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五
拓跋宏一直怀有一统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天不假年，壮志难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即含恨而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对他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他在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与检验，特别是习俗的变更，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北魏的汉化改革在初期即开始潜移默化地施行，在冯太后与献文帝手中，这种改革已变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将它推到了一个极端，而等到结出之果，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孝文帝拓跋宏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个性鲜明、习俗独特的鲜卑民族不复存在，全部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政策，鲜卑民族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难道说，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为代价吗？
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在一个开放而交流的世界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又能接受先进的文明成果？
这实在是一些复杂难解而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且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的深处，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西晋时期，看看“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命运。
在那天昏地暗、长达一百三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中，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可以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建立起一个帝国。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民族都先后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然而，在经过一番残酷血腥的战争较量之后，匈奴、羯、氐、羌这四个民族的领导阶层几乎全部灭绝，剩下的普通民众，也消失在人数众多的汉人之中被同化得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难以找寻了。剩下的一个鲜卑族，先行定居中原的几个部落，也跟其他四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其实是后来在北部崛起的，它并未参与前期的五胡乱华“大合唱”。就是这支剩下的鲜卑拓跋部，也在孝文帝的彻底改革之后于一个世纪之内被汉族完全同化，不复存在了。
凭借刀光剑影的武力让其对手消失，这一过程及其结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而让后人费解的是，以鲜卑拓跋部为开端，为什么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胜利者也总是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族之中了呢？
如果我们以鲜卑拓跋部为个例稍作分析，也许会获得一定的感悟与启示。
拓跋部崛起于北方，体魄强健、粗犷剽悍、长于骑射。在冷兵器时代，骏马的神速、弓箭的远距离射程及强健的体质使得拓跋部的军事力量位居一流，在与中原农耕的对垒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如何才能长期、有效而稳固地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汉人，这是拓跋部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前此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吸取，只有自个儿地逐步摸索。拓跋部可以在马背上以武力夺取天下，却难能用过去的军事模式治理天下。他们面对着的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耕生活，不可能将脚下这块广阔无边的华北平原变成过去的游牧之地，况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只有依靠并振兴农业才能获取粮食、解决生存危机。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的先进，、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虽然构成互动的关系，但又相差有别，难以形成同一梯度的发展水平。鲜卑族不可能将过去那种野蛮落后的强加于中原汉族先进的头上，除了学习、改革与适应外，别无他法。而往往是一个整体，是“道”与“器”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农业耕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拓跋氏所面临着的中原汉族封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这种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顺应这里的气候、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较能适合于他们生存的传统文明。鲜卑拓跋部既不可能用过去的游牧统治中原，也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异质文明加于汉族人民头上，因此，学习、吸收并接受中原汉族传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如若不然，他们只有退回遥远的荒漠继续与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为伍。
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剽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外来的吸收，人们当然是想择优从之，舍弃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华哪是糟粕，一下子确实难能分清。再则，往往是一个整体，金玉与泥沙并存，难以“条块”分割。关于的扬弃这一古老的课题，不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时间内三次南征，也许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阳刚之遗绪，一举荡平南朝。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后去，拓跋部将会日渐柔弱，战斗力会更差。如不早日采取行动，一统天下的宏伟志向恐怕就会成为梦想。然而，强弩之末无法穿透铠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结果落得个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虽然夺取了淮南之地，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过南朝的实力有所削减，变得旗鼓相当，从而拉长、延续了南北朝之间的对峙与僵持状态。
三、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民族，是一个范畴，它指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综合共同体。这里，地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条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饮食结构，它们决定了各各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长期的经济生活必然形成一种较为凝固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旧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鲜卑拓跋部如要永远保持昔日的勇武质朴，除非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区域才能做到。
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冯太后听政时时，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在平城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而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那块重要的地方。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呈现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因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六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共有过四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从夏朝开始，历经商周秦汉共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这是华夏民族与周围各民族的一个高融合期。在这一时期内，华夏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将东夷、胡、鬼方、西戎、三苗、越、狄、巴、乌孙等多个民族融于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次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民族的迁徙与演变呈对流状态，即一部分汉人迁往周边，而周边的少数民族或是由于汉人的强迫与邀请、或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入侵，总之是一批批地涌入内地。而导致的结果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被汉族的同化与消失。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大致发生在宋辽金元时期，其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又有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融于汉族之中。
第四次发生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及中华民族的基础。
据有关气象资料表明，中国五千年来共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左右。气候寒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举步维艰，他们不得不南下劫掠入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期正好与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的北方狄人大举南侵，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族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清廷入关。
颇有意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侵，大多类似气象学上的寒潮，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南部积聚，形成高压冷气团蠢蠢欲动。每遇中原王朝衰微或内乱，他们就如低气压铺天盖地地长驱南下。中原越衰弱，塞内越混乱，他们南下的速度也就越快越深入，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游牧民族南犯之前，他们全被中原之主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并蔑称为“夷”。而一旦这个突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中原之主后，它的北边必然出现一个与它从前同样落后、同样野蛮的民族，然后又是新的一轮的入侵与改朝换代。比如北宋遭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侵凌，辽则被女真族的金朝所灭；而金朝又被后起的蒙古族灭掉，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又由后起的清廷入主。蛮族每一次入侵，都给中原农耕带来一场巨大而惨痛的浩劫，而精于耕强、头脑发达、体质柔弱的中原民众怎么也斗不过如洪水猛兽般的游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