣和多方面实践的李湛，他们不能指望一个沉溺在层出不穷的娱乐中的孩子能体会他们倾情演出的道德主题。可他们懂得，逼真的表演可以使人们忘记角色和表演者的距离。只要历史的叙述者们忽略了官僚们沦为倡优这个前提，他们表演的内容就会取代他们进行表演这个事实而成为历史。传统上，历史一向是叙述者的历史。官僚们明白这一点，所以历史的叙述者成了这种表演的主要受众。表演者在注入符号的过程中（表演就是注入符号的过程）获取了纯粹个人性的利益，同时历史性地将自己变成了道德符号。
当然，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做作的表演，至少他们以为不需要。他们就是焦点，可以从任何舞台的传统程式里脱离出来。比如裴度，他没有依靠话语来强化自己的历史形象。因此他可以更从容地言语，而不是为言语所左右。他的话，写进史册也许少了一分铿锵，放在具体的情境下却把那个年代的虚伪和矫情衬得明明白白。
虚伪和矫情在官僚集团中的泛滥与此类行为基本上是不需成本有很大的关系。明朝的皇帝无时不刻地运用高压手段来限制官僚们的过火表演，使得进谏者不时要将自己的背臀裸裎于午门外，领受有时候会是致命的廷杖——所谓“身败方可名振”。宝历朝的文官比起他们要幸运得多。大多数时候，少年对文官们的喋喋不休听之任之。如果说大明诸帝对进谏者无情弹压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的潜在敌视者，那么少年的放任态度则与他本来就是道德的漠视者有关。对道德的冷漠，甚至不知道德为何物，使得他也许厌烦，但并不痛恨此类表演。虽然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可他不会象嘉靖皇帝祖孙那样对文官的矫情有一种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刻骨痛恨。在整个宝历朝，没有什么官僚因为自己的罗嗦而受到像样的惩罚。相反，他们的自相标榜倒常常使李湛无可无不可地给他们的表演发放赐钱，就象对优伶一样。
不过，少年有时候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官僚们的鸹噪。宝历元年十一月，拾遗张权舆——一个人品、能力皆无可观的小人在知道天子准备游幸骊山后又伏在丹墀下慷慨陈词了：“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可以说，他的言论简直比韩愈那道著名的《谏佛骨疏》语气还要过份。韩文尽管辞气生硬，终究还有些忌讳。张权舆就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不过，他还是被漫不经心地放过了。李湛煞有介事地说：“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然后扬长而去了。比起父亲在元和十五年幸华清宫时从复道偷偷摸摸地出城以避开在延英门外跪谏的官僚，李湛要洒脱得多。我简直可以想像出张权舆目送御驾绝尘远去时上会是一副怎样哭笑不得的面目。他的伪论证一下子就被少年戏谑式的实践推翻了。从骊山归来后皇帝还不忘挖苦张权舆们：“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每当读到这一段记载时，我总有忍俊不禁的感觉：在李湛孩童式的狡黠面前，成人的话语哪怕旁征博引，或者骈散相间而具有诗的质地，都显得何其迂腐可笑。
当这迂腐可笑的劝谏日渐成了可以赢得冠绝一时的直声而又没有多少风险的政治投机时，为了取得更为惊世骇俗的效果，它甚至以一种暴虐的方式进行。当刘栖楚遭遇少年天子在与一名小宫娥嬉戏调笑时，他手中的牙笏毫不犹豫地朝女孩的面门砸了过去。女孩死了，刘栖楚却出乎意料地免于刑罚。直到此时，少年仍没有想起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惩罚那些他欢乐的破坏者。面对这样一位道德观念和权力意识均告阙如的君王，道德羽翼隐蔽下的铁爪钢喙寒光乍长。它用一个鲜活生命的血和肉破坏了少年不合道德的快乐，却展现出成人世界的悖逆状态——以非道德的方式强调道德，由不道德的人来维护道德。
我的感慨并不仅仅针对横陈在刘栖楚面前那如花似地枯萎了的生命。许多关于宝历时代的文字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些竭力将少年天子拉回御座上来的人其实正有效率地利用御座放空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排揎、驱逐翰林学士李绅靠的是不堪推敲的谎言，甚至公然在改元大赦的文字上作手脚；构陷裴度借助的，不就是“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的童谣图谶和裴宅地占冈原的无聊编派。种种浅白的手法完全没有了玩弄权术所应有的智慧和隐蔽，带着点敷衍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君主缺位的时代，那些为了避免受到君权干预而作的精心安排可有可无。可见，劝谏时的郑重其事所反映出的对皇帝的重视都是假相；对少年骨子里的轻视才是真情。于李湛而言，重视或轻视倒是都无所谓。官僚们无视他存在的同时，他也无视官僚们的存在。他无法进入官僚为他预设的角色，而官僚们也从不参与他的游戏。如果官僚们坚持将他从游戏圈子拖入政治领域，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孩子气地胡闹一番，将成人的话语，连同成人的世界搅闹得乱七八糟。
这样的乱，可以外化作金鸡之下等候大赦的御囚遭受的一顿乱棒，可以是胡乱花费对帝国财政来说弥足珍贵的盐铁进项，甚至表现为中书省的印宝玩笑似地消失和重现。没有“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诗意怅惘，没有“坑灰未冷山东乱”的直观和暴烈，却也不是剪不断理还乱——没那么复杂。它就是肃穆和闹剧共存所产生的些许错愕感、儿戏对经典政治的解构，是内心的无所适从夸张的外部表露……说到底，是一种与历史官僚制帝国既有体制不相匹配的幼稚。如此的幼稚现在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形形色色的目光中，特别是藩镇犀利的目光中。比之于长安的闇君庸臣，那些久历风雨的镇将们无疑显得老到、泼辣，他们完全能掂量出一个孩子的分量。在遥远的深州，王庭凑一派视若无睹的模样，他残忍地处决了一个效忠朝廷的臣子被扣为人质的全部家眷；幽州的朱克融用挑剔的眼光翻检着朝廷赏赐的春衣；而徐泗的王智兴则若无其事地贩卖着数以万计的度牒。也许他们目光有些微差别，可包含的轻蔑和嘲弄的成分简直都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了。如果说河朔桀骜不驯由来已久不足为奇，那么一向臣服的泽潞和横海也欺侮朝廷更清楚地说明：与中央权威的沦丧相对应的是地方分裂倾向的进一步加强。
甚至市井，也和藩镇一道嘲弄起朝廷来了。长安染坊的染工张韶竟然在一个卜者的教唆下纠结百余人，将兵刃藏匿在一车紫草里，闯进右银台门后直趋清思殿。正在蹴鞠的李湛被撵得仓皇鼠蹿，没命地逃往神策军。“张韶之乱”绝对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