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1）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贯注了类宗教性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他们眼里，世界就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来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国，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在过于急躁的西化努力受挫后，马上又迎来了中国专制主义、愚昧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文化大革命”。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青年时代的恭亲王奕訢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集中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开启了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充满了绝望、亢奋、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凤凰涅槃式重生的悲剧。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更少个人算计。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以老成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们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2）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彻底对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担负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的后期，他也已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一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次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那时起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任何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长年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退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并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他已经没有了内容。光绪朝的吴永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吴永《庚子西狩从谈》）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却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皇帝：最不幸的人（1）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组成的宫殿供它居住。
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它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它的吃喝拉撒睡。
它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它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它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鸡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要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旱两陆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